以毒攻毒:犯罪控制的风险模式

以毒攻毒的犯罪控制是与传统的"以药解毒"的犯罪控制相对应的隐性模式。"以毒攻毒"蕴涵着"正邪转化"的哲理,自古以来就被我国统治者所重视并采用。在实践中存在着四种以毒攻毒模式,每种模式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变异的风险,即不仅不能解毒,反而损害机体自身。因此,以毒攻毒的控制模式实质是风险模式,有必要提炼出引发风险的相关因子并设法消除,保证这种风险模式能够取得正向收益。     

群众治安积极性刍议

群众治安积极性是群众为满足其基本安全需要而形成,并作为追求社会性需要的动力存在,是公安工作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群众治安积极性与群众治安意识相联系而又区别.公安工作不仅要提高公安队伍、民警的工作积极性,更要将群众的治安积极性调动起来,从而更好的进行社会治安防控.社会转型时期影响群众治安积极性发挥的因素很多,如何提高群众的治安积极性始终都是公安工作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     

对违纪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制度评析

《公安机关实施停止执行职务和禁闭措施的规定》从法律上确立了对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合法性。警察禁闭是警察内部对于有严重违纪行为的人民警察所采取的行政措施,无论是对于警察自身素质的提升还是对整个警察队伍建设都有着积极意义。目前,我国对于该规定的具体实施仍存在不足,需尽快加以完善。一是要从法律层面完善警察适用禁闭措施的规定;二是要有效开展禁闭措施中的警务督察工作;三是要对适用禁闭措施的警察建立心理疏导制度。     

历史·范式·结构:犯罪学中的风险开示

在20世纪末,风险已成为占据主要支配力的问题处理方式。对于犯罪学来说,关于风险的争论已经贯穿在研究的全部范畴内。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经历了从隐性到显性的知识发展。在犯罪控制范式转变中,风险的规制、维控与治理与犯罪的预防、控制与治理分别对应而形成了以回抗、维控、化解风险压力为导向的控制结构。同时,作为犯罪控制结构要素的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任一环节的自反性都将使犯罪控制的运行超出设计初衷而出现风险性。犯罪学中的风险理论是犯罪学与风险学科的交叉研究理论,也存在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在犯罪治理中的适用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议性问题。由此,风险议题在解决我国司法实践难题时显得尤为重要。     

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对我国警务改革的启示——以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为视角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指导西方行政改革影响力最大的流派.分析这两种理论并以此为参考,借鉴到我国公安机关警务改革中,确定一套普适性的警务总体改革方向和理念,具体改革由地方到全国,允许在大方向下作适当调整,使改革顺畅进行并取得成效.     

论廉政前端风险的形成与管控

传统观点认为廉政风险存在于公权力运行体系之中,但却忽视了个体社会化进程中自我控制能力的养成、社会观念的隐性储备与准"腐败"行为首次生成等变量对最终腐败行为的作用机制。完整的廉政风险应由前端风险与本体风险构成。公务人员入职之前的个体社会化失范所引发的对个体犯罪性的高度盖然性是廉政前端风险的风险源。因此,有必要从家庭、教育、文化、准入四个层面进行廉政风险干预,防止个体犯罪的盖然性转化为廉政前端风险。     

制造意外事件型杀人案件的侦查分析

制造意外事件型杀人案件就是行为人通过故意制造意外事件以杀害被害人的刑事案件的总称。该类案件具有极高的刑事案件假象特性，并有不同于其他相似杀人案件的特点，对该类案件的侦破难度相当大。因此,如何制定一套针对该类案件的策略与措施是急需解决的难题。     

犯罪控制的结构性风险解析

由于犯罪控制自身结构风险性的存在,犯罪控制体系并不能有效治理犯罪,或者成为引发更多犯罪的制度性风险源,或者导致控制效益的低下,甚至演变成犯罪控制的危机。结构性风险由控制主体、控制措施与控制客体的自反性引发,因此,从这三个方面解析当犯罪控制在运行过程中违背了制度设计的初衷并直接或者间接地产生了不利于安全与秩序的最终后果时,该犯罪控制体系就存在结构性风险。     

误区与规避:我国警务改革的理性反思——兼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本土警务适用性批判

警务改革不是潮流、不是跟风,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公安机关对警务模式、警务运行机制、警务机构设置等能够构建最优化警务制度的探索从未停止过。但处于探索阶段的我国警务改革在改革动力上、改革的顺序上、改革的重点上以及对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借鉴上都出现了误区。那么,构建民生警务改革机制、确立自上而下的改革顺序、将内部改革与外部改革同步进行以及理性的、有限度地批判适用西方理论就成为规避误区、顺利改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