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视角的探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管理体制暴露出许多问题，寻求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管理领域的均衡点，实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中的社会协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我国社会管理体制走向多主体，多元化治理的社会管理新模式背景下，实现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各系统、各部门、各阶层的协同必将成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所在。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社会资本理论，为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实现社会协同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群众团体在新时期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困境及对策——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为例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社会管理主体从重政府作用、轻多方参与向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型的社会共同治理转变。要按照＂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主体多元化的体制改革。其中,群众团体是社会协同和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主体之一。本文将以计划生育协会为例分析群众团体作为社会管理主体面临的一些体制机制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和社会呈现多元化发展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两个基本现象,在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上要客观地构建起一个多元化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组织一起整合协同的功能优势。能够有效对市场调节失衡等不足进行有效的补充,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政府宏观调控失灵的现象,其逐渐成为协同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目前各项保障机制还有待提高,我国的社会组织面临着缺少制度的保障,资金供应能力不足显示出的困境,使社会组织很难真正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在未来,如何拜托国家制度的限制、充分整合社会各种资金和资源,构建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有效保障措施,是社会组织想要走出困境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社会管理视域下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

现阶段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已成为我国社会管理必须直面应对的重大挑战。转化和提升弱势社群的社会功能需秉持多元共治理念，包容国家、社会、个体不同支持主体，构筑立体社会支持系统，强调彼此之间的分工、协同与合作，充分发挥多元主体的资源。     

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社会建设的辩证关系

近些年来，随着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快速转型，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人们的利益预期和诉求也普遍提高，中国社会已进入社会矛盾和风险的高发期。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在党的文件中不断提到社会管理、     

社会纠纷解决中的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

福柯的权力场理论认为，权力是一种生产性的互动结构，权力致力于生产、培育和规范各种力量，权力及其主体是多元的。“维稳政治”的本质是“（国家）权力维稳”，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对社会纠纷当事人进行胁迫与压制，其结果是越维稳越不稳。“治理政治”要求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社会纠纷解决的权力机制必须多元化、多样化，社会权力应当成为社会纠纷解决的基础性权力。在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是一种良性互动关系，不是命令与服从、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作用探讨

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协同社会管理的作用,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完成艰巨繁重社会管理任务的必然选择,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的重要途径,彰显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积极功能的迫切需要。针对现实制约因素,应采取切实转变观念、形成正确共识,加强多方联动、提升协同能力,推进改革创新、健全体制机制等基本思路和措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增强社会管理合力和实效。     

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探论

区域社会数字治理以数字信息为支撑，全面推动数字技术与区域社会治理方式深度融合，使数字化转型这个“最大变量”成为驱动区域社会治理的“最大增量”。在区域社会协同治理中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数据动态分析，能够重构区域社会治理范式，促进线下线上融合的协同治理创新，推进区域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机制的创新、制度机制的协同，以整体性和系统性思维应对跨域数字治理的复杂性。在探讨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必然性和基本特质的基础上，可从进一步优化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结构、构建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的规范体系、夯实区域社会协同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支撑等方面探寻区域社会数字化协同治理进路。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机制与对策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不仅需要政府发挥其应有作用,更需要最大限度地整合社会资源,激发社会活力,使广大公民有序参与到社会管理创新的过程当中。文章分析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含义,探讨了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动力机制、利益诉求表达机制、政府回应机制、监督机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强化服务型政府意识,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明确政府角色定位,构建社会管理的多元化主体;加强宣传教育,强化公民参与意识,提高公民参与能力;加强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制度化建设等建立健全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对策建议。     

从基层社会入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基层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根本,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与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矛盾调处以及社会多元化的特征相适应,为反映这些要求,必须具有开阔的思路:构建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促进多类资源向基层倾斜;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变管理为管理与服务并重;建立健全社会管理政策实施所依赖的基础制度,形成高效的矛盾化解机制;完善基层组织构架,巩固基层组织基础。沿此方向不断努力,一个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参与的新的社会管理格局就会形成。     

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作用探讨

本文从建设社会信用体系是发展市场经济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入手,阐述了起步阶段的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要由政府协调和引导,及政府在该体系建设中的具体作用.最后从政府也是社会信用活动参与者的角度出发,论证了政府守信和相关约束监督机制.     

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社会企业生产要素社会性变革及其制度优势

社会企业通过市场机制参与社会治理的行动根植于经济嵌入社会的关系之中。生产要素本身具备多种属性和功能,长期以来商品经济理论对生产要素的单向商品化使用,造成了经济与社会、文化等非商品化属性的隔离。正如波兰尼所言,土地作为自然存在,劳动力和企业管理者作为社会人,本身并不是生产出来供销售的商品,资金使用的信用、信任和合法认可也不能作为商品去生产。因此,重新审视经济行为的目的,可以发现社会企业的发展动因。社会企业以社会企业家精神为内生动力,以企业家管理才能为社会目标通向经济行动的镶嵌通道,通过制度创新改变社会问题,并运用社会管理技术系统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将组织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对推动良性社会运行具有积极的作用。     

论社会中介组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经过了20多年改革，中国社会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类社会中介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在数量和种类大大发展的同时，其组织独立性明显增强而合法性也日益得到确认，在中国社会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功能和职责，也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来越直接和频繁地与之接触或交往的对象。中国的社会中介组织将同政府部门和市场部门一起，直接决定着整个中国社会在新世纪里的发展。     

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历史变迁与深化改革

与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相适应，我国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经过了高度一元化社会管控阶段、传统管理体制逐步解体、残补模式和现代社会治理四个阶段的变迁，并在管理理念、管理目标、管理主体、管理体制机制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呈现出规律性的演进特征。按照新型社会管理体制模式的要求，深化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在凝聚社会共识、转变政府职能、发育社会组织、创新运行机制、完善社区管理等方面实现突破。     

社会动员问题研究:以群防群治为视角

群防群治运行机制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安全防范的需求,必须在新的理论支撑下进行实践探索,以寻求新的组织形式和运行机制、管理模式,其创新的理论基石是社会动员理论,通过对主体、内容等创新,使群防群治重新焕发生机。     

民间商会的绩效与发展——基于浙江省温州市的研究

基于浙江省温州市行业协(商)会的问卷调查及利用SPSS工具的统计分析,对近年来温州工商行业协(商)会的绩效与发展进行了多角度的分析与比较.通过分析与比较,得出:温州商会在整体上呈良性发展态势,其行业管理职能的总体实施情况较好,但不同行业之间的商会职能在履行上有差异性,各项职能的发挥程度在不同行业之间也有所不同;无论是协会组织还是会员企业对行业组织的评价都较高,未来预期也较高;近年来行业协(商)会的市场化、民间性、独立性、自主性特征表现明显,并不断得到增强;行业会员企业对行业协(商)会的支持率普遍较高;政府对行业协(商)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行业协(商)会仍对政府有较大的依赖性;行业协(商)会的治理机制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能够促进社会力量蓬勃发展的社会管理体制,是民间商会得到快速、健康、持续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马克思主义利益视角的社会稳定及政府控制

从利益的视角审视,社会不稳定的最大诱因是利益分化所造成的利益对立与利益冲突.政府维系和实现社会稳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利益调控弱化和消解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当代中国政府控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政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利益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构筑一个良好的社会稳定机制.     

Reforming Social Services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Contracting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in the Non‐Profit Sector

Contracts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along with the concept of consumerism, have become the fundamental metaphors for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and key changes in the public service. ‘Doing well while doing good’ and finding generally acceptable accountability measures for social services have become the perennial aspirations of planners, service providers and funder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ntingent factors and rationales behind the quality movement and recontracting exercise in reforming the delivery of personal social service programs in Hong Ko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New Public Management (NPM). It explains the use of long‐term relational contracts rather than the standard business contrac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s funder and non‐profit organisations as service providers. It also deals with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among quality issues, quality standards, consumerism, accountability, performance indicators, an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经济全球化与发达国家的政府治理范式创新运动

90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旨在构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政府治理范式运动，以便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增强国家竞争力。本着重分析了这一运动的基本内涵、兴起的动因及其理念取向，目的是把握经济全球化时代政府治理范式创新的大趋势，以便为我国行政改革理论的完善和行政改革实践的推行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