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清末的司法机构改革

以司法独立为目标的清末司法改革,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新型司法机构,为清末司法转型奠定了基础。本文试阐述清末司法机构改革的具体内容,论述从中央到地方的机构转型,展示其对清末法制变革的影响,并探讨其对当今法制建设的有益经验。     

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司法改革理论

司法改革理论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引领新时代司法改革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指导思想。这一理论由司法改革目标论、司法管理体制改革论、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论、司法机构职能改革论、加强人权司法保障论、司法职业制度改革论、司法改革方法论等理论构成,是一个内涵丰富、体系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司法改革政策措施背后的哲理、政理、法理,包含着一系列蕴含法律哲理、法治公理、法学原理的司法名言金句。     

改革中的阳光司法

“没有公开则无所谓正义。”作为法治社会普遍遵循的一项重要司法原则,司法公开是落实公正廉洁执法、实现司法民主、保证司法廉洁、确保司法监督的重要手段,在几轮司法改革中都列入重要的改革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日益向社会敞开司法大门、让民众接近司法、知悉司法活动、不断增强司法透明度的历史。     

司法改革的价值向度——民本视阈下司法改革进路之分析

由于司法改革过程中司法的制度建构和运作与社会公众认知上的疏离,一些司法改革举措往往缺乏社会公众的认同与支持,使司法改革时常陷入一种合法性焦虑之中。在当前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时期,公众对司法改革的合法性认同具有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回顾和反思已然的司法改革和实践,在很多问题上可以说已经体会到了简单化做法所造成的后果。正是由于特定环境和实际条件的限制,我国司法改革只能采取一种循序渐进的、逐步改良的方略。我国司法改革的逻辑和所处的独特场域,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司法改革,必须以有效性为基点,扩展司法改革的民意基础,在民众认同的基础上累积和建构合法性。     

论我国司法制度的转型——我国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

我国司法腐败是制度性的权力腐败 ,因而司法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从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以国家权力为本即官本位的司法制度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以公民权利为本的现代民主的司法制度的转型问题。司法制度的转型是依法治国的要求 ,归根到底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要实现司法制度的转型必须转变理论观念。     

试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越位问题

目前，司法改革在我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是这些改革大都采取由下至上的局部扩展方式，而不是由上至下的整体推进方式，在实践中虽然取得了一些积极效果，但也产生了许多问题。本主要对零口供、提前介入、不起诉听证、少年犯罪案件指定管辖以及合议庭评议公开等改革举措作简要评析，并对我国目前司法改革中的司法造法、突破法律进行改革所带来的影响展开讨论。     

司法职业化与大众化——对我国司法改革的思考

我国的司法改革进程中,在学界,一直存在着关于司法职业化和大众化的激烈争论,如何把司法的职业化与大众化很好的结合起来,已实现案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值得研究和探讨。     

借助司法公开深化司法改革

司法公开是司法机构活动本质属性和内在规律的要求。司法权的专属性、定分止争的功能和追求正义的价值取向决定了司法活动必然要遵循司法公开的原则;其内在规律也揭示了司法公开性的必然性。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对我国现阶段司法改革而言,它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必要性,是维护司法公正、遏制司法腐败和树立司法权威的可靠制度保障。司法公开绝非简单的文书公开,而是一个重大的制度建构,并以此倒逼司法改革的深化。     

司法如何面对正当性的追问——转型夹缝中的中国司法立场抉择

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有机统一从来都是司法所应该坚持的基本使命。在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中,容易出现片面地追求司法的法律效果而忽视社会效果的情形。自治型司法改革模式与当前司法权威所陷入的相关现实困境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积极探索回应型司法则是建构司法正当性的长远考量,司法的权威性总是以司法的正当性为社会基础的。     

司法重铸改革共识

司法改革白皮书传递共识与信心2012年10月9日,中国首次就司法改革发布白皮书,1.8万字的篇幅记载了我国司法改革的坚实步伐和丰硕成果,表明了中国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态度和决心。回顾司法改革的历程,尤其是十六大以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刑法、刑诉、国家赔偿法等法律的修改,死刑复核权的收回、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等,均彰显了司法改革在制约公权、     

关于司法改革的宪法思考

在司法改革中,各级司法机关各自为阵,推出了一系列司法改革举措,出现了司法改革中主体越位、内容违完、违法的问题。这种违宪、违法的改革,破坏了宪政的价值基础,损害了宪法的至上权威,使宪法成为纸上的宪法。司法机关推出改革措施应有一定的限度,应在现行的宪法框架内推进司法改革。     

论中国司法改革

中国现行的司法改革措施偏离了法治方向 ,原因在于对司法改革的根本法理问题、司法改革的性质、司法的价值取向、司法独立、司法的职业化等缺乏足够的认识。本文力求理清上述问题 ,并对中国的司法改革提出了一些设想。     

论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进行司法体制改革是十六大对司法改革提出的新要求 ,如何进行司法体制改革 ,将关系到我国司法改革的成败乃至依法治国方略的实现。为此 ,本文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途径和方法进行了探讨     

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司法改革的现代化向度

司法改革的重要前提之一是正确定位司法权能,司法权能的定位应紧密联系一定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背景进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已进入风险社会阶段,风险社会的反思现代化性质促成着程序法范式的形成,并内在地要求对司法权能进行新的定位。这种风险社会中的司法权能定位对中国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为了推进中国司法改革,应针对中国社会发展状况对司法权能进行合理定位。     

徘徊在限权与放权之间——社会转型时期对司法理念的探索

为应对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的需求,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能动司法"理念,各级人民法院积极践行,取得了成效,并引发了广泛关注和讨论。能动司法实践中,司法权无序扩张影响了司法的公信力,但能动司法依然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的现实选择。我们应当客观评价能动司法理念,承认能动司法的限度,防止能动带来的负面影响。探寻新的司法理念,以继续推进司法体制改革适应社会发展。     

论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

坚持正确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原则,在当前研究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中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以及党和国家关于政法工作的理论、方针、政策,司法体制改革应当坚持从国情出发原则、最广大人民利益至上原则、司法独立和司法监督相平衡原则、公正优先兼顾效率原则、吸取外国司法经验又决不照抄照搬的原则、有利于提高政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整体效能的原则以及统筹协调、循序渐进原则。     

当代中国的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基于中国司法国情的初步分析

在当代中国，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司法国情状况的必然要求，体现了鲜明的自主品格与中国特色。自主型司法改革是社会主体从本国国情条件出发对司法改革方案、进程、目标和路径的自主选择，体现了司法改革的“中国中心主义”。坚持自主型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经验，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坚持司法改革的中国模式。只有正确认识固有的司法国情条件，才能科学选择司法改革的中国道路。     

中国司法改革主体审视

司法改革离不开具体主体的运作。我国司法改革已进行多年,但对于改革的主体至今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党的机构及司法机关既是司法改革的主持者,又是司法改革的实际操作者的做法,在逻辑上不尽合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司法改革的进程。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司法改革的领导者、主持者、参与者、实施者进行探讨,对确保司法改革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司法改革的宏观思考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概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组成部分。建国近六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当代中国司法改革经历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历史行程。建国之初的废除“六法全书”、司法改革运动和“五四宪法”，奠定了新中国司法体制与制度的基础。以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当代中国司法制度进入了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新时期，也由此揭开了司法改革的序幕。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当代中国司法改革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从以审判方式改革为主导的司法改革，逐步深入到体制性的司法改革。当代中国司法改革所走过的不平凡的历程，乃是坚持不懈地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改革道路的过程，是一个在改革中不断完善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