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简介

俄罗斯在1995年1月2 5日通过了<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保护法>,该法对俄罗斯在信息化浪潮中对信息的所有和使用进行了规定,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我国在有关信息使用和开发方面的立法尚属空白.本文拟对该法作一简略介绍,可供参考、借鉴.     

政府信息公开之配套法律制度研究

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实施情况并不乐观.究其原因有很多,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配套法律制度不完善,<条例>和相关法律、法规不相衔接是其重要原因之一.显然,单靠一部<条例>单打独斗是不可能担当政府信息公开的重任的,还需完善的配套制度予以保障.     

依法保障公众知情权 再造责任政府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诞生使得"信息公开"、"知情权"跨越了政府制度改革的层面,上升为政府义务和公民权利.为拓宽阳光政府、责任政府的执政之路,实现该法规的立法宗旨,本文对知情权的内涵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国际普适原则进行分析,同时结合我国知情权保护现状,探讨了我国保障公众知情权的路径和对策.     

政府网站——政府信息公开的第一平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在增加行政透明度,推进依法行政.提升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指出,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政府网站必将成为最主要的政府信息公开方式.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潜伏"性缺陷——以台湾地区判决为参照

资讯公开与卷宗阅览存在重大的区别.我国大陆地区不区分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从而导致<政府信息公开务例>"潜伏"一些缺陷.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系统地解决该问题.首先,确立信息公开与卷宗阅览区别,如果属于信息公开则有单独的救济请求权,但是如果属于卷宗阅览则其针对卷宗阅览的被否决不单独享有救济请求权.其次,在制定大陆<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的卷宗阅览删除而放在<行政程序法中>予以规定.     

美国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介评

在美国,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州率先通过<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条例>以来,其他各州也相继引进了该制度.1984年联邦补偿法案的通过及自此开始的资金援助,推动了各州补偿制度的建立.至1992年,美国各州都建立了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制度.美国犯罪被害人政府补偿涉及补偿理论依据、补偿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运作、资金来源、争议解决等方面,是一个迄今仍充满挑战并不断发展的制度.     

新《保险法》解读

一、<保险法>修订的背景、目的和指导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是1995年公布的.2002年为履行加入世贸组织承诺曾作过部分修改.但2002年修订保险法主要涉及保险业法部分以及法律责任部分,而对于问题最多的保险合同法部分只修改了4条.近几年,我同保险业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保险法已不能完全适应当前需要.     

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

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政府等行政主体公开法定信息的义务,同时规定了公民知情权的救济方式,是我国公民知情权法律保护制度上的一次重大进步.本文以该条例的颁布为背景,探讨了知情权与政府信息公开的关系,并针对我国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保护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应从立法方面推进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设,以充分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探析

知情权的兴起与政府信息公开法的立法发展体现了公民权利的不断扩大、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体现了依法治国理念,体现了高度政治文明的追求.我国目前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是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也存在着较多不足之处,有待不断立法完善.     

关于我国电子化政府热的现状与思考

目前,电子化政府已成为世界各国建立透明政府的热点和趋势,我国自1999年推进“政府上网”工程以来,各地政府电子化已有所推进,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程度较低,为社会提供信息的方式和渠道过少,程序方面缺乏保障和救济等问题严重阻碍了政府电子化的发展。通过对我国电子化政府的涵义、特征及发展现状的分析,借鉴西方国家法制和历史的实践经验,提出了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转变政府管理职能,提高公务员素质和行政效率,确保电子安全等有效措施,以推进民主政治的进程。     

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研究与借鉴

有关美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制度的主要法律有《信息自由法》、《阳光下的政府法》、《联邦咨询委员会法》.明确规定了“行政过程中的”不能成为行政机关不公开信息的理由.与此同时,美国非常注重对国家安全信息、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特别利益的保护.在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主要是对行政结果类信息的公开,而非“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因此,美国的相关制度对于推进我国“行政过程中的”信息公开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知情权法律救济在我国遭遇的尴尬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然而<条例>在规定知情权法律救济途径时,由于并未充分考虑其独特的性质,故知情权如遭受侵害,在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等传统的救济手段中面临诸多困惑与尴尬.因此,在宪法中明确赋予公民知情权以基本权利的地位;待时机成熟提升条例的法律位阶,变条例为法律;调整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审查方式,增加屏蔽审理程序;提高公民权利观念,加强政府法治理念,畅通救济途径,才能更加有效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获取政府好信息与法治政府——以不予公开政府信息为分析对象

现行法律从"两秘密一隐私"、"三安全一稳定"、"国家有关规定"和"特殊需要"等多个方面将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法定化,突显了公开的政府信息与不予公开的政府信息内在的紧张关系。政府依法公开信息固然重要,但如何制作信息则是构建法治政府的基本原则,政府行为过程公开是公民获得政府好信息的基本诉求。政府信息的法定化、主动公开化和公开政府信息的权利导向是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本质要求,成为衡量行政机关德性的试金石。     

论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

政府信息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 ,蕴含着无法估量的价值。政府信息公开法是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立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制定政府信息公开法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及其他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论述。     

美国《管制计划与审查》行政命令

美国人民需要一种能为之服务而非与之对立的管理体制 :可以保护并促进他们的健康、安全、环境和幸福 ,改善经济状况 ,同时又不会对社会施加不能接受或不合理成本的管制体制 ;认识到私人部门和私人市场是经济增长最好发动机的管制政策 ;尊重州、地方和部落政府 (triba1governments)作用的管制方案 ;有效、一致、明智且可以理解的管制规章。现在 ,我们没有这样的管制体制。通过本行政命令 ,联邦政府将开始推行管制程序的改革计划 ,以提高其效率。本行政命令的目标在于促进新旧管制规章的计划及其和谐 ;重申联邦行政机关在管制决策制定过程中的…     

论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立法模式

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社会,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的新要求.而政府数据开放立法,必将极大促进信息的开放共享、政府的治理革新与资源的高效利用.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立法仍处在探索阶段,对政府数据开放范围和数据共享流程等基本问题,尚缺乏理论共识.因此,启动政府数据开放立法,首要的问题即合理选择符合我国实际的立法模式.目前,国际上存在修改信息公开法、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修改信息公开法与制定专门法相结合的三种立法模式.比较而言,我国在修改信息公开法的同时,探索制定政府数据开放专门法应当是可行选项.当前,应当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修改的有利契机,为政府数据开放预留或者提供涉及政府数据定义、开放方式和开放例外等方面的基本制度接口和制度支撑.     

环境信息权的保护：德国环境信息法简介——兼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比较

环境保护是二十一世纪的热门话题,也是各国政府极为关注的立法热点。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工业企业的迅猛增长,环境保护的主体逐步由政府一家过渡到政府、组织、公民多管齐下,共同监督的模式。在中国,公民的环保意识逐步增强,参与环保的积极性和热情也空前高涨。但是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始终成为阻碍公民参与环保的一大因素。中国新近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作用,但是在实践中仍有许多不足之处。德国作为大陆法系代表在环境法和环境信息法上均有许多值得中国借鉴之处。本文将通过介绍《德国环境信息法》并与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进行比较。提出完善环境知情权的一些建议。     

论政府信息资源化战略

政府信息资源化是政府上网工程之后的政府信息化战略重点,信息经济论、知识管理论、政府信息法治理论是其最为重要的理论基础。根据信息经济论,建立政府信息管理制度的关键是化解公开性与保密性、分散性与整体性、公益性与商业性之间的矛盾。从知识管理论看,政府信息资源化的主要障碍是以有形资源分配为目标的传统官僚科层制与以无形资本培植为目标的现代公共管理体制之间的落差错位。而信息权是信息法的核心概念,切实保障公民信息权是政府信息法治的核心目标和政府信息资源管理的重要方面。     

政府法制工作新思路

2004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确定了"经过十年左右坚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由此拉开了全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     

立法 行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作为中国立法史上第一部保障公民知情权、建设"透明行政"的专门法规,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份量勿庸置疑,无论如何评价其突破意义都不为过.不过,中国语境下的政治文化、政府理念、官员心态等诸多现实因素,都必然加深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艰难,影响立法方案的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