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地方—民众”三层关系框架：城市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

自2000年全国社区建设运动以来，“国家—社会”二元关系范式成为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先后大致形成了公民社会发育论、国家政权建设论、国家与社会互动论以及多中心合作治理论等不同论断。然而，我国城市先后几轮以国家与社会分权为目标的居民自治与社区去行政化改革均告“失败”，该范式的适用性不断遭到质疑。因此，本研究提出城市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本土经验的“中央—地方—民众”三层互动关系范式与理论框架，以推进对我国社区治理体制与机制的再认识。     

从“城乡二元”到“城乡三元”: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范式转换北大核心CSSCI

作为农村城市化的产物,村改居社区是当前我国基层社会的一种独特形态。鉴于村改居社区从农村向城市转型的客观事实,城乡二元结构范式成为村改居社区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主流范式,主张村改居社区治理应从“村治”向“城治”转型,以促进村改居社区的城市融入。然而,“城市本位”的治理转型实践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村改居社区的“半城市化”状态。在对城乡二元结构范式及其指导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进行总结与反思的基础上发现村改居社区研究应转向更加契合实际的城乡三元结构范式。“城乡三元”是基于城乡关系变化对城乡二元结构的补充与完善,强调在城乡要素密集互动的领域形塑出一个城乡结合的新型“第三元”结构,并与城乡二元一起形成“城—郊—乡”三元结构。由此,村改居社区的研究视域也相应从“城市本位”转变为“郊区本位”,村改居社区的独特价值得以凸显。基于城乡关系的范式转换能够厘清村改居社区研究的经验迷惑,促进村改居社区研究的视野开拓。     

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设置的困境生成与优化路径北大核心CSSCI

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以基本单元调整回应社会治理复杂性,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一种重要路径。传统的大社区论、次社区论与“扩”“缩”并进论囿于社区规模的“扩”“缩”争论,忽视了社区优化调整所面临的法律限制、治理风险、结构压力、历史遗留问题等诸多困境。此类困境的产生,一是因为社区的本质属性是“社”,先天具有规模上限,而社区作为“区”,又有行政属性,必然具有规模下限;二是由于社区作为城市社会治理基本单元,“社”的建设不仅慢于“区”的建设,且二者建设标准难统一,偏好不一致;三是源于城市基层治理体系中社区自身面临的结构性压力。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城市社区的合理设置需要以基层党组织规模为基础,将社区设置融入城市居住区科学规划之中,并尽量使新建社区与居民小区规模保持一致。通过政治单元、产权单元与治理单元相统一,实现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公共治理理念下的城市社区自治

所谓社区自治，就是社区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处理社区公共事务，使社区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中国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引起了城市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治理理论为社区自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和分析范式。重新审视城市社区自治，对于推进我国政治民主化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提升社区治理效能的机理探析--基于结构—资源—效能的视角

在治理重心下移的背景下,进一步提升社区治理效能,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简约高效为目标,协同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和社会力量,统筹利用好各种资源。据此,可以运用“结构—资源—效能”框架分析我国场景下社区治理效能提升机理。“结构调适”“资源增加和利用”与“效能提升”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简要概括为:治理重心下移推动治理结构转型,通过治理结构的调整使社区治理共同体成为承接体制内资源以及体制外社会资源、群众资源等资源汇入的中心,在这一基础上基层政府再对社区赋权增能,激发社区自主治理动能,促使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高效、自主、积极使用既有资源进一步提升治理成效。     

从政社关系到党建引领:理解社区治理的范式转化与经验嬗变——基于对上海沪街的实证研究

社区治理成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重心所在,也是理解和破解新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场域,这种现实驱力将社区治理带向对日常生活的关注。然而,既有的研究要么停留在对产生于西方国家语境下的理论资源进行移植或套用,要么受制于国家—社会关系分析框架而忽视了基层社会的微观治理生态。此次研究将党社关系带回基层社区治理研究视野的中心,提出"社会本位"应成为新时期社区治理的新型研究范式。这一范式既彰显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政治属性,又体现了党对社区发展的社会属性,从而形成党社互构的交互关系机制。研究表明,上海沪街的社区治理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党社互构关系模式下的双重增能效应,即基层党组织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下,聚焦社区深层需求、培育社区活力、推动社区再组织化,以不断推进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社会化格局。     

社区民主：缘起、条件、特点与意义

社区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新兴的以城市居民自治为基础的，社区群众、社区自治组织与基层政权合作互动的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有别于国家民主，社区民主属于“非国家形态民主”或者是“草根民主”。社区民主一方面是政府重构城市基层社会进而推     

城市社区建设:发展态势与转变方向

在社区研究领域中,以国家和社会为中心,以统和主义为分析范式,难以解读社区建设的现实与理想张力,也难以回答作为利益共同体的社会与作为权力系统的国家在同一分析框架下的张力。在目前"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应逐渐由国家主导政府行动向以国家主导社会行动阶段转变,由行政化单向推动向以行政化与社会化双向推动方向转变,而实现这一转变既需要推进政府社会职能的协作化改革进程,克服政府部门功能分散的弊端,重建政府在城市基层社区的权威,也需要加强社区社会要素的培育和引导。     

治理单位的重构与社区改革

从“单位制”到“街居制”，再到“社区制”的转变，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历程与走向，也表明了我国基层社会管理单位的重构历程。在推进以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位的社区建设和发展的进程中，出现了各具特色的社区管理和治理新模式，从中也可以看出社区改革后中国城市基层社会变迁的一些趋势与问题。     

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一个实践类型的分析框架

以滕尼斯为代表的共同体理论为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提供了参考，但治理共同体不同于共同体。社区治理共同体强调社区内外主体的联系和互动，不是共同体的翻版和再版，也不是“治理”和“共同体”的简单叠加，其追求的是一种更深入更广泛的有机团结。在厘清社区治理共同体理论内涵的基础上，把复杂的社会事实抽象成可以研究的实践类型。在不同层面上将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分为压力型治理共同体、工具型治理共同体、生活型治理共同体和价值型治理共同体四种类型，其分别依靠命令、利益、情感和责任驱动，以驱动力不同作为分类标准。每种类型治理共同体的生成情境、涉及主体、问题指向、典型样态都不一样，因此，城市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机制也需要分层分类处理，并辅以适当的风险防控措施。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及其对我国乡村治理的启示

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革命的推动,国家与社会开始分离,即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化;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社会决定国家、国家来自于社会;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包括国家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本主义时期的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日益异化为控制社会的力量;从最终意义上说,国家终将回归社会,实现与社会的统一.“国家-社会”分析范式为研究我国新时期乡村治理问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导,在分析马克思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新时期我国乡村治理的建议.     

构建中国特色合作治理：对西方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长期以来，国内治理模式的研究多以引介或批判西方概念或范式为主，对西方治理模式的生产机制缺少深入探究，难以破除西方治理研究的话语权垄断。事实上，西方国家、市场和社会治理路径的严重分歧，异化出治理路径与研究视角间的“条块关系矩阵”，西方治理模式就此不断产出并走向碎片化。要跨越西方治理模式的碎片化陷阱，就必须揭示中国本土治理路径从分歧走向融合的历史与现实逻辑，发展治理路径融合趋势下的合作治理模式。未来将从“强制阐释”或“话语权”缺失焦虑转向中国特色合作治理模式建制空间的探究，从而实现国内研究从理论应用的“话事权”向理论拓新的“话语权”转变。     

社会治理视域下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研究

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的改革与创新需要在社会治理理念和实践层面来认识。在对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的研究上,深刻理解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重新对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政府、社区居委会、社会组织、社区服务工作者在职能定位、工作机制、发展途径上进行更深入的思考,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发展举措,以推动我国城市社区的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完善。     

试点先行 整体推进——关于北京城市社区建设的思考

社区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近些年来得到了各方面的重视。我们在１９９６年承担国家社科“九五”重点规划项目“城市社区发展国际比较研究”课题以来，先后考察和研究了美国、英国、巴西、墨西哥以及厦门、大连、上海、广州、深圳、石家庄等十几个城市的社区发展情况...     

结构再造与过程民主:社区治理的有效运作模式及其内在机制--基于“群英断是非”工作法的分析北大核心

城市社区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实践场域,社区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基础影响着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效能的发挥。社区治理重在推动上下层级之间的互动以及内部活力秩序的形成,其治理方式的选择和治理成效受治理结构的支配。与此同时,行动者承载的价值取向和具体体验形塑着社区治理结构中蕴含的基本规则及其作用机制,而治理过程连接并展演着结构与行动。以湖南岳阳“群英断是非”工作法为研究案例,利用结构化理论对城市社区治理的结构要素和行动要素及其互动关系加以分析,尝试提出“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以此对社区治理的民主过程展开考察。研究发现,党委统一领导、法律法规支撑、伦理道德激励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外在条件,而个人利益或公共利益、多元协同机制、社会资本则构成了社区有效治理的内在条件,两者在互动过程中推动着社区居民身份重塑、治理规则重构和治理资源重置。研究表明,城市社区民主治理的实现依赖于高质量党建、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协同共治的机制、优秀的社区公共文化、深厚的社会资本,这些要素分别建构了社区有效治理的政治基础、制度基础、关系基础、文化基础和社会基础。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群英会”,为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实践经验。     

“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协同治理：问题与对策

探索“数治”新范式下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对于国家层面的社会治理意义重大。当前城乡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着治理机制不顺、治理主体单一、治理平台混乱及制度保障不力等治理难题。随着全域“数治”的发展,城乡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必须借助“数治”新范式,从多层级协同架构“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体制、多元化协同重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主体、多数据协同搭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平台、多制度协同打造“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保障、多指标协同构建“数治”新范式下的城乡基层治理考核体系,从而实现以数治化撬动城乡基层协同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再造。     

从科层治理到圈层治理:城市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以S市社区治理实践为例

社区不仅是中国城市社会的细胞,也是国家进行社会建设的重要场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此背景下,以科层制为基础的城市社区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困境与挑战。S市从营造参与共享的有机社区、塑造事权明晰的有效行政以及建设关爱互助的美好社会等三个方面进行改革,并以信息吸纳机制、问题识别机制、任务分包机制和绩效考核机制为其保障,构筑起圈层治理的社区治理结构。通过这一社区治理结构的转型,S市在社区层面最终达成了"大社区、优部门、强社会、好秩序"的服务社会状态。     

探索中国县乡社会现代转型的新成果——读《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正>县域治理自古以来便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郡县制”作为国家行政体系和社会治理结构的基本范式，以一体化权力的直接统治塑造了中国人民普遍的政治大一统意识，对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何诠释与建构以县乡为核心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不仅是新时代发展和完善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理论需要，也是回应和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要。     

新时代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三重逻辑和路径选择

新时代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将“社会治理”与“共同体”有机叠加使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一种更趋于融合型的社会建设思路，有着严密的理论逻辑、深刻的历史逻辑和清晰的现实逻辑。基于此，文章拟在“政党—政府—社会”视域下阐述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以提升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水平、推动多元主体的共建共治共享有所裨益。     

非对称互动：乡村治理模式的实践阐释——基于“政党—国家—社会”的分析框架

由政党、国家、社会三大主体权力非均衡性推演出的“非对称互动”治理样态，是“政党—国家—社会”分析框架的深层意涵，能较好阐释中国乡村治理实践模式。由于“非对称互动”构成了乡村社会复杂多样的治理形态，再加之皖南S乡三个村庄的区域位置、资源禀赋等客观条件不同，故延伸出党支部引领型、行政兜底型、自组织参与型的治理模式。具有中国乡村治理本土特色的非对称互动，在党的全面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格局中，不仅理论释义和实践解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说服力，而且兼具政党中心逻辑和情理兼容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