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争议海区的单方开发问题及应对

南海仲裁案使我们进一步明确认识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仍然是解决南海争议的现实可行方案,共同开发的制度化是有效约束单方开发的必要途径,而东盟在构建南海共同开发法律体制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我国的共同开发策略长期难以付诸实践,主要问题表现为周边国家的单方开发缺乏制约,根本原因在于共同开发原则缺乏国际法律制度的规范。周边国家的单方开发行为大部分都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却在实际上攫取了争议海区的经济、政治和战略价值,使我国在该区域的共同开发权益受到实质阻碍,并面临既存权问题的困扰。由此我国应当从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加以思考应对,积极展开双轨谈判、适时实施单方开发、认真应对既存权、扩大和增进国际合作。     

诉前禁令制度的司法运用:积极与审慎的交锋

正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件辐射、示范和引导作用,2014年4月2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知识产权行为保全案件审理情况新闻通报会",以增强全社会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促进创新行业良性健康发展。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发展,首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着更大的任务和挑战。二中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过程中,特别注重利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先后审理了20件具有指引作用的行为保全案,依法作出5份行为保全     

知识产权行为保全 保护创新行业健康发展

正近年来,随着我国知识产权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深入发展,首都知识产权司法保护面临着更大的任务和挑战。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二中院)在审理知识产权案件中,特别注重利用行为保全制度,提高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先后审理了20件具有指引作用的行为保全案,依法作出5份行为保全裁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关系的演进

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源远流长。但是,只有在冷战结束之后,随着国际法治的发展,新兴的国际司法机构大量涌现,中国与国际司法机构的关系才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主要体现在国际司法机构中任职的来自中国的法官日益增多、中国对于国际司法机构管辖权的态度趋向积极以及国际司法机构审理的涉及中国的案件快速增加等方面。这既是中国国内建立社会主义法治的理论和实践蓬勃发展形势的一种折射,也表现了中国对法律全球化的信心,体现了中国对于国际法治的支持与参与。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刑事分案审理制度是针对未成年人独特的身心特征而设置的一项特殊的诉讼制度。这一制度在我国基本刑事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在各地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现存的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分案审理制度,应着重从分案审理的标准、程序性规定、与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上诉制度、辩护制度、证人作证制度之间的衔接等方面予以完善。     

从“德发案”看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的适用

税收核定因涉及对税法不确定概念的理解，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和裁量性，容易引起征纳双方对纳税事实的争议。法院在处理税收核定争议时，采取何种证明标准直接影响案件的处理结果。最高人民法院在“德发案”审理过程中，对司法证明标准的拿捏与适用可圈可点，但也仍存在不足之处。从该案证明标准适用过程可以看出，税收核定中的待证事实存在证据收集的难易程度、行政机关与相对人力量对比以及违法行为严重程度的差异，因此有必要以待证事实为轨道，以中立性适用为原则，构建一套有层次的税收核定司法证明标准体系及适用规则，以此保证税收核定司法审查的相对稳定，并为税务机关实施税收核定提供参考标准，最终提高纳税人经济行为税收评价的可预测性。     

我国有关国际司法协助的规定

民商事司法协助,是指一国法院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过程中,委托他国法院代为一定的诉讼行为;而被请求委托国家的法院,按照外国法院的请求,代为履行某些诉讼行为。它包括送达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代办调查取证和诉讼保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和仲裁机构裁决等。它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上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根据是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各国之间进行司法协助以互惠、对等为原则。     

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奸淫幼女若干问题探析

本文对2006年1月23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六条规定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四个问题进行探析,即明知被害人为幼女和被害幼女的过错对认定相对刑事责任年龄的刑事责任是否存在影响,如何评价相对刑事责任年龄人在犯罪预备、未遂、中止形态中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及与他人共同实施奸淫幼女行为.     

保护“吹哨人”的劳动法分析——基于德国司法经验的考察

雇员向国家机关、媒体等外部机构或个人告发雇主组织内部的违法行为,如何从劳动法角度评价这种吹哨行为？一方面,雇员吹哨是否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另一方面,雇主的商誉和经济利益因此损害,雇员违反了忠诚义务吗？雇员的吹哨行为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得到保护呢？德国没有对“吹哨人”保护方面的专门立法,但是各级法院在过去几十年中审理了多起雇员因为“吹哨”被解雇的案件,经历了从认定雇员违反忠诚义务到有条件地支持雇员检举雇主的态度转变,欧洲人权法院对Heinisch/Deutschland一案的判决更是推动了德国对吹哨人的保护.受其启发,我国在还没有完善相关立法之前,在现行法框架下对雇员吹哨行为进行司法处理时,应该考察举报的事项、信息的真实性、雇员的行为动机、内部救济的优先尝试、雇主遭受的损害等多方面因素.     

应为官微直播薄案击掌

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是近年来震动中国政坛和惊动国际社会的一起政治事件和高官贪腐案件。按照过去此类级别高官涉案审理模式,就是有指定的司法机关负责案件的审理,之后由官方媒体公布一个司法审理结果。但这样的模式总会被人吐槽为事先安排好的,甚至会被人质疑其真实性。这次济南市中级法院审理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采用官微     

入世与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

WTO 反倾销协定第13条规定了成员方的司法审查义务,即:“国内立法含有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当设有司法的、仲裁的或者行政的裁决机构或程序,以特别用于迅速审查与最终裁决和属于第11条规定范围的裁决复审有关的行政行为。此种裁决机构或程序应当独立于负责所裁决或者复审的主管机关。”据此,反倾销司法审查是指由普通法院或行政法院对反倾销主管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符合相关的国际协定和国内立法所进行的审查。我国在入世后,依据入世议定书和工作组报告书的承诺,积极构建反倾销司法审查机制。2001年11月26日颁布的反倾销条例(该条例于2004年3月31日修订)及2002年12月3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作了较明确的规定,由法院对商务部的反倾销行为进行司法审查。     

商业承诺及其责任——全国首例银行承诺赔偿案评释

１９９８年５月１５日，河南省安阳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原告刘东梅诉被告中国建设银行安阳分行中州支行承诺赔偿一案，此案系我国法院审理的首例银行承诺赔偿案，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该案涉及民法理论中有关商业承诺及其责任等新型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意...     

对行政裁决的司法变更权应属谁

行政裁决是指行政主体根据法律的授权，以中间人的身份，依照一定的程序，裁决平等主体之间与行政管理相关的民事争议的行政行为，在我国主要表现为损害赔偿裁决、对权属纠纷的处理决定等。行政裁决尽管是行政主体（包括一般行政机关和专门行政机构）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却以裁决对象上的民事性与其它具体行政行为相区别。且又正因为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故又以裁决范围上的授权性和处理结果的非终局性与民事司法行为相区别。行政裁决的这些特殊性，决定了人民法院在对由于行政裁决引起的行政案件进行审理时需采取与审理其他行政案件相…     

析民事诉讼中的举证妨害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红头苍蝇案”中的举证妨害行为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举证妨害行为仍然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司法实践中,这一行为大量存在。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如何把握这种行为对整个诉讼进程和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影响,会成为案件能否公正高效审理的关键。笔者将从介绍发生在杭州上城区的“红头苍蝇案”出发,对这一制度进行分析。     

吴文煜正当防卫案被彻底平反

《人民司法》1991年第7期发表了王鸿鳞关于《该被告人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一文之后,陕西省商洛地区中级法院对被告人吴文煜伤害一案依照审判监督程序进行了再审,改判宣告吴文煜无罪,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给予适当安置。 吴文煜伤害案经陕西省商州市人民法院审理,于1987年12月18日判决吴文煜防卫过当,按伤害定罪,处有期徒刑七年。宣判后吴未上诉。吴文煜被投入劳改后,多     

刑诉法第210条检察机关派员出庭的讯事立法探析

原刑诉法17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不派员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新刑诉法第210条将原刑诉法175条修改为：人民检察院应当派检察员出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其刑事立法依据是基于检察院法律监督职能、三机关相互关系、司法公正等因素的考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厅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公诉案件出庭工作通知》,要求新刑诉法正式实施前,各级检察机关要积极配合法院,增加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出庭率。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庭支持公诉,其存在争议的真正原因是司法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协调与矛盾,应对基层司法处境现状保持应有的关注;在该刑事法条在司法适用中,要对司法公正和效率之间存在问题给予正确的理解和协调,方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同时又能提高司法活动的效率。     

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司法审查标准——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

现代公共管理不再由政府部门和法定机构大权独揽,未经公法授权的私人机构亦能占据一席之地。一些机构的公法职权与私法职权界限日渐模糊,导致难以判断这类机构实施的行为究竟属于公法范畴还是私法范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即属于此种情况的机构。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新加坡高等法院通过此案确立了司法审查中的渊源标准与实质标准。即使决策机构未经公法授权,但只要该机构在事实层面上履行了公共职能,其决策就可能需要受到司法审查。叶伟钢诉新加坡证券交易所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查标准,对于讨论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管理行为的行政可诉性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国内首例博士生招生录取案评析

从1998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行政诉讼案开辟司法审查介入高等教育之先河始,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和法治进步,1999年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博士学位行政诉讼案,2000年杨金德诉上海财经大学案,2001年黄渊虎诉武汉大学履行法定职责案等教育纠纷案件日益增多,案情渐趋复杂。法院受理与否以及如何裁判,不仅直接关系到个案的公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司法的看法以及对法治的认识,对于教育领域的法治化进程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05年“林群英诉厦门大学博士生招生录取案”被称作“中国博士生招考第一案”,本期约请参与该案审理的法官李辉东、林伟斌与学者吴鹏围绕博士生招生录取行为是否可诉行政行为、录取条件的界定等问题展开探讨。希望给相关问题的研究及解决提供一个参考,也欢迎广大读者针对相关问题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     

刑事案件合并与分案审理立法梳理及法理评析

深入系统地研究刑事案件的合并与分案审理,既对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也对刑事司法实践具有较大的指导作用。合并与分案审理实际上是诉讼效率与人权保障之间的取舍,体现了一国刑事诉讼程序设置的精密程度。刑事诉讼法对合并与分案审理没有做出任何规定,司法解释对于合并与分案审理的规定缺乏系统性、科学性、完整性,对此,应该引起学界和立法部门的关注。     

论反腐败国际追赃中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完善——以《北京反腐败宣言》出台和“海外追赃第一案”为契机

2014年11月,《北京反腐败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出台,标志着中国以一个全新、积极的姿态开始了国际反腐的行动,其中涉及国际追赃的主要做法1有望成为有效惩治腐败犯罪的利器。《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海外追赃第一案"的审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的没收程序"(以下称"违法所得没收程序")能否实现立法初衷、成为国际追赃2的法定途径面临考验。然而,在准确把握上述契机的同时,我们需要不断审视和完善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包括没收违法得的审理方式、审理程序、执行程序、救济途径等环节,以期为反腐败国际追赃机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