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务省第十五次公开战后外交记录

日本外务省于 2 0 0 0年月 5月 2 9日在外交史料馆举行了第十五次战后外交记录的公开仪式 ,又公开了部分战后日本外交记录。日本外务省自 1976年首次公布战后外交记录以来原则上规定 ,自草拟文件之日起历时 30年以上的外交记录 ,经逐一审查之后加以公布。日本外务省公布战后外交记录行为 ,并不是基于即将从2 0 0 1年开始实施的“情报公开法”而采取的行动 ,是根据日本外务省自己制定的制度 ,自主进行的行为。日本外务省称 :公布战后外交记录的目的在于“加深国民对我国外交努力所取得之成就理解”。一、这次公开的外交记录总册数及大致分类…     

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历史与现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的"对美依存外交"、70年代的"桥梁外交"、80年代的"积极自主外交"、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和进入21世纪后的"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外交。日本战后的经济外交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遭受了一些挫折。20世纪70年代末,越南入侵柬埔寨导致日本"桥梁外交"的失败;80年代,日本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积极自主外交"受到美国的干预而没有实现目标;90年代的"重视东南亚外交"因与"对美依存外交"发生结构性矛盾,而无法有效推进等。进入21世纪后,日本对东南亚外交将出现两种趋势:"小泉福田主义"和"新福田主义",但两者都摆脱不了战后日本外交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即对美依存与独立自主的亚洲外交之间的矛盾。     

吉田茂的外交观

吉田茂是当代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战后曾先后5次组阁,执掌政权达7年之久,被认为是战后日本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和开拓者。生前著有《十年回忆》、《激荡的百年史》等书。他的亲英美思想及其他制定和推行的“向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对其后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今天日本外交政策中仍然还带有吉田茂外交路线的痕迹。虽然战后日本的“向美一边倒”外交政策,客观上是由美国战后对日本的单独占领及其冷战政策造成的,但从主观上讲,这与吉田茂的外交观不能不说有密切的关系。     

言行一致还是言行背离：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逻辑

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鲜明地体现了日本外交中的矛盾性与实用性特征，外交言语与外交行为间既有一致之处又有背离之时。综合温特提出的物质主义与理念主义因素，通过分析俄乌冲突中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得出结论如下：物质主义因素与理念主义因素共同决定日本国家利益认知，包括经济财富利益认知和集体自尊利益认知，两项利益认知存在冲突与否决定日本外交言行一致还是背离。当两项利益认知一致，或不一致但物质主义因素并非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保持言行一致。当两项利益认知发生冲突，且物质主义因素直接关系国家安全时，日本对俄外交言行发生背离。鉴于此，中国在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听其言”,更应该“观其行”,观察其外交言行的内在逻辑，才能洞彻日本外交的真实诉求。     

东南亚和日本外交的进程

前言现在日本的外交已到了一个转捩期。目前面临的转捩,和战后日本外交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重要转变,有本质的不同。造成这个新转捩的第一个原因,乃在于国内外因素所引起日本军事力量增强的趋势。     

日本外交发生变化:志在“回归亚洲”

在明治维新后不久,日本即提出了“脱亚入欧”的战略;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又提出“脱亚入美”的口号,极力摆脱自己作为亚洲国家一员的形象以“入欧美”为荣。在战后初期日本处于美军占领下,日本无外交可言,一切由美国来包办。旧金山对日和约签订后,日本虽获得“独立”,重新回到了国际社会,但由于受日美安全条约的制约,日本政府在外交上一直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向美国一边倒。可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日本外交也开始逐步发生变化,由过去的追随美国,向美一边倒,转向“重视亚洲”主张“自主独立”。冷战结束后,日本外交更加重视亚洲价值,全力“构筑亚洲新秩序”。     

日本外交的“钟摆”现象

日本民主党上台执政以来，在对美、对华政策上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概括起来说，这些变化其实都是小泉下台以后的历任内阁对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继续。关于小泉以后至管内阁以前日本外交战略调整的过程，具体可以分3个阶段来考察：第1阶段是安倍、麻生的价值观外交所体现的“疏美防华”倾向；第2阶段是以“新福田主义”为特点的“亲美返亚”倾向；第3阶段是以鸠山的“友爱外交”为中心内容所表现出的“脱美入亚”倾向。其中，安倍的“疏美防华”仍然未消除冷战思维的阴影；鸠山的“脱关入亚”略带理想主义色彩；只有福田的“亲美入亚”具有现实性，预示着日本21世纪对美、对华外交战略的发展方向，也是菅内阁外交政策的方向标。     

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标分析

ODA是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 ent Assistance)的英文缩写,是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为支援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而成立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evelopm ent Assistance Com m it-tee,简称DAC)提供的一种援助形式。战后日本逐渐成为提供ODA的第一大国。近年来,日本在国际场合多次对一些国家提出“ODA要挟”,宣布削减或停止ODA援助。在国际无政府社会中,一条基本外交哲学就是“没有免费的午餐”,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的ODA政策是否能够超越这条外交哲学而具有所谓的“绝对道义性”?本文通过分析日本ODA政策发展阶段及其外交目…     

意大利外交政策及其在欧盟中的新角色——政党政治的分析视角

冷战后意大利外交政策受到国内政党政治影响,在多边主义和单边/双边主义之间左右摇摆。2014年中左联盟的民主党领导人伦齐担任意大利总理后,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再次倾向欧盟和多边主义,同时显现出实用主义的趋向。与伦齐同党派的意大利人莫盖里尼担任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其外交风格与伦齐形成呼应。目前意大利正在加强欧盟对外政策中的影响力,以应对乌克兰问题、中东北非的安全与难民危机,以及欧盟债务问题。伦齐、莫盖里尼给意大利外交带来了正面影响,但其政策前景仍然受制于不稳定的国内政局。政党政治的视角有助于我们理解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及其与欧盟的关系。     

日本战后外交新模式的摸索与构建——日本天皇外交“访美范式”

战后日本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呈现出重大变化,作为政治一环的外交自然也不例外。在战前,天皇从未踏出国门参与外交活动。然而,在1975年昭和天皇访美之后,"天皇外交"成为了日本战后外交体系的重要环节,带动了政、官、财、民的全方位对外交流,逐渐形成有规律性的"范式",在改善日本与其他国家关系上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战后"天皇外交"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必须予以警惕的。     

国家认同:德国与日本的联合国外交比较

联合国外交是战后日本和德国大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后两国均先后提出谋求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本文从国家认同、联盟关系、军事结构等角度对日本和德国的联合国外交进行了分析 ,探讨了其特点、相似之处及差别。     

日本外务省第十五次公开战后外交记录

日本外务省于2000年月5月29日在外交史料馆举行了第十五次战后外交记录的公开仪式，义公开厂部分战后日本外交记录．日本外务省自1976年首次公布战后外交记录以来原则上规定，自草拟文件之日起历时30年以卜的外交记录。经     

论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主视觉——“来栖·吉田公司”

吉田茂(1878～1967)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他在二战前长期活跃在日本外交第一线,二战后,又在日本战败改组和重建时期,五次组阁并三度兼任外相,成为战后日本复兴与发展的奠基人。吉田茂的执政时期,正是本世纪40年代后半期到50年代前半期复杂多变的历史时期,日本面临经济复兴与国家重建与独立的两大课题。战后初期,日本被盟军占领,旋即即又被冷战风云抛卷至国际政治斗争的夹缝之中,使本已困难重重的日本重建事业更加举步维艰。本文试图将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某些特征,同美国对日政策的演变相结合,考察吉田茂战后经济外交思想的形成、实践及其影响。     

日本公共外交：演化过程、主要途径和制肘因素

战后日本由于政治及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公共外交就成为其摆脱美军占领体制、发展与邻国关系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人员与文化交流、加强对外宣传、推行外向型的文化教育、经济与文化援助以及动漫外交等手段,日本公共外交在达成外交目标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但受自身独特政治文化及国内右倾化思潮的影响,并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公共外交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简论日本战后民族主义文学

日本战后的民族主义文学表现在对侵略战争的认知态度、对日本战败的屈辱感受和右翼民族主义的复兴。日本“战后派”的作品很少反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相反还存在有意无意弱化甚至掩盖战争“侵略本质”的倾向。以林房雄为代表的右翼作家变本加厉，民族主义思想走向极端化和系统化。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恢复和高速发展，日本当代文坛“集体失忆”，将目光转向个人内心的不安和日常生活，形成“反抗战后”的文学潮流。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石原慎太郎为代表的极右作家，强调民族精神，美化侵略战争，谋求世界霸权。战后日本文学民族主义的根底是日本民族优越论。     

中国外交转型的困境：“体系一单元”的双层结构解析

2016年初的“吴胡之争”再次点燃关于“中国外交转型方向”的争论。导致争论的原因不仅在于学界与政界对“转型方向”无法达成有效的共识，更是在中国外交的转型中所遇到挑战与困境。然而．西方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与近几年兴起的“本土化”理论虽然有助于解释中国外交转型的问题．但都过分注重“体系层次”的因素，从而忽略“单元层次”的原因...     

“哈尔斯坦主义”与西德外交(1955-1970年)

冷战时期曾一度影响西德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东欧邻国关系的"哈尔斯坦主义"(1955-1970年)一直尚未得到系统的研究。它在战后重建欧洲和平与安全中到底起到了哪些作用?波恩政府坚持这一原则时,阿登纳及其幕僚是否考虑到他们有限的能力与影响?实际上,由于在外交实践中陷入困境,"哈尔斯坦主义"到1963年就开始失去意义。将"哈尔斯坦主义"置于整个西德外交的视角下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哈尔斯坦主义"不仅未能实现西德外交的预期目标,而且也反映出德国人在外交理念上的传统风格,即在对现实政治目标的追求中带有焦躁与鲁莽的心态。     

日本公民馆发展的历程、特点及其启示

日本公民馆是战后日本新创建的一种社会教育设施，公民馆的创设对战后日本的社会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研究日本的社会教育决不能离开公民馆的存在。公民馆无论在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促进日本经济发展和繁荣社区居民文化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日本公民馆的发展及其特点，在提倡“以德治国”和把我国全面建设为“小康”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对我国的社会教育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战后恢复生产与日本公民馆的创建战后初期，日本经济衰退，社会生活混乱，广大日本民众处于极度的迷惘之中。…     

日本文化外交战略中的青年国际交流——以内阁府青年国际交流事业为中心

文化外交战略是战后日本恢复和平民主国家形象、推广日本文化的国家发展战略之一。青年国际交流是日本文化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内阁府主导下的青年国际交流事业拥有丰富的交流内容、严格的招募选拔机制和官民协作的运作模式。半个多世纪以来,实现了文化外交和培养日本青年的双重目标,建立了世界性"事后活动组织"。不仅促进了日本文化和价值观念向海外传播,而且在塑造日本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日本天皇慰灵外交范式探析

在战后宪法体制下,日本天皇以象征身份依照国会决议处理一系列国家事务,其中以"国际亲善"为名的外交活动是其诸多国家事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慰灵外交则是在日本天皇诸多外交活动中所出现的一种新范式。这种外交范式不仅与日本历史文化密切相关,更体现着日本对外战略走向及国内政治生态风向。探讨天皇的慰灵外交范式的历史源流、目的、对象国选择以及和右翼势力关系等问题,可为进一步理解象征天皇制、日本对侵略战争态度及对外战略意图提供新的研究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