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网络中的政府治理

政策网络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西方公共政策领域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发展路径上看,它可以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类型。作为新治理模式的政策网络与现代社会的分化和交互结构是相互契合的,它为政府结构从科层治理向网络治理形式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为政府选择、组合和优化适当政策工具提供了现实平台;为政府通过"政策学习"提高治理能力提供了价值支持。尽管作为治理工具的政策网络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作为一种新成长的治理框架,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为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     

政策网络：概念、类型及发展前景

随着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衰微,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政策网络逐渐成为政策分析领域的主流话语和研究途径.政策网络是一群互赖行动者之间建立某种稳定程度的社会关系形态,以促成政策方案的形成或发展.学术界普遍认为可以将政策网络划分为作为分析工具的利益协调模式和作为实践创新的治理模式两种典范.尽管作为政策网络理论仍存在种种缺陷,但是它已经展现出巨大的生命力,对于理解公共政策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新时代边疆治理中国家认同建构的公共政策逻辑研究

国家认同是困扰多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新时代边疆治理应将强化国家认同建构作为重要使命。在边疆治理中,公共政策作为基本治理工具,建构着国家认同的利益、政治、文化以及民族团结基础。公共政策对国家认同建构的作用具有二重性。审视边疆治理中的公共政策,存在着政策模式中稳定与发展关系失衡、族际主义政策取向、政策执行力不足、政策冲突、政策创新乏力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边疆地区民众的国家认同。新时代边疆治理应不断优化政策,促进国家认同的持续、稳固建构。     

2015年度中国公共政策研究现状与未来展望--基于对“四刊”公共政策类论文的分析

通过对2015年度“四刊”中公共政策类论文进行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可以看到当前的公共政策研究以政策执行、政策网络、公民参与等为热点主题,以定性思辨分析、文献资料研究为主导方法,分布在理论与方法探讨、政策过程研究、工具与价值思考、创新与变迁研究、比较研究与借鉴等多个领域。结合目前的研究现状和实践背景,未来我国的公共政策研究应当向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以创新理论研究成果,服务当前现实需要。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研究——以南京江北新区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以以人为本、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等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以行政命令为代表的传统治理工具已经不能满足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地方政府需要对治理工具进行创新,政府、市场与社会等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分析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的角度之一。从南京江北新区新型城镇化建设来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框架包括:一是以整体治理为主要理念、以联动治理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政府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二是以合作治理为主要理念、以PPP模式为代表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三是以行动主义为主要理念、以法定机构为代表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工具创新。     

依法治国背景下的公共政策误读与空间优化

公共政策作为社会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对社会的进步功不可没。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法学界对公共政策的多种误读不仅不利于政策功能的正常发挥和政策科学的长远发展,同时也不利于推动法治中国的发展进程。法律和政策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两种正式制度相辅相成、并行不悖。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公共政策有广泛的用途和强大的基础。政策的合理性空间包括政策制定主体在选择政策备选方案时的自由度和多种政策方案各自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各种可能。要构建公共政策的合理性空间需要不断强化政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以此促成政策与法律和谐共荣。     

公共政策执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执行的兴起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公共政策执行在政策运行的过程中意义重大,我们有必要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给以简要的分析,期待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给其以足够的重视。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因素主要包括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资源(执行人员的投入、必要财力的投入和管理资源的投入)和组织(组织机构的合理性和组织权责的明确性)三个方面。     

实验主义治理：公共治理的一个新路径

实验主义治理秉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和以经验证据为支撑的实证理念和循证品格,在纵向放权的基础上通过目标设置、差异探索、治理评估、政策迭代和政策扩散等机制探寻政策改进和治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作为一种新的治理模式,它的兴起是为了应对治理复杂性的挑战、弥补科层式治理的不足和探寻治理现代化的路径等。实验主义治理模式注重纵向放权、公众参与和多元协作,改善了公共治理主体间的关系,提升了治理的参与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是科层式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但在实践中,实验主义治理也面临着法治困境、创新困境和合作困境等现实难题。在我国推进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应当协调好实验主义治理中创新与法治的内在张力,完善治理体制与机制,提升实验主义治理的实践效能,从而使其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公共政策过程视角下的政策公信力危机分析

公共政策公信力危机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对政治系统合法性具有重要影响.公共政策在制定、执行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公信力危机问题.公信力危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表现为公共利益取向偏离、政策议程确立缺乏合理性、政策决策缺乏民主性、政策制定缺乏可行性、政策责任制供给不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表现为政策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统一性、灵活性,政策执行的监控乏力.     

多层治理视角下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创新治理优化

多层治理理论是研究多中心、多部门、多行动者政策环境中治理行动如何开展的重要解释框架,创新型城市是中国政府探索实验主义创新治理的实践模式之一,在现实中这种创新治理模式面临中国行政体制改革藩篱和创新主体关系建构的双重挑战。通过对中国创新型城市理论与实践的梳理,对国家创新型城市的建设进程、发展模式、布局特点以及政策阶段性特征进行总结,有助于分析"中央—地方"政府间围绕创新治理目标、治理措施和治理框架开展的复杂互动过程和暴露出的问题。基于此,运用多层治理理论框架能为国家创新型城市创新治理的优化方向提供建议:通过统筹协调形成开放兼容的创新型城市政策目标;通过基层赋权协调多层政府间创新型城市政策工具;通过多层治理构建完善协调的创新型城市治理框架。     

惠农政策执行效力提升路径研究

惠农政策“自上而下”的执行模式如今面临着一系列问题。为解决问题，健全农民需求表达机制、以执行需求为导向按权责一致的原则充分赋予区县政府审批执行项目的权责、强化乡镇政府和村民自治组织在惠农政策执行中的组织协调和服务职能保障农民权益、健全绩效管理体系增强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力、大力发展非政府组织建构农村公共政策网络等均为可以产生效果的措施。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及其治理

公共政策执行的负外部性是将外部性理论引入公共政策领域的有益尝试。它对执行评价提出了全新要求。因执行悖论的存在,政策执行负外部性得以产生且不可能完全消除。又因执行网络的存在,负外部性的传导更为迅速、广泛和复杂。这使得负外部性治理陷入困境。应构筑相应的评估、补偿机制,并从提升政府执行力着手,加强执行协商和执行合作。     

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与矫正——基于史密斯模型的多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建设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路径。为矫正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以推动数字政府高质量发展,基于史密斯政策执行过程模型,结合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分析逻辑,以浙、湘、黔、云4省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状况分析。研究发现:逐级研制模式下理想政策缺失是政策执行靶向偏差的关键伏笔;府际博弈下执行主体的趋利选择是政策落实偏差的根本诱因;市场主体日益增长的使用需求与业务服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是政策供需偏差的主要表现;社会场域支撑薄弱是政策执行未及偏差的重要原因。基于此,从政策防偏、执行纠偏、服务治偏、环境消偏四个方面提出省域数字政府建设政策执行偏差的矫正意见。     

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

一、国外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选择现状 政策工具又称为政府工具、治理工具或政策手段,是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主要指政府行政部门)将其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质目标转化为具体行动的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是政策执行的技术,是政策目标与政策结果之间的桥梁.低碳经济的政策工具则是指在实施减少以二氧化碳为衡量标准的温室气体排放和化石能源消费中,政府行政部门在制定和运用低碳政策中所采取的各种手段、方法、路径和机制的统称.发达国家为实现其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设计了各种有效的低碳政策工具,其显著特点是通过科学的设计低碳政策工具实施机制,尽可能地调动微W}济主体(企业、消费者)的积极性,政府发挥通过制定规则来弥补市场失灵的作用.     

政策网络:公共政策创新的视角

引入政策网络分析的方法可以真实地认识到公共政策创新过程中的现实图景.我国某些公共政策创新失败的原因正是其忽略了政策网络的存在,忽略了政府对政策网络中个人和组织的依赖属性.我们应当重视政策网络在政策创新过程中的作用,通过培育网络主体的公共理性.构建协商民主与政策网络的良性互动,加强政策网络的学习机制等,从而形成合理、优良的创新政策,保证公共政策创新对社会的持续作用.     

“限塑令”执行因何遭遇阻滞？——基于修正后“模糊—冲突”框架的分析

"限塑令"历经长达十多年的执行期,政策效力减退趋势明显。以修正后的"模糊—冲突"框架为基础,构建政策属性分析维度,以中央政府以及省、市、县等三级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为样本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当政策经由中央政府传递至省、市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上升、冲突性下降,执行模式趋向试验性执行;当政策传递至县级政府时,政策模糊性下降、冲突性上升,执行模式趋向政治执行。政策模糊性变化所造成的信息交流阻滞、公众参与不足、基层简化治理,政策冲突性变化所带来的以政府管制为主的政策手段、倒错的激励结构以及下沉的执行压力,均体现了以压力型体制为制度基础的集权式执行方式,"限塑令"执行阻滞机理深刻嵌入在环境威权主义治理的政治逻辑与内在张力之中,帮助"限塑令"走出阻滞泥潭需要矫正各级政府的认知与行为。     

论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策范式转型

实践层面的政策范式,常被理解为一种稳定的和能够识别的政策模式或政策风格,包括政策问题、政策主体、政策价值和政策工具等构成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涉及到具体政策和基本政策的改变,亦是对我国元政策的一次重塑,具有丰富的政策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将带来一次我国公共政策范式的转型。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中的消极因素及其转化

公共政策执行主体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关键因素 ,本文对影响公共政策执行主体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分析 ,进而提出提高执行主体素质 ,实行各方利益整合 ,改革政策执行机制 ,建立政策执行主体多元化的对策 ,以促进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和实施。     

公共治理转型背景下领导干部数字素养提升的实践进路探析

在一波又一波数字化变革和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浪潮的驱动下,协作性公共治理和融合网络社会秩序正在重塑之中,对党政机关决策输出、政策执行和回应性的数字化治理能力和素质提出了全新的要求。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领导干部数字素养的提升,应着重围绕提升领导干部的互联网规律把握能力、信息化发展驾驭能力、网络舆论引导能力和网络安全保障能力构建体系化的数字素养与能力领域知识、学习平台和培训体系,并提出打造整体性学习环境、数字化学习网络、自主性学习服务、体系化培训格局等数字素养赋能提升的对策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