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婚约纠纷与司法实践

民国时期婚约的订立不仅受到传统习俗的影响,也深受近代新式订婚习俗的渗透。从民国有关婚约的法律条文来看,其与旧式习俗之间的差距明显的拉大,而与新式订婚习俗则日益接近。通过对婚约纠纷案例的考察,民国时期的司法实践不仅在制度层面上与相关法律符合,做到依法审判,同时也打破了旧式家长包办的婚俗,符合了新式自由婚俗的要求。     

公安机关主导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公安机关依其治安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赔偿调解等法律赋予的职能优势,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扮演着既主动而又积极的主导参与角色,并以职责主导和平台主导与使命参与的表现形式,在社区矛盾纠纷、医患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化解中引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多位一体、多调联动机制,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各种矛盾纠纷的预防、预警、调处、化解,自始至终掌控着矛盾纠纷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平息的演进过程。完善公安机关在多元化解中的主导参与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为政府＂补位＂与公安机关高点＂站位＂的关系,扮演好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解难＂的维护稳定角色,履行好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     

解决纠纷促和谐

司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运用法律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冲突与矛盾,为促进和谐、共建和谐作贡献。新时期的人民司法工作必须充分发挥解决纠纷的作用,在维护人民的基本生活秩序的同时,深入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当前,大量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纠纷不断地涌现,     

论和谐社会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为适应和谐社会秩序之纠纷解决的需求,合理分配使用司法资源,必须建立以司法判决为主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来化解各种类型的社会纠纷,并在法治框架下,使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与各种非诉讼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的和谐发展成为可能。无论从时代发展还是从当事人自身的实际利益看,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机制都是符合和谐社会发展需要的、最为合理和应然的社会机制。     

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及其近代转型

我国传统婚约制度呈现出婚约的订立主体是双方尊长、婚约是成婚的必经程序、婚约必须符合成婚的实质要件、婚约具有强制履行力、婚约与财礼相伴相随等基本特征.在向近代迈进的过程中.虽然存在着历史的局限性,但实现了较为成功的制度转型:婚约订立主体逐渐由尊长向当事人转变;婚约的阶段独立性和形式自由性得到不断发展;婚约效力逐步弱化;新型婚约纠纷解决机制逐步建立等等.正确看待传统婚约制度的近代转型,对于克服我国目前婚约制度的缺失,对于构建完善的婚约制度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价值.     

建立健全涉讼群体纠纷的处理机制

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政策调整、利益分配、民间纠纷等矛盾引发的涉讼群体纠纷逐年增多，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一个突出问题。人民法院正确妥善处理涉讼群体纠纷的过程，是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运用相应的司法能力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因此，成功处理涉讼群体纠纷不仅是法律适用的问题，同时也是化解矛盾、树立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问题。当前，综合运用司法能力正确处理好涉讼群体纠纷，已经成为人民法院维护社会稳定与保障社会和谐的重要使命。     

民国后期的选举纠纷及其处置

民国后期，随着选举活动的展开，选举纠纷不断出现。从司法档案看，民国后期选举纠纷有资格纠纷、名单纠纷、公告纠纷、投票纠纷、票教纠纷等。纠纷解决途径包括行政处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但案件处理后大多未能达到控诉者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控制下宪政的局限性。     

引入人民调解机制化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的实践与思考——以台州市路桥区为例

在道路交通事故进入高发期的新形势下,及时化解因交通事故产生的民事纠纷和社会矛盾,维护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交通事故处理效率,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台州市公安局路桥区分局引入人民调解新机制化解交通事故矛盾纠纷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完善了交通事故矛盾纠纷调处机制;促进了社会矛盾纠纷的源头化解;提高了群众满意度,节约了行政司法成本;提高了事故处理办案质量和事故处理效率。深化完善交通事故人民调解机制,必须加强部门沟通与协作,形成工作合力;必须加强人民调解员培训,提高依法调解水平;必须完善交通事故救助配套机制,破解调解＂执行难＂问题。     

清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探析

基于无讼的基本价值追求,清代州县官在司法实践中创造了批饬调处的纠纷解决机制,并使国法所规定的审判纠纷解决机制的运作呈现出调处化的特点,最终形成了清代民事诉讼制度的州县官批饬调处与调处化的州县官审判双重纠纷解决机制并立的格局。清代民事诉讼双重纠纷解决机制的确立对当时社会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然而其自身的局限性注定其终被近代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所取代。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探讨

中国传统纠纷解决机理体现在四个方面：即伦理化司法的确定性和可接受性、诉调对接的传统、实质正义解决纠纷的传统、限制诉讼与终结诉讼机制。对这种独特的纠纷解决机理,应辩证认识,合理运用,力求实现纠纷解决民族性与国际性的结合。     

行政协议纠纷司法救济机制的完善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的转变和发展使行政协议在国家行政中的地位变得日益突出,随着行政协议在实务中的广泛应用,协议纠纷的案件也与日俱增。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正式将行政诉讼作为行政协议的救济渠道。然而目前我国行政协议纠纷的司法救济无论是在立法上亦或是在实务操作中均不完善,其理论研究上均缺乏系统性。从行政协议的概念界定出发,分析我国行政协议纠纷的类型及司法救济机制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筑牢我国行政协议纠纷解决的"最后一道防线"。     

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建构缘由探析

当下法治在建构和谐社会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纠纷解决方面则表现为强调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运用。本文以构建和谐司法为视角，从理论上探讨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农村社会语境下的存在必要性和现实可行性。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体研究

2005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中,明确提出＂与有关部门共同探索新的纠纷解决方式,促进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改革纲要一方面拉开了我国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试点的序幕,另一方面也提出这一改革本身必须首先正视的问题,即参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主体有哪些、法院在其中扮演着什么角色、法院和其他解决纠纷的部门或组织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如何理顺法院和其他纠纷解决部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进一步研究来解决。     

中国古代婚约制度对现代婚姻制度的启示

中国古代自西周的＂六礼＂开始,历朝历代都对婚约问题有明确规定。婚约制度由于受到婚姻自由的民主思想的极大冲击和其他国家婚姻家庭制度立法的影响,在我国的作用日益削弱。但其作为一种民事习惯,仍广泛存在于中国大部分地区,因婚约产生的民事纠纷也时有发生。我国婚姻立法应重视婚约问题,通过法律调整因婚约订立而产生的财产纠纷等问题。     

构建大调解格局

近年来,蓟县人民法院积极尝试司法转型,使法院职能从＂纠纷的解决者＂向＂既是纠纷解决者,又是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引导者、监督者＂转变。探索中的一些做法得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及县委、县人大常委会的认可。健全矛盾纠纷排查网络一是建立便民诉讼服务站。2006年6月,本院结合辖区实     

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文化探析

多元解决纠纷机制在我国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纠纷解决途径的多元文化传统;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的长期存在;近现代纠纷解决的实践。因此,建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符合我国的历史习惯,也利于维护司法权威。目前,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尤其应重塑人民调解的权威。     

把握民间纠纷规律 做好预防调解工作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充分认识新时期民间纠纷调处工作的意义,把握民间纠纷发生规律,有效地做好民间纠纷预防调处工作,是司法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一、调处民间纠纷工作的重要作用在我国,用调解的方式平息民间纠纷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官制中就     

军人婚姻纠纷常见的几个认识误区

在日常法律服务工作中我们发现．很多官兵对婚姻家庭纠纷的处理存在误区．这即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也不利于婚姻家庭纠纷的解决．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司法资源．当引以为戒。     

市人大常委会启动民事执行工作监督调研 问诊执行难

＂执行乃法律之终局及果实,因而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生效的司法裁判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执行,不仅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损害法律的权威和司法公信力,使得人民群众丧失通过司法救济解决纠纷的信心,动摇依法治国的信念。司法痼疾＂执行难＂已成为长期困扰法院工作发展的司法痼疾。     

我国林权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

解决林权纠纷是新时期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和重要保障。我国在法理和实践层面都存在着林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包括民间性、行政性和司法性纠纷解决机制。但这些机制在观念认知、制度安排和方式方法上都还存在诸多问题,当前迫切需要加强多元化、法治化和专业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