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执政权力运行机制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在竞争性政党政治体制中长期垄断国家政权,与其独特的执政权力运行机制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竞争性政党制度中一党独大的执政权力掌控机制、党权与政权高度统一的执政权力运作机制、保持党政清廉公正的执政权力监督机制。这种执政权力运行机制具有党权和政权统一、威权和民主融合、善治与严管并行、“人治”与法治结合的基本特点。     

中央苏区农民政治动员中的性别与权力

中央苏区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建设的革命性探索时期,他们通过婚姻制度改革和对家庭角色进行政治赋权等一系列政治动员策略的有效实践,将长期消失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女性和分散于一家一户的个体农民成功动员为革命事业的积极参与者。这种融入了性别视角的动员措施在改变苏区两性关系面貌的同时也产生了相应的性别冲突,中共发现并应用了性别差异所内含的积极动力因素,又通过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抑制并整合了其对革命总体目标的破坏性因素,在权力与性别相互博弈并不断取得动态平衡的过程中,苏维埃政权在革命根据地获得了广泛的群众认同。     

列宁时期俄共(布)党内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几次民主争论

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认识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非常现实地摆在了列宁和俄共(布)面前。当时,党内就布列斯特和约的签订、国家资本主义、官僚主义和工会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民主争论。党内争论不仅解决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亟待解决的许多问题,而且体现了列宁一直坚持的党内民主原则。     

戈尔巴乔夫政治体制改革的教训

苏联问题的根子在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是苏联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苏联改革政治体制的核心是解决公民与政权分离的问题,消除经济改革的障碍机制。但是,在选择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上,戈尔巴乔夫不切实际地试图恢复列宁所提出的"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想通过全民选举苏维埃代表来实现公民与政权的结合,实践的结果证明在现代条件下这么做行不通。这一选举导致了苏联的政治过热和混乱,更使苏共威信丧失,难以控制局面,最后不得不实行总统制。匆忙推行的总统制仍难以挽回局面,反而促进了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最后使苏联倾倒,苏共失去了政权。     

从晚年书信看列宁的工作状况

列宁晚年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写了大量书信,对国家政治、经济乃至领导人的休养等日常琐事进行指导,这一方面说明列宁的工作强度很大,另一方面也说明,在苏维埃政权初期,除了缺乏经验、政权建设很不完善外,还缺少一个分工明确、责权清晰的干部制度。     

列宁为维护苏维埃政权合法性的斗争

正苏维埃政权和苏共执政合法性问题,是随着十月革命胜利、新政权诞生而遇到的问题。在列宁的著述中,虽然没有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直接阐释,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对这个问题是相当重视的。苏维埃政权初期经历了十分复杂而艰难的斗争,斗争的焦点是这一新生政权的合法性问题,与此相联的是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的执政合法性问题。     

政治重建后的伊拉克政党政治

正目前,伊拉克正处于历史上政党政治最为活跃的时期。2003年萨达姆政权垮台,美国按照本国模式在伊拉克实行所谓的多党选举和民主自由。但政治重建后的伊拉克形成了以民族和宗教教派为基础的权力分配格局,造成严重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分裂,治理失序问题突出,民众生存权、发展权难以保证。伊拉克在缺少国家认同的前提下实施多党制选举制度,想要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还面临很大挑战。     

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嵌入汲取型到整合服务型

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力量是影响乡村治理模式的两个变量,二者只有巧妙融合才能实现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嵌入汲取型的乡村治理模式符合中国政权建设与经济发展需要,但嵌入式结构以及汲取性的功能容易造成乡村治理的内卷化、碎片化,造成乡村治理的困境.而整合服务型的乡村治理模式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中的"治理有效"为出发点,以建设和服务乡村为核心,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以及治理逻辑的转换,能够有效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不断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苏俄非常时期列宁的社会政治教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列宁提出,苏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掌握着国家政权,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中居支配地位;"自由"如果同劳动摆脱资本压迫相抵触,那是非真实的东西;"战争"应有苏维埃政权进行的革命战争与帝国主义战争的区别;"协议"有革命者为最终消灭敌人而同其暂时达成的协议与"入伙性"协议的区别。在苏俄非常时期,列宁主张就这些重大问题对工农群众进行社会政治教育。同时,他提出了加强社会政治教育的原则和措施。列宁的思想在当代具有思想启示和借鉴的价值。     

俄国十月革命与苏维埃

俄国十月革命是依靠苏维埃顺利取得胜利的,苏维埃政权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后来由于苏联共产党未能充分发挥苏维埃的作用,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亡制,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试析国家分离发生的路径和动力

分离促使国家和国际体系适时进行系统地自我更新。民族主权与族群冲突、国家建设与政权崩溃、民主化与政治失序、全球化与国际干预是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路径和表现。它们分别从社会原生要素间的政治关系、政治系统内外部权力的结构和关系、政治社会与垄断权力开放竞争和参与的关系、国际体系的结构和性质与国家独立自主发展的关系,说明国家发生分离的四种动力来源,即"主权"要素改变、"政权"建设遇阻、"政治社会"关系不对称以及"超国家"外部介入。这四种动力统一存在于国家主权的"同质性""专断性""对称性"和"正义性"四种属性内。它们是主权国家在全球持续裂变和扩散的原因,也是当下国家发生分离的路径和动力从单一走向复合的提示。     

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实践张力与有效运转

精准扶贫是国家权力携带资源"回归"乡村社会的延续,资源的输入与权力的下渗深刻改变了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的格局。在精准扶贫场域内存在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双重治理目标、外部与内生的两种治理资源、正式与非正式的多维治理规则以及多元化的治理主体,由此形成复合治理的结构样态。实现精准扶贫的有效治理更为关键的是使复合治理结构运转起来,即不同治理要素之间实现融合互嵌。但在社会转型与治理逻辑转换的大背景下,国家治理精细化、直接性、标准化和组织化的逻辑与乡村治理简约化、间接性、非正式化和个体化的现实在精准扶贫的实践过程中碰撞。有效调适精准扶贫场域内复合治理的张力进而实现治理要素的融合互嵌,需要推进国家与乡村社会的目标耦合、机制并轨与规范融合,根本上需要在政党引领下激活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从而实现常规化、制度化减贫。     

乡镇体制变迁的思考--"后税费时代"乡镇体制与农村政策体系重建

上世纪50年代从乡镇政权体制向人民公社体制的转变,主要是出于国家工业化从农村获取资金的需要;建国以来的乡镇政权体制的变迁是以农村的微观经济组织和其他微观社会组织的变化为基础的;目前乡镇政府已经失去为国家现代化筹集资金的功能,也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改革势在必行;明确新的职能,建立提供高效服务的体制,改善乡镇党委的领导,应是近期乡镇改革的方向;完善乡镇治理结构,实行金融优先的微观组织再造,理顺农村土地产权关系,完善农村现代制度体系,修改<土地承包法>,还土地权益于民,建立以土地产权收益为财政基础的村民自治,等等,是目前农村改革的几个着力点.     

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对苏维埃制度的超越--兼论当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包容性和灵活性

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说,根源于苏维埃制度,但它不是苏维埃制度的简单复制.它具有苏维埃制度不可比拟的包容性和灵活性,是对苏维埃制度的超越.     

“原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发展及其特点

＂原苏东地区＂是由＂苏东地区＂演变而来的。＂苏东地区＂是一个不对称的合成词。＂苏＂指的是苏联,＂东＂指的是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东欧＂。苏联是一个单一国家。1917年十月革命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开始时称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12月组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邦（简称苏联）。     

新法律观念在乡村的强力塑造——以1952年司法改革运动为例

建国初期的法制变革,在制度和观念两个层面展开.相较于法律制度的废立,法律观念尤其是乡村法律观念的转型,更为复杂和艰难,更加具有中国特色.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运动中,中共借鉴群众运动的经验,通过话语转化、组织控制和图景展示三种手段,成功地在乡村塑造了新法律观念.这一伟大历史过程,反映了建国初期中共对法制建设的探索,体现了中共灵活的政治运作、求是的群众作风和强大的组织动员.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社会民主运动及其政治后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的社会民主运动,既是改革的民主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改革进程中国家政治控制能力弱化乃至丧失的结果;既是苏联社会在长期发展进程中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爆发的结果,又是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刺激下社会过度反应后不满和怨气的情绪宣泄。但是最终导致社会民主运动政治方向发生变化的关键因素则是苏联政治压力集团的形成。在中央政府不断失去对局势的控制后,这些政治压力集团迅速演变成政治夺权势力。最终,苏维埃政权在社会民主运动的激情狂欢中轰然倒塌。     

共治威权与法治威权——中国政治发展的问题和出路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政治经历了从"家长式威权体制"到"共治式威权体制"的转变.中国政治发展的现实选择是法治式威权体制.在发展的路径上,可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以强化国家的法制为基础,建立司法制衡制度,重构民众对国家权威的认同.     

西斯塔尼的什叶派构想及其对伊拉克国家构建的影响

2003年战争后,伊拉克什叶派摆脱萨达姆政权的长期压制,走到政治舞台的中心.伊拉克政府在战后难以向社会提供基本的经济和安全保障,这给什叶派宗教填补政府的权力真空提供了机会,伊拉克由此呈现弱国家—强宗教的特点.西斯塔尼凭借宗教盛名、议价能力、选择性干政而被伊拉克国内各方所推崇.他在伊拉克的国家构建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将建立什叶派王国的构想纳入其中.但是什叶派构想与伊拉克国家构建之间存在着张力,加上西斯塔尼年事已高,各方围绕纳杰夫马尔扎耶将展开激烈的争夺.伊拉克的国家重建能否从倚重西斯塔尼转到依靠制度尚有待观察.     

四海之外皆兄弟

二战后，苏维埃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地区，大量驱逐原居民，为改变人口结构，把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半个世纪后，这位拉脱维亚导演利用大量解密档案拍了这部纪录片。末尾说苏维埃政权杀了2000万男人和女人，这片子是为他们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