息讼市场与利义融合——转型时代律师促进调解的可能及其实现

承担起促进调解的职能是转型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律师应有的理性认知和社会担当。律师参与调解具有充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积累,明确的服务内容和利益结构。律师参与调解有助于提升调解质量、提高调解效率、防范调解异化。为发挥律师对调解的促进功能,执业律师务必夯实专业基础,准确把握调解框架,丰富社会阅历,洞察纠纷成因出路,努力引导当事人迈向合作,达成自身经济诉求和正义责任的统一,并推助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资兴市积极打造新的社会阶层诚信文化

湖南省资兴市把构建新的社会阶层诚信文化作为全市诚信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来抓，一是指导新的社会阶层专业人士联谊会积极开展“诚信为人”主题活动，在社会上倡导践行诚信理念，革新社会风气。提升市民素质。二是加强工商联基层组织和行业商（协）会建设，通过商（协）会平台，突出行业自律，鼓励诚信经营。     

新时期警察民事调解：意义、挑战与完善路径

在当前"大调解"社会纠纷综合治理背景下,公安机关参与调处民事纠纷具有重要意义。警察职能定位、警务模式选择、警务资源配置、警察绩效考核机制、警察专业化和规范化建设要求等,对警察民事调解都提出了诸多挑战。本文从立法、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三个方面提出了建议:立法上,明确警察民事调解规范;人才培养源头上,公安院校应在本科教育中开设"警察民事调解训练"相关课程并加强在职警察民事调解培训;在制度建设上加强警察民事调解与人民调解、司法有机结合。     

治安调解概念新解

治安调解概念的通识与公安实践存在着差异,造成了人们认知上的困惑和实践中的彷徨。可从小治安和大治安两个角度理解治安调解的内涵,前者仅指公安机关(警察部门)为了防止纠纷带来的治安隐患而对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后者是指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实践中社会主体为了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安定秩序而对各类纠纷进行的调解工作。以当事人纠纷行为的法律形态为划分标准,治安调解的外延可分为纠纷当事人的行为已经构成治安违法行为、当事人尚未构成违法犯罪行为的民事纠纷、纠纷当事人行为已经构成犯罪行为三类。治安调解应以公安机关为主导,其他社会主体广泛参与。     

广州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广州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认定办法的通知

正GZ0320160059广州市商务委员会文件穗商务电商[2016]16号各区商务主管部门,有关行业协(商)会:为加快国际商贸中心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化电子商务应用,继续培育一批电子商务示范企业,我委对《广州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评价办法(试行)》(穗经贸[2013]3号)进行了修订,形成了《广州市电子商务示范企业认定办法》,现     

公安机关主导参与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公安机关依其治安调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纠纷赔偿调解等法律赋予的职能优势,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中扮演着既主动而又积极的主导参与角色,并以职责主导和平台主导与使命参与的表现形式,在社区矛盾纠纷、医患纠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化解中引入人民调解、行业调解、司法调解多位一体、多调联动机制,同时,积极主动参与各种矛盾纠纷的预防、预警、调处、化解,自始至终掌控着矛盾纠纷从发生到发展再到平息的演进过程。完善公安机关在多元化解中的主导参与作用,必须正确处理好为政府＂补位＂与公安机关高点＂站位＂的关系,扮演好为政府＂分忧＂、为社会＂解难＂的维护稳定角色,履行好公安机关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责任＂。     

司法调解历史使命与实现路径

在社会治理中,司法调解作为人民法院参与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一直较受重视。人民法院只有在应用司法调解的具体过程中坚持法治化原则,坚守其法律底线,依靠司法技术和法学方法来重塑调解的制度气质,将法治贯彻到调解制度的精神内核之中,才有可能使司法调解在转型期发挥最大功效,实现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审视大调解

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适应社会现实需要、对人民调解理念进一步延伸的产物。它强调的是调解的多方参与、多种调解资源的整合,是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化解社会矛盾的一种工作机制。在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存在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也具有正当性:它适应了我国社会转型期解决复杂性和特殊性矛盾的需要;顺应了法治发展的需要;缓解了法院的压力;在我国有着深厚的调解文化底蕴和丰富的调解资源;它既符合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诉求,也符合利益诉求和正义价值的追求。     

民事再审调解的正当性探论

以尊重当事人处分权为前提，能够使再审程序达成调解与纠错功能的协调。再审调解有助于达成案件审理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提升法院在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中的地位。目前导致民事再审调解率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根据再审调解的特质，在再审程序的较早阶段组织调解，彰显当事人在再审调解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吸纳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再审调解，更好地发挥再审调解对维持司法秩序与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     

婚姻纠纷必须调解

最高人民法院在网上公布《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稿进一步完善了存在多年的法庭调解问题,包括5类案件必须有调解程序,法庭调解可请第三人参与,调解书可以约定违约责任等。     

和谐社会背景下的社区调解制度探析——以江苏省江阴市蒲桥社区为例

伴随单位社会的逐步解体和社区体制的形成,社区成为社会问题的仓储域和社会问题下沉的"筐底"。社区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具有受案范围广泛、方式灵活高效、程序协商民主的功能特点,但也存在"无边界化"、队伍不健全、调解协议执行力不足、"大调解"机制运行不畅等问题。完善社区调解制度,需要合理界定社区调解边界、加强社区调解队伍建设、强化社区调解协议的执行力和优化"大调解"运行机制。     

政协为我铺就成长之路

我调入香河县政协工作已经4年了。4年的时间不算长,但我深深地爱上了政协这个大家庭,这个展现作为的温馨家园。我到县政协的第二个星期,政协常委会决定围绕我县"三位一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工作体系建设情况开展视察。刘赛秘书长让我也参加,并对我说:"这次让你参与到活动中来,认识政协常委,会使你对政协工     

警察调解制度研究

从现行法律规定和警察执法实践看,警察广泛参与了治安纠纷、民事纠纷以及轻微伤害(轻伤)案件的调解.警察调解可分为治安案件调解和非治安案件调解两种模式.警察调解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窄到宽、从权威型调解手段到合意型调解手段的演变过程,反映了警察权的扩大以及警察治安管理功能和方式的转变.应进一步明确警察调解的适用条件,对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竞合的纠纷,可区分不同情形依法调解处理.     

关于泰兴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的调查报告

2004年,泰兴市根据省和泰州市的部署,按照"高起点布局、高标准建设、高要求规范"的要求,健全组织网络,规范运作程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大调解机制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从运行一年多来的实践看,大调解机制的作用已初步显现,有效地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纠纷,为维护社会稳定、服务全市经济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从调查的情况看,泰兴市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市乡两级调解中心关系欠顺。市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由信访局牵头负责,而各乡镇设立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以乡镇司法所为主,与司法所(人民调解委员会)合署办公。市乡两级调     

海南自贸港：热浪起 蓄势飞——《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台以来海南自贸港建设简述

正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大幅放宽、自贸港"低税率"安排正式落地、允许进出岛航班加注保税航油、允许境外商事调解机构参与自贸港商事调解……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下称《总体方案》)的正式公布,海南自贸港正式进入建设阶段。东风好借力,正是扬帆时。短短50天里,一条条"硬核"政策相继推出,一项项早期安排加快推进,     

构建治安调解执法标准体系的思考

治安调解是公安机关依法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即治安案件)的一种特殊方式,它对于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具有独特作用。为了规范治安调解执法行为,提高治安调解的效能,完善矛盾纠纷调解处理制度,针对治安调解执法实践中存在的大量不规范问题,构建一套科学、精细、操作性强的治安调解执法规范和勤务标准体系尤为必要。     

宁波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安协辅警队伍建设的意见

甬政发[2012]22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级各有关部门、有关单位: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决定》(甬党[2011]11号),进一步推进公安协辅警队伍职业化、规范化、科学化建设,充分发挥公安协辅警在维护社会治安稳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努力为实施"六个加快"战略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现就进一步加强全市公安协辅警队伍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对进一步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的思考——以四川省为例

四川省人民调解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成绩,但仍然存在着调解经费保障不力、调解员队伍结构尚待优化、调解协议的公信力有待提高,调解手段的创新性有待提升等现实问题。因此应准确定位人民调解工作性质,在"大调解"工作体系构建中确保人民调解的自主性和多元化,建立合理的经费保障机制,动员与培育各种社会力量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以“三绿”改革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长期以来,乡村治理主体行政色彩浓厚、治理格局发育迟滞、群众和社会组织参与不够等一直是制约乡村治理有效的痛点。近年来,仙居县以"三绿"改革(绿色公约、绿色货币、绿色调解)为突破口,强化共建共治共享思维,构建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专家等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模式,有效破解了乡村治理中长效践行难、主动参与难、矛盾化解难的痛点,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的绿色治理之路。     

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与调解——基于剑河县林权纠纷的调解实践

文章借助美国学者布莱克的案件社会结构理论,侧重于从微观社会学角度分析调解所处的纠纷解决社会结构,通过对当地最为典型的林权纠纷各类型的性质、起因及结构要素不同组合方式进行剖析,展示出纠纷解决的社会结构对调解运行的深刻影响:纠纷当事人之间目前的熟识或面熟关系使纠纷趋于依据大量民风、民俗和伦理道德等地方性知识,运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常规资本和个人性格、气质等非常规资本的分布、组合状况有力地制约着调解结果;一方或双方的支持者常常在调解中起着重要作用,有时会改变调解的走向,甚至决定着调解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