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变迁与新行政法的兴起

公共行政作为行政法学的研究对象,其变迁必将对行政法的研究产生实质而深远的影响.传统行政法以控制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为目标,主要关注行政的合法性构建、违法行政的治愈与监督以及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然而,随着近年来非权力行政、预防行政、协作行政等公共行政实务新形态的不断壮大,传统行政法的回应力已捉襟见肘.转型时期需要一种面向公共行政实务、关注合法性与最佳性二维面向、关注行政全流域的新行政法,以弥补传统行政法的不足.     

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的司法审查

作为对1989年《行政诉讼法》“违反法定程序一律撤销”立场之纠偏，新《行政诉讼法》确立的行政行为“程序轻微违法”在制度定位上既是程序瑕疵类型，也是程序瑕疵司法审查的标准。作为前者，“程序轻微违法”是对司法实践中广泛运用的“狭义程序瑕疵”概念之扬弃；作为后者，相对于“违反法定程序”标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标准，“程序轻微违法”标准具有独立性、补充性两大特点。但部分法院未能严格遵循“程序轻微违法”的立法既定路径，不仅导致“程序轻微违法”认定空间被挤压，还使得“程序轻微违法”标准存在被虚置与被滥用的双重误区。针对以上误区，法院应当秉承程序瑕疵类型二分法立场，兼顾客观程序标准与主观权利标准，并对“程序轻微违法”标准予以严格适用。     

行政赔偿制度中违法性界定之建构

违法性的界定是行政赔偿制度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国家承担行政赔偿责任与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义务形成客观上的违法性有关。行政赔偿中违法性的标准主要涉及行为自身的违法性与行为的职务性。在行政赔偿中,对"违法"的内涵可以从三个面向进行探讨:"违法"与"不法"的含义分析、"违法"应当从广义的理解、"违法"应当从行为违法说与形式论明确标准。通过借鉴民法中侵权行为的行为类型,行政赔偿中行政行为的违法性也可以分为行政作为违法与行政不作为违法。在我国行政赔偿的司法实践中,行政作为违法以结合说为认定标准,行政不作为违法则以具体活动引起说为认定标准,两者相同点都是以违反对第三人利益保护的职务义务作为判断的依据。     

关联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理论与实务分析

行政权力配置的复杂化和多样化导致行政行为不断多样化和精细化,由此在法院司法审查中产生对行政行为之间关联关系的审查,而关联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是目前行政审判中面临的现实疑难问题,涉及行政法基础理论、实定法和司法实务等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行政行为公定力理论出发,结合司法实践对关联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诸多实务问题提出了初步解决方案。     

试论行政不作为的合法性审查标准

行政不作为违法是行政违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进行司法的最终救济,能够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行政不作为可分为依职权的行政不作为和依申请的行政不作为,司法实践中,应从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出发,审查受案范围、原告资格、职权要件、条件要件、期限要件、内容要件、利害关系要件、是否存在滥用职权等,同时适当分配原...     

从“法定程序”走向“正当程序”——以行政程序为例

行政法学界和实务界一般认为 ,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中的“法”仅指法律和法规 (或包括规章 )。鉴于“法定程序”的稀缺性 ,特别是某些“法定程序”的非正当性 ,迫切需要以“正当程序”的理念和原则对现行的“法定程序”制度及其司法实践进行改造 ,包括在宪法中规定“正当程序”条款、完善行政程序立法、充分发挥法官的司法能动性等。     

行政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

行政诉讼法是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三大诉讼法之一 ,实施行政诉讼是保障人民群众公法权益 ,遏制违法具体行政行为 ,约束审判机关依法审判、裁定具体行政行为 ,加强廉政建设 ,惩治行政腐败 ,推进民主法制进程 ,实践“三个代表”的法治保障。文章分析了行政管理机关及相对人、审判机关在行政诉讼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并概述了加强行政诉讼法制建设的思路对策。     

行政处罚程序违法的实体化处理与法律责任

现行《行政处罚法》第 3条第 2款关于“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过于绝对。对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予以效力否定，其制裁属性不足，因而不属于典型的法律责任。实践表明，对程序违法的行政处罚行为作效力上的否定性评价，不能为程序权利提供平等保护和有效救济。法院裁判在程序违法争议中坚守的行政机关准确表达意志、相对人有效参与两条主线，均有其实体公正逻辑，可作为以程序违法为由否定行政行为效力的主要情形。行政程序违法的违法主体和责任承担者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非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法（修正草案）》删除“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的规定，总则部分不再涉及程序违法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影响，但不可弱化行政处罚程序的约束力。此次修法，宜按照责任自负原则，设置行政机关为其程序违法、侵犯程序权利赔礼道歉的责任方式，以增强司法裁判的回应性，减少不必要地撤销程序违法、结果正确的行政处罚行为。同时，实现行政处罚程序违法认定与追究有关人员个人责任相互贯通，有利于从根本上减少行政程序违法。     

完善“两法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以规制非法集资行为为考察对象

完善“两法衔接”,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应当重视和正确处理三对关系,分别是：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关系;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关系.在处理第三个关系中,还必须注意三个问题：正确理解和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灵活把握“刑事先理”原则;坚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针对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必须同时结合上述原则和司法实践,具体研究其实际操作和运用.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研究

行政处罚归责原则解决的是行政相对人违法责任的基础问题,具有根本性的法律意义.我国行政处罚实务中坚持的“客观归责原则”与主要大陆法系国家坚持“主观归责原则”形成了鲜明性的落差,也给我国立法与执法带来了诸多问题.为了更好控制行政权的行使,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利益,在理论和实务两个层面上,行政处罚的归责原则应由“客观归责原则”转向“主观归责原则”.我国的行政处罚的立法体系将来则应坚持以过错原则为基本,以过错推定和无过错责任原则为例外.     

行政承诺不反悔论

行政承诺是行政权行使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实践中存在行政执法中的承诺和行政管理中的承诺。相比之下,后者多于前者,即我国绝大多数行政承诺发生在行政管理领域。由于没有严格的法律依据和具体的法律规范,导致该范畴的承诺极易发生变化而形成承诺反悔,影响行政公信力的树立,损害行政立法权威和行政相对人权益。因此,从法律上保障行政承诺不反悔成为一种必然。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承诺时应当谨慎,行政承诺应当制度化、契约化和可诉化。在我国行政法治中应当构建系统的政府行政诚信体系。     

论行政侵权主体

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三种类型的行政侵权主体,我国的行政侵权主体即是行政主体的具体化和特定化,而公务员不能成为行政侵权主体。确定行政侵权主体必须厘清行政侵权主体与行政侵权的行为主体、行政侵权责任主体、行政赔偿义务机关的关系。     

行政事实行为的可诉性分析

行政事实行为是行政主体所作出的一种不以对行政相对人产生法律效力为目的的行政行为。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现代行政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全面实现诚信政府原则、信赖保护原则以及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充分救济的需要。国外行政事实行为可诉的实践及我国的行政赔偿诉讼实践均证明 :将行政事实行为纳入行政诉讼范围是可行的。为达此目的 ,需要消除人们思想上对此问题所存在的顾虑 ,并完善现行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     

论行政程序法制化的功能

行政程序的法制化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和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它对于规范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保护行政相对方的合法权益以及提高行政效率、防止行政腐败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目前的行政程序法制还存在着一些缺陷,随着行政程序法制的完善和人们民主法治意识的增强,其功能必将更加凸显出来。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研究

福利行政中行政相对人违法是指政府行政系统在为公众提供行政救助以及其他社会福利的法律行为中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规范和行政法典则的情形.其行为表现主要有：消极履行劳动义务、虚构困境信息、获取非法利益、阻滞权利人获取权益、侵害福利设施等.原因是多方面而深层次的,基于此,必须通过构建新的行政法体系来矫正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即强化宪法中的义务理念、建构福利行政法体系、量化福利行政的各项指标、建立新型行政违法制裁机制.     

行政法开放性之思考

行政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即对其他社会现象、社会过程、社会关系、治理系统等都是开放的。行政法开放性既是客观的又是必然的，是当代行政法的发展趋势。行政法的开放性有着非常深刻的法治价值，它具有技术规则的吸收功能、公众需求的满足功能、新型社会关系的认同功能、后信息化社会的适应功能。然而，我国行政法在开放性方面是受到阻滞的，可以说还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之下。因此，必须在行政法理论基础、行政法治体系、行政法的实施和行政法的实现等环节上有所突破，重构我国行政法治体系的思路：区分和定位行政法软件与硬件、确立行政法纲领性与规范性的目标选择、合理分类行政法恒定规则与过渡规则、注重行政法输入要素与输出要素的关系转换。     

完善我国行政合同救济制度

行政管理的形式随着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的不断发展更加多样化,行政合同作为我国一种新型的行政管理手段,在行政机关运用的越来越频繁。但我国行政合同法律制度相对滞后,行政合同的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行政合同行为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程序法应对行政合同行为作专门规定。     

论正当行政程序与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兼以程序工具主义及程序本位主义的视角

对行政权进行程序控制是行政法的一大发展潮流,合法、合理的行政行为遵循的程序应当是正当的行政程序,即符合正义性原则、具备正当性的行政程序.由于行政行为及行政程序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性,从程序工具主义兼程序本位主义的视角出发,行政程序的正当性要素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程序正当性要素的最低要求、程序正当性要素的最高要求、程序正当性要素的一般要求.     

论行政协议中行政机关救济 途径行使程序之完善

2015年我国《行政诉讼法》将行政协议的概念进行了明确并规定就行政协议有关问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此举表明行政协议已经在实践中得到普遍运用,需要法律加以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律体系也因此得到进一步完善,但由于我国强行政权的历史传统,立法上的重点过于偏向对协议相对人的保护,而对于行政机关的救济途径规定甚少。2019年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就这一问题进行了解决,其通过赋予行政机关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权利作为满足行政协议履行过程中的必要条件下的救济途径,这一救济途径与行政协议中相对人享有的救济途径具有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有效保证了协议双方当事人的相对平等,但仍有必要完善行政机关主体司法救济权利的程序规定。     

论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的重构

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一直是困扰行政法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难题,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困境的主要原因是学术界错误地把行政主体资格作为认定行政诉讼被告的条件。事实上,从便于诉讼的角度出发,行政诉讼被告的认定规则完全可以简单化。值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之际,参照世界各国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制度,重构我国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范式,对于正确发挥行政诉讼的应有功效,理顺行政组织法研究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