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探讨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设置的侦查程序忽视程序公正,不利于保障人权,无法实现司法公正,因而借鉴国外侦查程序中的合理成分,本着将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有机地统一起来的思想,完善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之规定。在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广泛的参与权,强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保障,确定各种侦查措施和行为的适用应遵循比例原则或必要性原则,扩大侦查控制的范围等,以期实现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的统一,实现我国刑事司法的公正。     

我国侦查程序制度正当性问题探讨

我国的侦查程序制度在惩治犯罪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制度设计上,过分强化侦查对社会的控制功能,抑制了对自由价值的追求,正当性存在缺陷。完善我国侦查程序制度,应树立兼顾程序与实体正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和谐统一的理念,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自我辩护权;建立司法授权和审查机制;完善侦讯过程中的平衡性;适当扩大辩护律师在侦查中的参与权;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侦查侵权的惩罚与救济机制。     

论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以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为视角

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尚未走上“正当程序”之路，其根源在于刑事诉讼程序本身的合法性未受重视，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缺失，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无法实现。我国应确立刑事正当程序模式，解决刑事审前程序中独立价值与工具价值的冲突，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实现刑事审前程序的独立价值。为此需要树立“审判中心主义”观念，转变侦查机关的职能，适当限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所起的作用，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平衡控、辨双方力量，给予犯罪嫌疑人基本的人道待遇。     

侦查程序增强律师辩护力量的制度措施

刑事审前程序中律师辩护权利规定的不完善已成为法学界的共识。保障辩护律师参与侦查程序,完善其权利,是刑事诉讼法修改关注的焦点之一。以现实的视角确立保障程序正义的基本权利与制度,对不同权利的作用进行体系性的定位,并确立相应的权利保障与救济机制,是增强侦查程序辩方力量的关键。     

论我国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

讯问是刑事案件侦查中常用的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直接对抗的侦查措施,加强讯问中的人权保障是侦查讯问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应当加强对讯问主体权力运行的监督控制;完善讯问对象的权利保障机制;明确和规范讯问的基本程序;建立侦查讯问的规则体系;完善好若干配套制度。     

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以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为视角

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表现为平等权、参与权、救济权有机的权利体系。当前我国在建构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的主体地位方面与西方存在较大差距,我国应借鉴西方国家的理论、制度和做法对我国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进行建构:法律上确认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权利,建立司法介入制度,确立侦查谦抑和检察监督侦查的原则和制度。     

我国侦查辨认程序规范化之探究

我国对侦查辨认程序的相关立法简陋,立法层级低,立法规范性差。通过立法明确界定侦查辨认结论的法律地位,在完善我国侦查辨认程序时,应当对侦查辨认结论设置相关配套的法律规定,确保非法获取的侦查辨认结论得到合理排除。增加侦查辨认的形式,完善侦查辨认规则体系,完善侦查辨认程序的权利保护机制,进行侦查辨认必须进行全程录音录像。     

论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的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在即,侦查程序是此次修法的重点。侦查程序的完善需要在强化权利保障的同时加强权力制约,具体需要重点关注以下问题:取消"如实回答"义务,确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录音、录像或律师在场制度;强化检察机关侦查监督职能的作用;完善嫌疑人的权利体系;明确律师介入的诉讼地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的法治化;排除非法口供遏制和减少刑讯逼供;坚持"人本精神"完善强制措施;完善财产强制手段维护公民的财产权。     

国家赔偿程序修正之评析

《国家赔偿法》在程序方面的修改主要有增设协商程序、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程序权利、细化期限的规定、取消确认违法的程序、完善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的决定程序。上述修正使《国家赔偿法》更接近程序正义,但先行处理程序违反自然正义,协商程序缺乏可操作性,确认与赔偿程序合并是否科学仍有待实践检验。完善国家赔偿程序,应遵守公正原则、公开原则、参与原则和效率原则,未来可考虑出台专门的《国家赔偿程序法》。     

ＷＴＯ条件下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之完善

我国已加入WTO,世界经济将形成一体化,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扩大,世界法制建设也将趋同,但目前我国刑事侦查程序同国外相比较还存在很大区别。为此,我国应改革刑事侦查立案程序;确认“无罪推定”原则,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改革刑事强制措施,完善人权保障机制;完善证据与证明责任制度;改革律师介入侦查程序制度,加强对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辩护权保障;改革侦查终结程序,完善侦查终结条件。     

律师提前介入问题再探

为实现律师提前介入之立法意图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程序的具体时间应提前至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前 ,并应增加规定侦查人员有义务立即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之权利 ,同时将免费律师法律援助制度引入侦查程序。     

侦查讯问的法治效能提升路径研究

当前侦查讯问存在的困境是多方面、多层次的。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着刑事案件侦查对侦查讯问过度倚重的现象,这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要求侦查工作应当在过程与结果双重价值下运行的要旨相背,导致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出现心理偏激和行为失范,更是案件"诉不出去"的重要原因。侦查人员应当确立"审讯的功夫应在审讯之外"的基本观念,才能充分释放侦查讯问的法治效能。     

政策转换为法律的正当程序研究

正当程序承载着正义、民主、自由、人权等价值,是民主与法治社会应当遵循的一项普遍法则。政策转换为法律作为民主与法治社会的一项制度,也应当遵循这一法则。同时,遵守正当程序可以保障政策转化为良法,可以保证政策转化为法律过程的正当性。遵循正当程序,就应该在政策转换为法律的过程中注重听取意见制度、公开与说明理由制度和避免偏私制度等。     

论侦查程序中的辩护——基于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的视角

辩护权是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的一项最为重要的防御性权利.侦查程序中的辩护与审判中的辩护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侦查阶段的辩护较为落后,这使得犯罪嫌疑人的权利难以得到保障,有碍司法公正.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对刑事审前程序中的律师辩护作出了规定,我们应予以借鉴,以完善我国侦查程序中律师辩护制度.     

论侦查程序中辩护方的防御权——以辩护方的调查取证权为视角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运作状况直接影响到后续的审查起诉以及审判程序的进展及效果.西方各国都通过法律明文规定,辩护方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我国目前侦查机关和辩护方权力配置严重失衡,在立法上赋予了侦查机关异乎强大的侦查权,却缺乏必要的有力制约,而辩护方由于缺少调查取证权,其防御权微乎其微,且几乎缺乏有效救济手段,于是在诉讼中不免产生诸多问题.这样,无论从诉讼法理还是人权保护角度,都应该明确,辩护方在侦查程序中拥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     

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以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为切入

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因引起审判活动中断、诉讼程序倒流等法律后果，背离控审分离、控辩平等，特别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基本要义而备受疑义。立足于2021年《刑诉法解释》第274条的规范语义，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分析、研判不应继续囿于以往刑事立法的框定内容，不能以此前规范可能形成的不利后果作为制度诟病的必然论据，而是应当通过更为多元、适恰的论理方法，将此一议题的分析、阐释置于刑事法律规范与刑事诉讼制度变革的现实语境之中，用以有针对性地回应审判阶段补充侦查制度项下的诸多疑义，并以此为基础演绎归纳出此一议题之下以完善制度本体与优化配套机制为导向，以明晰同意补充侦查申请的条件标准、依据刑事诉讼客体同一性理论限缩补充侦查之缺失证据范 围、恢复庭前实质性审查，以及强化对于根据在案证据进行裁判的释法说理为具体内容的渐 进式改革径路。     

中国侦查制度改革的若干基本问题

中国刑事侦查程序的改革应当坚持“底限正义”的理论进路,利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在侦查权分配、侦查目的的设定和侦查模式的定位等方面实现突破,并且应当在废除立案程序、重塑强制措施体系、实现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措施法定化以及改革侦查讯问程序等方面作出重大改革。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检讨与重构

认罪认罚从宽试点制度中无论是原则性的证据规则还是具体性的证据规则都存在很多问题，严重影响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实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确认，但是对其涉及的特殊性的证据规则鲜有涉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证明标准应采取定罪证明标准与量刑标准相互区分的双阶标准，以充分体现认罪认罚从宽案件的特殊性。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具体性证据规则，包括侦查阶段重点重构有关保障认罪自愿性的取证规则；起诉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突出认罪认罚的量刑合意证据规则；审判阶段的具体性证据规则要体现事实审查和自愿性认罪的双审查具体性证据核查规则以及认罪撤回的证据规则。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证据规则的立法路径上，必须考虑中国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将证据性规则与程序性规则，将实体性证据规则与程序性证据规则有机统合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文本中。     

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侦查取证风险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实施,由于本次修改初步建立了以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为基点的证据规则体系,这对于侦查工作来说是一个巨大挑战。传统的侦查取证方式将面临一系列可能的法律风险。这些风险是可以识别和控制的,需要侦查机关在风险管理和侦查能力提升上多下功夫。     

论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优化--以制度的功能分析为中心

评判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构建是否合理的标准应为是否有利于侦查程序目的的实现,本文以侦查程序的三重目的来设定侦查程序中理想的检警关系所应具备的功能,并依此功能设定分析我国现行检警关系所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优化我国侦查程序中检警关系的具体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