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治理功能的浙江样本浅析——以农村文化礼堂为例

文化治理是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文脉积淀深厚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尤其具有理念、资源、方式和路径上的历史基础和条件优势。以浙江农村文化礼堂为例,观察、分析和提炼出"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空间""巩固基层执政基础""构建村庄生活共同体""建构村庄社会生活规则秩序""引领乡村传统创造性转化发展""恢复乡村生产活力、重建乡村生活体系"等方面的乡村文化治理成效,揭示出文化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已然呈现、却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和研究的深层次功能,为探索文化治理的内涵要素和整体框架提供实践案例和分析基础。     

乡村文化变迁与社会治理机制创新

传统农村的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乡土秩序。近年来,快速推进的城市化、现代化进程逐渐消解着乡村文化的价值,乡村文化逐渐失去了认同的基础,农村陷入秩序整合的困境。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一方面要重塑乡村文化基础上的传统乡村秩序,另一方面要积极构建符合农村社会现实需要的现代性整合方式。     

乡村传统文化现实境遇与发展机会—基于社会治理的视角

乡村传统文化对乡村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乡村社会转型过程中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式微,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消极影响。只有采取重塑乡村新型生存空间,丰沃乡村传统文化生长土壤;重构乡村新式价值范式,展现乡村传统文化新意义等措施,才能在文化与社会治理的良性互动中,为乡村传统文化、也为乡村治理找到新的生机。     

农村文化礼堂建设中如何保护传承传统文化

建设农村文化礼堂,需要充分挖掘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探索新的文化表现形式。浙江省绍兴市通过建设农村文化礼堂,将现有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整合,使得文化礼堂成为农村特色文化、农民精神家园与乡村新型共同体重构的平台,同时也为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提供了平台。     

论文化礼堂与农村社区治理功能

中国共产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同时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建构农村社区治理体系离不开农村文化的支撑。浙江文化礼堂在农村社区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一,以国家意识形态供给构筑社会核心价值功能;第二,以文化认同方式构筑社区文化秩序功能;第三,以地方性知识涵养社区信任关系。在提升农村社区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需要整合传统的乡村文化、赋予现代公民社会主义文化、发挥"文化自信"的根底作用。以文化礼堂为载体和平台的农村文化建设,对规范农村文化秩序、打造农民精神家园、提供农民参与的公共空间,具有重要的意义。     

当代宗族更新与基层社会的文化治理——以浙江省为例

宗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承载体,当代宗族的复兴显示了传统宗族文化潜在的顽强生命力。浙江省当代宗族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复兴,成为重建乡村社会的重要力量,其所包含的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模式,也对乡村社会治理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当代宗族需要加强现代性的更新,在避免与行政力量合而为一、克服狭隘的宗族本位观念的前提下,造就新伦理,构建地缘与血缘相结合的组织体系,并把现代文化元素注入到宗族文化之中,才能切实地发挥以伦理为方式协调社会秩序的文化治理的作用,为乡村社会重建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动力。     

共建共治共享 激发乡村治理活力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事关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近年来,常州市武进区洛阳镇不断加强乡村治理的实践探索,以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智治“四治融合”为主线,不断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工作格局。     

现代化进程中侗族地区乡村治理文化机制探究——以湖南省通道侗族自治县为例

就传统社会来说,乡村治理与控制曾一度借用文化机制尤其是制度文化来行使其卫道者的职能,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为传统社会增加了越来越多的异质性,原本整合了的传统社会也面临着瓦解危机.面对急剧变迁的形势,如何处理好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理问题显得迫切而重要.我国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具有特殊性,如何利用这样的特殊性为变迁中民族社会治理提供强大保障,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乡村文化建设的历史变迁、现实审视与路径选择——基于文化治理的视角

乡村文化在社会变迁中不断转型与重构,乡村文化建设与乡村社会呈现出互嵌融合的发展趋势,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但乡村文化现实价值的淡化、城乡文化发展差距日益增大、农民精神文化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等问题日渐凸显。乡村文化的治理转型成为一种必然。乡村文化建设的未来趋势是嵌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格局中,以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文化共治格局为目标,以维护广大农民利益为根本,充分整合乡村文化内部资源,构建城乡文化融合发展体制机制。     

试论传统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CSSCI

乡村的善治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背景的支撑。传统乡村文化一般由家族文化、礼俗文化与乡土文化构成,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凝结着先民共同的文化认同,极易产生共鸣,同时给人以归属感、自豪感与荣誉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乡村文化能把相关的社会成员安排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结构中,并内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变成一种内在约束,形成现实的社会秩序,这对维持乡村秩序产生重要作用。充分利用好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当代乡村治理之中,可以节约乡村治理成本,提高乡村治理效率,从而有效推进乡村治理,实现和谐乡村与美丽乡村的治理目标。     

在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互动中培育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这不仅在于维系团结和秩序,更在于为人提供终极的价值和意义关怀。转型期的社会矛盾根源之一是由文化价值观的混乱导致的社会与文化认同的危机。杭州在探索治理创新中致力于文化价值观建设,形成了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治理创新与文化发展推动了社会和谐,其根本机理在于回应了转型时代的文化价值观重建诉求,培育了新型价值观基础和文化认同根基,从而使社会朝着有机团结的方向迈进。     

试论我国农村新型治理结构的重构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发生的经济、社会变迁推动着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转型,也催生了村民自治这一新型的基层民主制度。在村民自治这一制度架构下,一种基于治理理念的新型农村社会治理模式成为可能,即以村民委员会民主选举制度为核心,以村务公开为制度保障,通过培育具有自主治理性质的乡村社团组织,发掘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资源,将制度创新与本土资源的发掘结合起来。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路径研究 ——以德庆县"三信融合"为例

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政策目标为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科学的行动指南。以理念、管理和技术三个维度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分析框架,以广东省德庆县"三信融合"为案例,分析基层党组织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举措,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德庆县以信仰建设为根本、以信用建设为关键、以信息建设为支撑,设计出一种基层党组织引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制度化渠道,为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探索出一条可能的路径。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必须筑牢利益生产和分配机制,让参与者具有切实获得感,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巩固维持和拓展深化。     

私性文化凸显下乡村公共性培育

农村公共文化正面临衰败的危险.从深层次看,其衰败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裹挟和冲刷、压力型治理体制的内在制约和乡村治理资源的匮乏流散等多重因素的合力挤压.培育农村公共精神,建构协商合作型乡村治理体制,构建农村公共文化的内生机制,传承挖掘农村传统文化资源是理应积极推动的基础性工作.     

乡村治理有新招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加速推进、农村各项改革不断深入,农村社会经济条件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民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给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浙江基层党组织在改善乡村治理中开展了丰富的创新实践.     

浙江援疆注入文化元素

在东海之滨的浙江,坐落在美丽乡村的文化礼堂,已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的新地标。在天山南麓的新疆阿克苏地区,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的文化礼堂,不仅逐渐成为基层群众的精神家园,还助推了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截至目前,浙江省援疆指挥部已分别在阿克苏地区的8县1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共援建10个文化礼堂。2015年,浙江还将再援建153个文化礼堂,实现阿克苏地区和兵团一师乡镇一级文化礼堂全覆盖,努力让当地群众精神上亮堂堂。     

以“四个治理”推动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四个治理＂。本文以这四个治理为基础,讨论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问题,认为系统治理理清了农村社会治理的主体关系,依法治理是农村社会治理的根本依据,综合治理提供了农村社会治理的规制系统,综合治理解决了农村社会治理的标本关系。推动中国农村社会治理创新必须坚持＂四个治理＂并举。     

文化礼堂 一种新的生活观——上虞区文化礼堂建设见闻

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亦能使一方水土风光无限。2013年,农村文化礼堂建设工作被列入当年省政府十件实事项目之一,首期将在全省范围内建成1000家文化礼堂。时隔一年,我们欣喜地看到,全省各地已经诞生了1337家文化礼堂,远超预期。日前,记者走访了绍兴市上虞区一些村落的文化礼堂,在青山绿水间分享农民新的生活观。村民有了舞台走进东关街道担山村文化礼堂,一副"秀美山川孕育担山文明家园,和谐春风沐浴农村先进文化"的对联分外醒     

乡村治理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乡村治理研究是以理解乡村秩序如何维系,乡村社会如何发展为主要任务的问题导向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它大体上可以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治理发生的背景、历史条件及其现实处境;中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度和法律在农村实践的过程、机制及后果,并为理解农村政策的实践提供理论解释;微观层面的研究主要是理解乡村社会内在的运作机制及农民的生活逻辑。据此思路,本篇报告将对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状况做出描述。     

实现我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善治”路径探论一一基于社会资本重构的视角

基于信任、互惠规范和公民参与网络的社会资本，在完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实现农村社会整合，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方面显示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文章论述了乡村治理与社会资本的理论关联，并具体分析社会资本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农村社会整合方面的积极作用，在弄清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现状的基础上，对如何重构农村社会资本，以解决“乡政村治”模式下的治理困境，实现乡村治理的“善治”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