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变革的路径选择

无论是政府推动型路径还是民众推动型路径,都不能稳妥、有效地解决中国法制变革问题。中国的法制变革应当建立在实践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走理性温和的中间道路,即在宏观层面上要强调开明政府的法治导向及其对法制变革进程及力度的适度控制,使法制变革在紧凑、有序的状态下有节奏地进行,防止变革过程中出现失控现象;在微观层面上则要强调积极构建和完善地方及个体的利益表达机制,鼓励制度创新,使各项制度在多元主体不断试错的过程中优胜劣汰,进而推进法制变革稳步前进。这种路径取道中庸,兼顾了政府推动型与民众推动型两种基本路径的优势,同时也在相当程度上尊重了中国威权主义的传统与现实。但是,这种路径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研究。     

浅谈财政分权下的地方竞争效应

我国财政分权始于1980年的分灶吃饭,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才逐渐形成规范化的体系。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局面,这种竞争带来的效应有利有弊,如:促进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建设、服务水平的多样化竞争能减少财政支出竞争造成的资源浪费,宏观经济稳定性失调,非理性投资,地方政府推动型投资过热,地方市场分割等。选取了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这两个效应进行讨论。在我国现行分权体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市场分割与经济增长并存,但随着制度的完善,地方政府以及各地方企业认识上的进步,地方竞争的弊端将越来越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凸显。     

中国地方组织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与激励机制改革

从雇佣关系、晋升和工资设定模式三个方面分析，中国地方官员组织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内部劳动力市场特征。在以经济增长作为单一目标的情况下，这种制度安排形成了极为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处于这一内部市场中的官员总是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以求推动地方经济增长。但随着科学发展观的逐步落实，这种激励机制的弊端日益显现出来，是选择欺骗还是合作转型，中国地方政府正面临艰难选择。     

中国式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

中国财政分权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它通过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以及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向地方政府和企业提供了发展经济的激励,并由此造就了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中国财政管理体制一直在不断调整,不同阶段的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激励机制并不同,经济增长实现途径存在差别,最终经济绩效也大不一样。另外,当前公共服务和收入分配不平等已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经济增长构成严峻挑战,而它们的产生又与中国财政分权体制运行有莫大关系。因此,辨识中国式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及其效应,具有极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启动新一轮兼顾社会和谐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财政分权改革提供借鉴依据。一、中国式财政分权的理论回顾现代财政分权理论开始于著名的"用脚投     

“拼民生”成地方竞争新趋势

<正>地方政府率先在民生领域行动起来,无疑有利于当地民众,更为教育与医疗体制改革突破困局提供了现实的路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试点改革逐步过渡到全面改革,经济的开放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模仿也促使地方竞争策略变得日趋雷同。由于财富增长最终会通过当地经济增长的各项硬     

地方政府经济职能与资本运营管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确立的经济转轨期 ,加强地方政府资本运营管理的经济职能 ,对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意义。本文就地方政府如何加强资本运营管理 ,发挥其经济职能作些探讨。     

大企业将替代政府成为区域合作的主导

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影响监测中心发布《区域经济合作的格局和走向》报告称,企业将逐步代替地方政府,成为我国区域合作的主体。该报告认为,地方政府的行政力过强,制约了区域合作,形成了区域内要素流动的壁垒,但内生动力将推动企业成为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支柱。报告列举了三点理由:企业需要的资源可以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企业合作从服务业的合作开始逐步推向全产业;合作将更多地采取项目合作的方式。在新一轮区域合作中,地方政府要为企业跨区域的活动创造条件。     

城镇化发展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中央明确将城镇化发展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希望通过城镇化建设，逐步实现农民市民化，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推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但现实当中，面对“城镇化发展”命题，部分地方政府最感兴趣的依旧是想通过城镇建设规模的逐步扩大获得更多的土地财政收入和投资机会。     

政府行为、城镇化与农业可持续发展——基于中国经济转型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的视角

文章以政府行为和中国特色的城镇化路径为视角,探究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城镇化过程对我国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增加农业支出对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有积极意义,但是,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的投资拉动模式不利于城乡均衡发展。目前,地方政府主导的城镇化过程进一步恶化了城乡收入差距,不利于农业可持续发展,更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行为与城镇化的交互影响对农民增收更为不利。     

2012中国经济怎么办

日前,国际上一些人在唱空中国,"中国经济要崩溃"。国内的房市正出现价量拐点,又一些人纷纷要求放松银根"保增长"。到底怎么看中国经济?2012年中国经济该如何发展?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和发展逻辑没有变什么是中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主基调?笔者在2011年7月曾指出:"从趋势看,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从过去两位数高增长平台,逐步迈向相对趋缓增长的平台。这一趋势并不是经济周期性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支配、调控的。"(见7月11日《中国证券报》)这一点,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到市场,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