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戊戌变法失败前梁启超文学改革的尝试

梁启超在极力宣传政治变革时，也在文学革新上作了一些尝试。如倡导创作通俗读物，作为政治改革和“开民智”的辅助手段；提倡“文与言合”，革新旧式语言；实践“觉世”之文和“新式”诗歌。但梁启超的文学革新尝试一开始就留下了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首先是“俚语”、“群书”的归属问题，其次是“觉世之文”的所指问题。梁启超戴着政治帽子的文学变革初露端倪时就陷入了一种尴尬境地，文学革新刚刚萌芽就受到了功利与审美、作者与读者、雅与俗、传统与创新诸多对立因素的困扰。而随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形势使梁启超并没有着力将文学改革发展为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的一部分，他的文学改革也只是浅尝辄止。     

梁启超文学“革命”的政治背景

梁启超在日本客居十四年，文学“革命”的旗帜就正是在这异域的流亡生涯中轰轰烈烈地挂出的，政坛不幸文坛幸，梁启超将文学革命作为“激励人心”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国文学自此开始了新的一页。然而梁启超本不为革新文学而来，异域的尴尬处境、政治追求与现实的矛盾构成了梁启超文学革命的尴尬背景。     

梁启超文学革命口号的内在矛盾

梁启超的文学成就和在文学史上所起的作用在他同时代人中可谓首屈一指。他一千多万字的文章中绝大部分是富有时代内容、思想底蕴深厚的新体散文。他在各类文学体裁上都有尝试和探索．更重要的是．梁启超以他的创作实践和文学改革理论文章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新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梁启超先后打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的旗号。但他的这些文学革命口号是内在矛盾的。这也决定了他文学革命的最终不成功与收效不明显。     

政治上的无奈与文学上的超越——论梁启超近代文学革命的实质

梁启超以各种报刊杂志为阵地大力宣传的近代文学革新运动,其终极目的是为了"新民"、"救国",而并非为文学而文学。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自下而上地实现其政治理念的一种重要手段,带有深深的政治上的无奈--选择上的不得已和政治上的"低作为"。但是,它却促成了近代文学的超越,其理论和实践,在内容和形式上促进了文学的现代化。     

五四时期“人的文学”与人的解放

“人的文学”作为一种文学观念，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产生的，体现了五四文学的基本精神，是一个时代文学革命先觉者共同智慧的结晶。这一观念的基本内涵是反对禁欲主义，倡导一种“人间本位主义”。文学批评应有“时代观念。”对当时及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

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近代法治主义的最早宣传者和鼓吹者,梁启超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从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界定了“法治”这一概念;并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出发,论证了实行法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声呼吁“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关于法治的实行,梁启超提倡“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吴趼人和“小说界革命”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梁启超等提出了“小说界革命”的主张。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文中大声疾呼；“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由于小说对读者有“熏”、“浸”、“刺”、“提”的作用，“感人之深，莫此为甚”。所以说，“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他郑重的提出：“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     

论梁启超的“中华民族”概念

一百余年前，梁启超提出“中华民族”概念，而当时仅仅用以指称汉族。随着梁启超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概念的内涵也不断得以丰富，最后发展为“合五族之大民族”。而在梁启超“中华民族”概念的背后．有着其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怀，分别体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     

胡适谈读书

最近，偶翻史书，看到胡适先生对读书的一些见解，颇为深刻独到，很能给人启发，值得我们在读书活动中借鉴。胡适先生早年留学美国，获哲学博士学位，1917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曾任北大校长。他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重要代表人物。他读书广博，各个领域无不涉及，在文史哲方面有重要著作传世。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正确把握同与异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同与异的矛盾统一体.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战线中同与异的关系,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把“和”作为目标,“异中求和”,进一步增进政治共识之“同”,最大限度地包容并尊重不同利益诉求之“异”,求统一战线各方面成员关系和谐之“和”.     

政治和文化的张力:梁启超的文明发展思想

梁启超对欧洲工业革命以来的科技文明以及相应的民主政治的进步性持肯定态度,但在一战以后他更多关注的是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并通过比较西方文明思考中国文明的出路。他将政治和文化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或方面,而政治和文化的互动关系或张力常态决定了文明发展的价值取向。这些看法表明,梁启超关于文明发展的思想已经超越了洋务运动以来各种“体、用”之分的价值取向,认为中国和西方都是世界的组成部分,其政治和文化可以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相互作用。     

国家与公民个人的角色关系演变——转型期社会矛盾解读

处在转型期的中国频频发生各种社会矛盾，深刻解读和研究这些矛盾发生背后的原因有助于提高对其本质性认识。我国的转型主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以及向和谐社会建设转变，在这三个不同的阶段，我国的国家与公民个人处在不同的关系模式中，三种模式分别是“控制——服从”“缺位——权利”“服务——共享”，由于国家与公民个人二者的关系的变化，导致了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矛盾较少，而在市场经济时期矛盾频发，通过和谐社会的建设，又将步入一个矛盾逐渐减少的未来。     

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新探

实现工业化是毛泽东的夙愿，建国后这种愿望由于国内的特殊困难变得更加迫切和强烈，因此它必定会对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的某些构想产生重大影响。长期以来，学术界更注重从理论、思想和政治等方面来剖析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原因，缺少对于经济因素的分析。本文力图在工业化的视野下，从私人资本主义自身的局限性、国家经济建设的计划性与私人资本主义的反计划性之问的矛盾、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与小农经济之同的矛盾等几个方面，来分析经济因素对于毛泽东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影响。     

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力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就是要研究解决社会矛盾，使之保持相对平衡。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是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稳定问题是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进一步做好维护稳定工作开阔了政治视野，指明了政治方向，维护好社会政治稳定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体现。     

论梁启超音乐教育思想

梁启超积极从事思想启蒙运动,认为乐学是精神教育之一要件,倡议音乐教育立于幼学,军歌、学校歌是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音乐教育可培育国民品格、陶冶性情和振奋精神。梁启超的音乐教育思想启蒙了沉睡的中国人,推动了中国音乐教育的近代化,在近代音乐教育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矛盾及其对策研究

调查发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既有成绩又面临着一些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应采取如下对策：输入与输出——加强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培训；整合与分离——促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学科建设；顺应与超越——建立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学的考核机制。     

当代中国村民自治的二难性及其解决思路

时下村民自治处于二难的尴尬境地 ,集中体现在“两委矛盾”、“乡村矛盾”和“村民矛盾”等三对矛盾上面 ;二难的内在成因是国家在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时进退失据 ;二难性之解决 ,可以考虑从规则内博弈—→规则之博弈、治理型组织—→服务型组织、单一化组织—→多元化组织、单维度视角—→多维度视角等四个方面着手。     

谈谈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冷处理”

“冷处理”是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之一。所谓“冷处理”，原指工件淬火后立即放进冷空气中，以提高其机械性能的一种工艺。把它借用在思想政治工作中．一般包含以下含义：一是在处理员工间的矛盾时，思想政治工作人员暂不评论当事双方的是非曲直,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     

军队政治工作指挥与管理研究展望

军事活动也好，军队政治工作也罢，都存在着“指挥与管理”这个关系范畴。指挥的依据就是领导学，管理的依据就是管理学。在军队政治工作指挥与管理中，政治工作指挥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影响和制约着政治工作管理。研究在政治工作指挥与管理的目的是“换个角度看政工”，用“指挥与管理”这个普遍性原理去认识政治工作，从而找到政治工作科学发展的“秘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