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外交战略经历了四大历史变革阶段。一是建国初期 ( 1 949年到 1 95 0年代末 )的“一边倒”战略 ;二是 2 0世纪 60年代的“两条线”战略 ;三是 2 0世纪 70年代的“一条线”战略 ;四是 2 0世纪 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全方位”战略。这种外交战略的历史变革 ,充分反映了中国外交战略作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工具 ,必然是适应时代变迁需要的产物     

时代主题与中国国际战略转型

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最高层次上的战略判断。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科学评估国际局势的基础上,对时代主题做出了新的战略判断,引领中国国际战略实现了最重要的转变,终结了中国外交结盟的历史,开始实行＂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确立了对外开放的基本格局,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且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     

对抗性外交、战略框架转换与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以《八一七公报》谈判为中心

中国的"联美反苏"战略导致美国对华政策倒退,引发了对台军售问题的谈判。为维护中美关系的战略基础,中方确立了在双边框架下施压的方案,形成了强制性外交的局面。但这个方案对美施压低效缓慢,最终中方被迫转换到战略框架以寻找筹码,开启对苏缓和,打破谈判僵局。谈判的成功关键在于中方从对美政策的双边框架转换至战略框架寻找筹码。战略框架的调整结束了"一条线"战略,中国开始按均势原则经营大三角关系。谈判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以外交方式处理中美关系和外交摩擦的有效性与合理性,大国外交既要坚持外交的和平本质,又要充分利用丰富的筹码,灵活调整对外政策。     

国家利益视角下的邓小平外交

正确认识时代主题和自身国力,准确掌握国家利益面临的挑战和各种国家利益的轻重缓急,并对各种外交政策或战略的成本与收益做出恰当评估,选择恰当时机,是邓小平外交能够最大限度维护国家利益的根本原因。不管是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独立自主外交",还是89事件后的"韬光养晦",都因做到了这一点而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典范,因而值得当代复杂国际国内环境下的中国外交借鉴。     

外交的本质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国家对外政策的工具,其和平本质决定了外交手段与军事手段的根本不同。外交不是权力政治,也不是对外政策,而是按照一定规范和平处理国家间关系、落实对外政策的过程。外交在不同国家战略中的地位及其作用提供了不同的历史经验:晚清并非弱国,晚清及近代中国的经验不是"弱国无外交",而是外交的失败导致国家的失败;美国对待外交的经验是强国无(需)外交,有实力即可,这是强权政治的逻辑;不少小国成功的经验是,外交是国家存亡和兴替的关键、立国之本和"小而不弱"的保证;曾经发动世界大战的德国和日本的经验是,选择战争走向毁灭,而放弃战争、选择和平的外交战略,则走向繁荣。对于崛起大国的战略选择,不同的历史经验昭示:和平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军事和战争战略,才是国家崛起的明智选择。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崛起的中国需要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坚持和平的外交战略,不是期待国家为外交准备任何成功的利器或其他实力资源,在国家强大之后展示武力,而是要充分利用好作为国家资源的外交工具。为此,不仅要关注和讨论外交,而且要把握外交的本质,从外交的角度观察和分析问题,按照外交规律办事,注重制度创新,让外交资源尽其所能,让外交人员人尽其才。     

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从中美缓和到实行“一条线”的战略——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对外战略的转变

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改变了中美苏三国关系的政治基础。在这种背景下 ,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抓住关键环节 ,从缓和中美关系入手 ,调整中国的对外政策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条线”的国际战略 ,由此改变了中国两面受敌的不利态势 ,开创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国家营销视角下的中国外交战略分析

中国处于国内体制改革和外交战略转型的双重机遇期,在对外交往中需要在经济实力和实际影响力之间进行有效的相互转化,以实现国家利益。国家营销理论对国家战略的规划定位、体系设计与实施手段的分析框架,尤其是其对战略实施阶段的多元营销手段,可以用来分析中国外交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国家营销视野下的外交战略分析框架包括三个部分:国家战略定位和道路选择、外交战略体系设计、外交战略实施。中国外交首先要在国际体系层面找准国家定位,在国内层面找准政策定位,在外交路线上做出明确选择。中国逐渐将经济外交列为核心外交政策,辅之以公共外交、文化外交等政策手段,围绕"实力与权力之间的有效转化"这一核心议题,在宏观、中观和微观等层面进行外交布局。中国在价值塑造、市场细分、促销渠道等外交战略实施方面还有很大发展空间。     

时代主题的转换与中国发展战略的转变

在"时代主题"转换了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国际共运中长期强调"国际联合"和"统一性"的传统发展战略实行调整和转变,从而形成了一条新的强调"独立自主"和"民族特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条新战略又有重要的新发展。     

当代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历史嬗变

文化外交是国家整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重大变化:在战略地位上,实现了从依附性到独立性的转变;在外交理念上,完成了从意识形态性到超越意识形态性的转变;在交流形式上,实现了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

“中国国家安全论坛”是探讨国家安全形势和安全战略的研究平台，凡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领域，如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科技、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安全问题，都是论坛研究和关注的对象。该论坛由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每年举办一次，截止到2009年共举办了8次，讨论的主题依次是：21世纪国际战略形势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中国的经济安全与发展、大国兴起中的国家安全、     

中国对外战略的确立与调整

本文以史实为依据，对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客观分析与研究，指出：从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至１９６５年３月莫斯科会议召开，执行对苏“一边倒”对外战略；从莫斯科会议召开至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推行“世界革命”（即“四面出击”）战略；从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至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执行“一条线、一大片”对外战略；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执行全方位开放、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本文认为，中国对外战略贯彻始终的是，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为世界和平和人类全面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与邓小平的东南亚外交战略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东南亚出现了复杂的国际关系。根据这一状况,邓小平围绕外交服务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大原则,利用中美苏"大三角"的基本格局,继积极促成中日、中美关系大转变之后,又适时把东南亚外交置于中国外交的优先位置。邓小平认为,东南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华人华侨分布广泛,对中国周边安全、经济建设以及战略布局都有重要意义。基于这一判断,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从"排除双边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坚定支持东南亚国家维护独立主权"和"建立和平、自由和中立区的主张"等几个方面,对中国的东南亚外交进行了富有战略意义的布局。     

战略关键期的中国外交大转型:动因、任务与特色

当一国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从而使其既定外交政策不能有效维护国家利益时,该国外交就必须进行转型与调整。21世纪以来,中国的和平崛起进入了战略关键期,中国外交必须因时而变。中国外交大转型具有特定的"中国动因"。中国外交大转型的"中国任务"是由特殊历史境遇与现实国情共同决定的,需要在外交指导思想、外交目标、外交服务对象、外交形态与外交机制等方面做出调整。但与历次外交转型不同,新时代中国外交转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面对国际安全新形势与中国外交的诸多挑战,中国外交急需转型,中国政府急欲转型,但转型能否成功还取决于国内的全面改革。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论江泽民新型政党外交观

江泽民作为我党第三代领导核心和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政治家,以高远的战略视野,恢宏的全局谋划,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纵横捭阖地实践着新型政党外交方略。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扩展国家关系领域;通过新型政党外交,跨越国家关系鸿沟,实现国家关系新的突破和发展;在"新国家安全观"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适时把经济因素注入政党外交领域,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在更高层面上丰富了国家关系内涵,维护了国家综合安全,提升了国家综合利益。     

中国的能源外交

当今,能源外交已成为经济外交的重要方面之一,我讲几个观点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能源政策和能源开发战略的调整 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中开始逐步调整能源政策和能源开发战略,这是能源外交作用上升的背景.这些调整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后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独立自主外交原则经历了从"一边倒"、"一条线"到"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和谐世界"的发展历程。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演变,同时也表明一个国家只有真正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原则,才能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并为本国不断走向繁荣富强提供保障。     

回顾与展望:前进中的中拉关系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在中国外交中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中拉关系呈现良好发展态势,正从以民间交往为主向"官民并重"转变,从象征性联系向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领域的实质性联系转变,从低层次往来向高层次交往转变,从缓慢推进向跨越式发展转变。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拉美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凸显,以《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为政策文本依据,不断推动中拉关系向深层次、多领域、全方位发展,是新时期中国发展同广大拉美国家关系的国家战略利益所在。     

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中的和平思想

和平思想是贯穿邓小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线索。在对国际形势作出客观分析后,邓小平指出和平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同时,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处理与他国关系时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有的和平的外交战略.最终都指向国内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国在21世纪更加稳定和持久的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