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善治逻辑——基于浙江龙港的案例研究

“城管困境”意味着参与各方都成为输家,其本质是在管制模式下单边主导与多元需求、权力集中与职责分散、长官意志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浙江龙港在全国首次开展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并开启“一支队伍善执法”探索。通过自我改革保证合法正当、互动合作支持共治共享、秩序重构维持弹性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城管困境,并实现向善治的蝶变。这对我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再造权利空间:摊贩的城市化之路

对于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冲突,法学研究者强调执法的正当性和法律制度的合理性,城市地理学研究者注重其空间分布特征和空间规训效果。双方都未能将法律和空间直接联系起来。从空间的视角来观察,法律话语和意识形态建构了摊贩所需的公共空间,而摊贩则依赖自身的空间行动改变法律。空间与法律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过程。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冲突就是二者对空间的交易和争夺的过程,其深层原因在于以法律话语建构的空间的表征与摊贩的表征的空间之间的内在冲突,以及摊贩与城市公众对于空间的使用和空间价值之间的冲突。如果说摊贩通过行动再造空间是为了获取城市权利,那么这条路注定充满崎岖。     

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与行动者策略——关于城管执法研究的文献综述

过去10年的城管执法研究,在城市化进程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大背景下,呈现了城市街头空间一幅生动的行动者策略互动场景,揭示了其背后隐藏的行为机制与深层原因,展现了“空间矛盾——行动者策略——策略效应——秩序建构”的研究脉络。综合来看,城管执法行为体现了空间维度的多层次性。从微观情景来看,街头官僚使用信息权力形成执法行为差序格局,与被执法者之间博弈演进,通过试错空间形成场域转换的默契互动,以执法吸纳政治、模糊性治理等策略平衡议题争议性;从中观情景来看,城管摊贩冲突发生在过渡型边界与灰色空间;从宏观情景来看,城管执法行为的空间矛盾本质上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空间挤压。     

城管综合执法改革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研究——基于J市Z区城管综合执法活动的案例分析

城管综合执法改革需要根据现实制度环境(尤其是现有组织机构的存在及其行为惯例)在制度规则方面进行适度调整:一是合理划分城市综合执法的职能边界;二是对城市管理职能进行合理分配和承担;三是降低行政成本;四是解决城管综合执法活动中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五是以公平公正的责任、权力划分推动实现城管综合执法协同效应,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实现城管综合执法改革“科学、优化、协同、有力、高效”的目标。     

论城管执法的困境与重塑——人本主义观念的确立

当前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层出不穷,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城管李志强被杀一案,引发人们的许多思考,城管执法的合法性受到质疑。为此,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出台了许多新的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中有的不能根本解决问题,有的则违背了法治精神。只有在立法中贯彻、在执法中树立人本主义观念,城管执法才能得以顺利进行,社会才能更加和谐。     

人性化管理在城管执法中的困境与出路

近年来,城管暴虐执法现象在各地屡见不鲜,在城管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与小摊贩之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甚至有许多恶性暴力事件的发生,暴力执法与暴力抗法现象成为值得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为此,学界和各地政府部门为改善城管执法,缓解社会矛盾,纷纷对城市管理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并从各个视角探索新的城管执法模式。本文从管理学的角度思考当前人性化管理方式在城管执法中的价值和困境,并尝试着探索走出困境的出路。     

城管执法为何如此无奈——以“城中村”为切入点

社会转型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城市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最主要的形式，“城中村”则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怪胎，它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规划和管理。“城中村”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农村，亦非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在城市管理中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对象，作为城管执法重点的执法区域，“城中村”的村民则是主要的执法对象，“城中村”的现状造成了城管执法的诸多困境，故使得城管执法如此无奈。     

跨文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基于知识管理理论的视角

在跨文化组织之中，人力资源管理面临新的冲突和挑战。从知识管理理论的视角看，“跨文化”引发了组织成员之间由于“知识冲突”而带来的矛盾，跨文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内涵在于对组织成员知识冲突的管理，跨文化组织人力资源管理的要素在于促进人员之间的交流、适应、共享和创新。为此，跨文化组织的人力资源管理需要转变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式和创新管理机制，大力推进相关变革。     

论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

《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和行政强制执行的方式作出列举式规定，并在列举的基础上分别规定了“其他行政强制措施”和“其他强制执行方式”。在《行政强制法》的施行过程中，除了在执行层面严格按照该法规定的种类和方式推进外．还需从立法政策的角度对“其他”种类和方式进行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以确保该法的立法目的得以充分实现。如何进一步完善行政强制的权力规范和手段保障？问题涉及：层级性、规范性和权力保障性；维度多元化与方法多样性；对城管不得扣押小贩经营商品的再考；不得擅闯民宅扣个人财产的困惑；对违法建设的规制与手段保障；行政强制权与行政处罚权的配套完善；提高行政效能与行政强制权的委托；权利救济与权力规范的立法完善；以及对行政强制的正确认识和舆论的正确引导等诸多方面。     

基于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视角分析城管现象

城管这一特殊群体是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加速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城管也越来越成为中国的一个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公民与城管的矛盾无处不在，同时公民把对政府公共部门的不满通过城管来表现出来。本文旨在通过公共人力资源这一切入点来探讨怎样处理城管与公民之间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我国利益群体矛盾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原来的单一的利益群体格局被打破，新的利益群体不断产生，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也随之而来。“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研究我国目前存在的利益群体矛盾提供了重要视角，以“风险社会”为背景分析利益群体矛盾冲突并提出解决之道是一个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大局的现实问题。     

行政相对人社会地位探究

2008年7月在西安市召开的全国城管执法理论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城管局领导针对城管执法的对象，有两种看法，一是“执法人员接触的是弱势群体，他们的生活收入低，他们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二是“我们的工作中所面对的执法对象不完全是弱势群体，甚至是强势群体。”如此各执一词的看法不无矛盾，可是一旦深入思考，该“矛盾”蕴含着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相对人的社会地位究竟为何？再者，媒体对城管执法报道的有这样的一种预设：城管执法是针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执法。事实上，通过我们的调研，相对人的社会地位远非媒体所预设的这么简单，     

浅论执法方式的现实选择——以临潼城管执法方式为分析样本

城管执法方式是行政执法方式的下位概念。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不同城市有不同的名称）作为一个部门被设立时间还很短，制度发展和理论探索还远远不够，所以对于“城管的执法方式”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更没有专门的研究理论。在笔者看来，城管执法方式就是城市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城市管理相关工作过程中，对行政相对人进行管理及对其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时所采取的各种方法和手段，包括教育、警告、罚款、收缴物品等。城管的执法方式及其执法后果直接关系到相对人对执法工作人员及整个城管部门的评判，     

城管执法中的突发事件问题研究

因城管执法而引发的突发事已成为我国社会公共安全事件的重要构成来源，不得不加以关注。城管的苦与恼和公众的质疑与批评形成鲜明的冲突，简单地言论是非似有不妥，必须从中性的立场对事件的特征进行梳理，对引发事件的原因进行理性分析，从而寻求在和谐状态下，在社会文明进步脚步声中的完满结局。     

中美军事互信为何难以建立？

中美作为国际关系学者眼中的“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其两军关系举世瞩目。曾作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先行者”和政治关系“晴雨表”的军事关系，至今仍未实现“正常化”。两国领导人都认识到，无论是为了防止因意外或误判而导致冲突，还是为了扩大合作应对共同威胁，都需要建立两军之间的互信。然而，自冷战结束以来，两军之间跌宕起伏的交往过程表明，尽管两军之间防止冲突及合作应对共同威胁的需求和潜力很大，但由于两国关系性质定位不明、两军对互信的认知和路径选择不同、美国不断损害中国核心利益以及缺乏建立互信的紧迫感等原因，致使中美军事互信鲜有成效。     

冲突的是权力，建设的是文化——中美博弈中的“文化冲突”

中美“文化冲突”有四个表达层面。国际关系学者多从权力角度审视“文化冲突”，但这只强调了文化的权力功能，没有涵盖文化的其他特质。文化是社会历史现状的内在表达，没有清晰的疆界，文化之间并不必然对立。文化是一种主观的、灵活的、解释性的力量，既可以恶化冲突，也可以强化合作。文化可转化为权力，权力也改造着“文化”。“文化冲突”本质是权力冲突，因此不能指望以文化交流来消除冲突，更不能简单认为文化的外在传播体现了本国的软权力。但文化又是一种实在的力量，文化资源是公共性的，要让它成为实力，必须加强文化研究和建设，并与开拓性的政治实践相辅相成。     

我国城管执法的现实困境与对策

由于城管执法主体不文明执法、城管执法的工作性质、法律地位的不明确以及政府城市管理理念的滞后等原因,目前我国城管执法陷入了在执法力量和强度不断加强的情况下仍然成效不足的执法“失灵”的现实困境。通过采取转变城管执法理念、在具体政策上更多地体现执法相对人和公众的权益、加强非政府组织在城管执法中的运用、完善城管执法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配套制度的建设等对策,可以有效地使城管执法走出困境。     

必须尽快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城管执法规范

近年来，城管执法在发挥巨大功用的过程中不文明执法、暴力和暴力抗法等现象也是屡屡发生，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但其中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城市管理职权行使的价值正当性问题。这种价值正当性落实在法律上也就是城管执法的法律依据问题，这包括城管执法设立、存在是否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以及在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充分的具体法律依据。前者是一种前置性依据，后者是一种具体性依据。“人们对城管执法的质疑，大多来自于其主体地位和职权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妥善解决此问题，     

硕士当城管是“人才浪费”吗

据报道，江苏常州城管一线执法部门一共有12名硕士研究生．而且这些硕士城管队员中有的是从事沿街巡查3-作。对此．许多网友表示无法理解，觉得“是人才的浪费”。     

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有限责任公司兼具有“人合性”与“封闭性”，其股权转让较之股份有限公司差异甚大。股东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很容易使公司经营陷入僵局，而在一定条件下的股权转让可使股东收回其出资以摆脱这种境况。但同时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使得内部转让与外部转让的条件区别较大，司法实践中必须审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