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与限制:对质询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及其启示

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审判实践中,对《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3款d项规定的对质询问权所应具备的公正要素,包括口头询问、证人出庭、平等武装以及官方义务进行了有条件的限缩,但同时也提出了"唯一或决定性"规则作为底线性保障。对于一项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欧洲人权法院的保障与限制,无疑关乎其对"公正"审判标准的界定。对质询问权在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对我国的司法实践无疑也具有借鉴意义。     

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发展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欧洲人权法院对艺术表达自由的规制——以争议艺术判例为切入点

欧洲人权法院对“裁量余地原则”的保守理解以及对艺术作为特殊表达方式的缺乏认同,导致它屡次丧失为表达自由、尤其艺术表达自由明确更宽容规则的机会.相比它对所谓不道德及涉及宗教艺术表达的苛刻对待,它对带有政治意图艺术表达的另眼看待和绝对保护给人以不同形式的表达自由有高低贵贱之分的错误印象.对现代艺术的潜意识排斥、对缔约国人权进行实质监督和强制管辖意愿的缺失,使欧洲人权法院在表达自由裁判上坚守着保守立场.     

人权的绿色化还是环境权的人权化？

从人权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然权利的内容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当代环境问题导致人的良好环境权的提出；环境权与人权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即人的自然权利，也具有协调一致的理念基础即“人类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封环境权与人权的平衡开启了一条重要的值得借鉴的环境权人权化和司法化的路径。     

行政罚款适用规则的体系性解释——基于《行政处罚法》第29条展开的分析

1996年《行政处罚法》第24条确立了“一事一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但如何适用却是争议不断。2021年修改的《行政处罚法》第29条增加了“同一个违法行为违反多个法律规范应当给予罚款处罚的，按照罚款数额高的规定处罚”一句，确立了“择一重罚”的行政罚款适用规则。“一事一罚”中的“一事”是同一个违法行为，应以构成要件为认定标准，“一罚”是“罚款”，分别有基本模式、法条竞合和想像竞合三种适用情形；“择一重罚”中“择一”是在多个法律规范中选择其中一个适用，“重罚”是最高额罚款。“择一重罚”仅适用于想像竞合情形。     

刑事境外证据“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的反思与重塑

我国刑事诉讼法是刑事诉讼中审查境外证据合法性的唯一准据法，据此确立的审查规则可称为“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该规则顺应了境外证据准据法模式的发展趋势，但不能呼应国家主权的“相对化”演变，也不能满足深化国际合作的需求，在司法实践中造成了对境外证据的“不审查”后果，有损刑事正当程序。刑事境外证据合法性审查规则的确立，应兼顾本国主权、他国主权、国际法义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项议题。在重塑我国“绝对本国法”审查规则时，应以实现对被告人平等保护为轴线，适度借鉴欧盟“统一可采标准”和“最低限度标准”中的合理元素，分层次、分阶段地实现相对本国法审查规则。     

欧洲人权制度中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述评

本文介绍和评价了欧洲人权制度中极为重要的“自由判断余地原则”,认为该原则及其适用对解决国际人权法中的相关问题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自由判断余地原则”是由欧洲人权监督机构(主要是欧洲人权法院)发展出来的,用以平衡公约机关与缔约国在某些领域中的权限的一种方式。本文借助具体案例和学者论述,介绍了该原则的产生过程,分析了其可能得到适用的领域以及在不同领域中的适用幅度,欧洲人权法院用以考虑国家在自由判断余地内的作为的因素。本文还对该原则的法律基础、适用标准及对实现“欧洲人权公约”的目的和宗旨的效果等问题进行了评价。     

论我国《商标法》驰名商标保护规则的完善

我国《商标法》中的驰名商标规则依然存在诸多认识上的纷争和制度上的疏漏，需要进一步澄清和完善：应该区分禁止注册规则与禁止使用规则，并明确有关注册商标专用权保护的执法措施同时适用于驰名商标；需要解决长期以来对《商标法》第13条中的“误导公众”究竟是针对制止“跨类混淆”还是制止“跨类淡化”的争议，放弃令人误解的“误导公众”的含糊表述，并不再就“跨类混淆”作出规定；在驰名商标反淡化保护上，不再以该商标是否已经注册为标准对未注册驰名商标加以区别对待；应明确反淡化保护规则也可以适用于他人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复制、摹仿、翻译驰名商标或者不正当利用驰名商标声誉的行为；没有必要在立法上就反淡化保护特别要求该驰名商标为“广大公众”所熟知。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过错问题研究——以专利侵权为视角

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的过错形态应为“故意”和“过失”.“知道规则”中的“知道”二字应解释为“明知”和“应知”.对于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过错的认定标准,应采取专业知识人标准.对于“故意”可采取主观标准,对于“过失”可采取客观标准,其中“故意”的判断可用“通知删除规则”加以辅证, “过失”的判定,可以设定一定审查义务或注意义务.包括对重复侵权产品的审查、对增值服务产品的审查、对未列明侵权信息但可以合理推知产品的审查义务.     

在押被告与律师会见通信权的保障与限制——以欧洲人权法院裁判为借镜

人在SV．Switzerland一案中．欧洲人权法院认定：被告与其辩护律师间的会见存在保密特权．仅可以监看而不可以耳闻其内容（无论是直接或间接方式）。在确立了监看而不：耳闻原则之后．欧洲人权法院要进而面对“耳闻”有无容许例外的问题。就此．该院并末概括否定容许例外．但“耳闻”的前提是存在正当化事由。     

保护人权与提高效率的平衡 欧洲人权法院2004年改革评析

2004年5月,欧洲理事会〔1〕的45个成员国的外长们通过了一揽子旨在保持和加强欧洲人权法院(以下通常简称“法院”)的有效性的改革措施。包括要求在成员国层面改进对《欧洲人权公约》(以下通常简称“公约”)的贯彻执行,并通过了公约第14号附加议定书(以下通常简称“议定书”),以     

也论推定规则适用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兼与何家弘教授商榷

中国现行法不仅存在转移“完整证明责任”的推定规则，也存在类似于美国法上仅转移“举证责任”的推定规则。在中国，对推定事实进行有效反驳的证明标准不应该是统一的“优势证据”标准，而应该根据诉讼类型、推定类型不同而有所区分。     

论“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的目的性限缩

司法实践与学说理论一般认为，《劳动合同法》第7条和第10条第3款确立了所谓的“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将该规则机械地理解为劳动关系统一自用工之日起建立将导致诸多现实不公以及法律体系的内部违反，构成法律漏洞。“用工建立劳动关系”规则的立法目的是为了解决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情况下劳动关系难以证明的问题，第7条和第10条第3款的文义超过了立法目的预设的范围，应当通过目的性限缩，将该规则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有用工行为而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这一特定情形。同时，对该规则进行目的性限缩的附带效应，是重新确立了当事人合意在劳动关系建立问题上的决定性地位。     

论个人信息处理的“合同所必需”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新增“合同所必需”作为合法处理个人信息的条件之一，但该规则在适用中存在个人信息处理者以增加服务内容、扩大个人信息需求以及降低信息处理透明度的方式侵害用户权益的风险。通过分析欧盟“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前提、适用标准、适用条件，思考对规则异化的风险进行控制与化解的路径，可为我国建立健全相关适用规则提供借鉴。“合同所必需”规则的适用基础仍是知情同意，其本身不应是一项单独的法定事由，在适用时必须明确“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这一独特前提，在此基础上依托合同自由与公平原则建立相应适用规范，在合法与正当原则下确立“关联性”标准，在目的明确与最小化原则下确立“必需性”标准，在强化告知义务中确立“透明度”标准。同时，基于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在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和利用信息进行自动化决策中不能适用该规则。     

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以欧洲人权法院“戈尔巴诉克罗地亚案”为例

欧洲人权法院对单次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认定采取“必要的被动性”标准,判断要素包括：是否具有犯罪嫌疑、是否具有犯罪倾向以及诱惑侦查行为是否对犯罪行为的发生具有决定性影响。多重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取决于每一次引诱行为是否满足“禁止过度引诱”标准,同时,还要求作为整体的多重引诱行为符合“禁止不当扩大犯意与犯罪范围”标准,后者的判断要素为延期适用理由是否正当。在对诱惑侦查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判断时,审查程序应与公正审判权的构成要素保持一致。人权法院的判例对我国完善诱惑侦查的合法性标准与审查判断具有借鉴意义。     

德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的效力:以证人窃听的证言为例——基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和普通法院的司法裁判

长久以来,理论界一直都对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倍加关注,因为这一命题本身不仅仅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还关联到民事诉讼程序以及欧洲人权法院的程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源于美国刑事诉讼,该规则的适用用以阻吓警察蓄意的取证行为,并且警察的行为具有足够的可归责性才有必要值得司法制度为此付出让可能的罪犯逍遥法外的代价。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集中反映了     

论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以美国法为中心的考察

在美国法上，过失导致的纯粹精神损害经历了一个从不赔偿到赔偿、赔偿范围逐渐扩大的发展历程。在判例法上，“影响规则”、“危险区域规则”、“旁观者规则”和“特殊关系规则”等的发展，一方面使美国的精神损害赔偿与身体上的损害逐渐发生分离，另一方面则使精神损害的赔偿从直接受害人扩大到第三人。美国《侵权法重述》也顺应了这样一种发展趋势，特别是第三次《侵权法重述》对判例作了很好的总结。美国法上的经验，在我国《侵权责任法》刚刚颁布并且仅仅对精神损害作出了概括性规定的今天，对于如何解释和适用该法律具有重要的意义。     

英美证据法上的刑事证明标准探析

无合理怀疑的证明一般被认为是英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也即“排除合理怀疑”之规则。那么该规则的由来是怎样的呢？“排除合理怀疑”究竟意味着什么？其含义如何？该规则又是如何适用的呢？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在本文中对“排除合理怀疑”这一英美刑事证明标准进行了探析。并进一步指出,该规则只有起诉方承担证明责任时,它才是刑事诉讼中的适用标准;当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负担证明责任时,其证明标准同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并无二致,即证明达到盖然性的优势程度     

论“混淆可能性”——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改草稿》（征求意见稿）

作为商标法中的基本范畴，“混淆可能性”既是侵权认定的主要标准，又是商标审查的重要尺度。实际上，对于大多数商标来说，其权利边界都取决于“混淆可能性”；即便是驰名商标，要确定其保护范围也离不开这一基本范畴。尽管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主要条款却避开了“混淆”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混淆可能性”的基准性地位，误导商标执法司法。《商标法》第三次修订在即，我国立法机关应遵循商标法制的运行机理，以“混淆可能性”为基准重构商标侵权规范和审查（评审）规则。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责任演变与监管发展——从安然事件到次贷危机

安然事件爆发后，美国于2002年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里法案，对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为应付2008年的次贷危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又制定出相应的信用评级机构监管规则。由此，结构性金融产品与一般金融产品使用不同评级标准，评级机构必须对金融产品获得“AAA”级进行解释说明。新监管规则也制订了较为细化的透明度规则和利益冲突规则，但这些规则的推出依然受到市场的怀疑，其效果有待检验，规则亦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