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见证制度的价值及完善

刑事见证制度是保证国家公诉的透明度和公信力之关键,具有独立的程序价值.我国刑事诉讼法律规范在见证制度方面存在诸多不足之处,这对司法机关依法规范侦查行为、统一证据标准造成混乱,也对我国的人权保障形成制度障碍.对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从见证人的选取、见证人的权利和义务、见证制度的违反后果等方面统一见证制度的程序和实体标准,为证据的可信度提供制度保障.     

论刑事见证制度的规范冲突及其化解

刑事见证制度的相关规范之间存在冲突。刑事见证制度的设立基础是秘密侦查原则、实质真实的诉讼目的和权利保障多种因素权衡后的产物,主要作用是为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提供辅助证明。目前见证人概念尚未厘清,实证分析也表明见证活动不规范确有可能影响案件实体处理结果。根据规范冲突的形式,可将冲突分为三类,三类冲突的原因有其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规范冲突的化解近期应从改造相关规范与完善见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着手,长期应以侦查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制度代替。     

论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

我国法律法规明文规定，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中须有见证人参与。见证人规定在提高证据的法律效力，规范现场劫查人员行为．体现侦查活动的公开性方面有重要意义。然而在实际操作中，见证人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如见证人选取难度大，见证人素质值得考虑，涉案保密问题未得到解决，成本高昂。改革见证人规定，应由法律限定见证人的构成主体，即限定法院一般工作人员或审判员成为见证人构成主体，对现场勘验的人和事进行监督，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完善见证制度，最后形成完备的见证体系。     

现场勘查见证制度研究

我国法律规定了犯罪现场勘查程序中的见证制度,这一制度对体现程序正义、权力制衡和保障证据的可采性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目前我国现场勘查见证制度还存在着诸多缺陷,主要表现为见证人的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不明确,制度本身缺乏弹性,而且对违反见证制度的法律后果缺乏相应的规定,从而导致这一制度长期以来得不到司法实务部门的重视。因此,必须针对这些问题从立法的层面上加以完善,以构建现场勘查见证制度基本框架,从而为其在实践中的有效实施奠定基础。     

论我国刑事侦查程序中的见证人制度

见证人是指应刑事侦查人员的邀请参加到勘验、搜查、扣押等特定的侦查活动中,观察监督该侦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出庭作证的人。见证人参与刑事侦查活动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然而,我国的侦查见证制度无论在刑事侦查实践中还是在立法上都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应当在观念上加强对见证人作用的重视,认识到见证人参与到特定的侦查程序中在我国目前的刑事侦查现状下对于防止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再者应当建立利害关系人在场参与为主、见证人见证为辅的见证制度;同时从技术操作上进一步完善该制度,使得实践中的侦查见证程序有法可依。     

论勘查见证制度

见证人参与勘查程序体现了程序正义的要求,并能起到监督与证明的作用。然而,我国勘查见证制度的监督与证明作用及具体运行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美国、我国台湾地区、俄罗斯对于勘查见证制度的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可以给我国的勘查见证制度以某种启示,我国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完善勘查见证制度。     

我国遗嘱见证制度之重构

我国《继承法》第18条将欠格见证人规定为“继承人、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欠格见证人的范围.对见证人欠格要件,应从见证之主体要件、程序要件以及人数要件三方面予以规制.其中,见证之主体要件应包括能力欠格要件和利益欠格要件,应将现行法规定的“继承人”修改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将利害关系人明确为“遗嘱指定的继承人、受遗赠人的配偶及直系血亲”;将程序要件规定见证的重要环节;对遗嘱见证人人数修改为3人以上;明确欠格见证人在场的遗嘱无效,从而保障遗嘱的真实性、有效性.     

关于刑事见证问题的几点思考

刑事见证制度是刑事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之一,是程序正义的必然要求与具体体现。然而,刑事诉讼法的最新修订及其司法解释并没有完成刑事见证制度构建与完善的任务,而对刑事见证人法律地位的明确以及资格的科学界定等则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要使刑事见证人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必须构建与我国法治水平相适应的刑事见证制度。     

论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131条中规定了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现场勘查中的见证人,是指与案件无关而被侦查人员邀请在场观察并监督现场勘查活动的全过程,并在必要时为此作证的人。从高质量现场勘查在侦查办案中的重要性和相关证据论角度的阐述延伸到现场勘查实施应有的规范性上,讨论现场勘查见证人制度设立的初衷,就见证人制度在司法实务中的运用,从合理性以及合法性的角度分析我国现存见证人制度存在的问题。最后,借鉴现代法治国家和地区法律中对现场勘查中见证人制度,探讨符合我国本土司法文化下的见证人制度的合理模式、完善见证人制度,使得现场勘查更好地服务于侦查和诉讼活动。     

审判中心视角下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从表面上看是强化法官在刑事诉讼中的核心地位,实质上是强化证据的审查和判断,严格落实证据裁判原则和直接审判原则是其题中之义。侦查机关承担着收集证据的重要职责,其证据供给质量直接影响刑事诉讼的运行状况。从证据审查实践来看,侦查机关取证问题主要集中在取证不全面、取证不规范和取证不严谨三个方面。侦查机关证据供给乏力存在多种证据表现,包括笔录类证据制作、书证提取、讯问、鉴定检材的提取和邀请见证人制度等方面。为了强化侦查机关的证据供给,需要围绕证据审查制定举措。除提升侦查机关全面取证、规范取证和严谨取证的自觉性外,还应当加强侦查人员以外的外部审查,通过创新证据审查机制来保证证据的证明力和证据供给质量。     

论宣誓制度在我国诉讼中的构建

证人宣誓制度在诉讼制度中有着悠久的历史。目前,世界上有不少国家的程序性法律都保留了经过进化了的宣誓制度。宣誓制度不仅有利于增强法庭的庄重,明确作证义务以及法律责任,而且宣誓制度对于民众的法律归属感、认同感以至法律信仰的树立具有重要的意义。在我国存在宣誓制度建立的基础,在充分考虑本土化的条件下可以对这一制度进行"嫁接",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宣誓制度。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免证权

证人免证权制度,正是我国目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理论界讨论的一个热点,是否在我国确立证人免证制度,反映了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在我国建立证人免证权制度,应科学合理地界定免证权的证人范围,作证内容和必要的限制;加强对刑事诉讼参与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已成为完善我国证据法律制度,加强人权保护,推动社会主义法制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之一,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新刑事诉讼法框架下的证人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在强化人权保障理念、规范强制措施、健全审判程序等方面都作了较大修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司法制度的重大发展和健全完善。然而立法意图在实践中的有效贯彻还有待于实务部门出台司法解释,对相关条文作出进一步的细化规定和配套措施。例如关于证人保护的条款,从维护控辩双方诉讼权利和促进庭审程序公正等方面看,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由于证人的权利和义务处于失衡状态,因此落实起来困难重重,可谓＂华丽的条文,艰难的落实＂。在保留证人出庭义务的前提下,通过加重辩方、控方和社会的义务来平衡出庭证人的权利义务天平,可以使新刑事诉讼法中关于证人保护的条款得到有效落实。     

《治安管理处罚法》：迈向和谐社会的里程碑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价值最终定位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其理论基础在于强调国家公权力和公民权利平衡,实现治安管理法治化和构建法治的和谐社会。该法规定了详细、实用的程序规则和合理的权利救济途径,有利于打造一个公正和正义的和谐社会。同时,该法关注人们社会生活,细化了社会规则,适应社会需要,有利于构建一个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     

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管窥我国的法治进程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出台是我国治安管理领域的一次重要变革,它所反映出的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对警察权力的规范和制约以及对程序法制的重视,无疑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巨大进步。但是它自身立法模式的相对滞后以及一些具体内容在理论界所引起的争论,也反映出我国的法治进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关于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之研究

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也包括证人的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由于我国没有建立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这就使得证人作证制度不够完善,难以在刑事诉讼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在借鉴英、美、日等国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构建我国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特权,必须确立证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建立证人豁免制度,完善我国的不起诉制度,以此切实保障证人的合法权益,确保刑事诉讼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论公安机关初查制度

公安机关初查制度作为刑事立案的前置程序,具有打击犯罪、保障人权、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重要意义。初查制度已成为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权的重要方式,但其制度基础却亟待构建和完善。从法律性质上看,初查为行政执法行为,而非刑事侦查行为。初查制度的构建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初查制度原则的确立,初查制度程序的设计,初查行为证据的效力。同时应通过监督程序和机动侦查权的设计,对公安机关初查制度进行法律监督。     

构建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目前,证人不出庭作证已成为我国刑事司法审判的痼疾,书面证言的使用世所罕见,这无疑剥夺了被告人的对质权,极易造成认定事实和判决的错误,违背了现代诉讼制度最基本的要求,暴露出现行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重大缺陷和人权保护观念的缺失。在刑事诉讼法面临修改之际,将证人必须出庭作证作为一项证据使用原则进行确定十分必要。文章通过剖析证人不出庭的危害及原因,以期将直接言词原则引入刑事诉讼,建立完善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行政程序、行政正义与律师代理制度

程序权利是一种与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相并列的新型权利。在行政程序中,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具有诸多法定权利,这些权利可以也应该被赋予代理律师。律师在行政正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律师的法律职能和公共职能的拓展,行政程序中的律师代理制度也将变成中国最有发展潜力的一项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