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性多边主义与国际秩序的演进趋向——基于国际制度合法性视角的解释

近年来,竞争性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现象和国家在国际制度框架中的优势竞争行为呈现兴起之势.从国际制度合法性流变的视角来看,竞争性多边主义是特定领域国际制度"去合法化"及相关行为体对制度"再合法化"分歧而导致制度参与行为分化的结果,是制度改革失效后制度体系演进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层次,国际经贸和金融领域的竞争性多边主义兴起均与各自领域制度体系的合法化困境有关.在地区层次,亚太地区小多边机制的涌现也是地区制度合法性长期缺失的结果.将对特定领域和地区制度合法性的探讨延伸到关于国际制度体系合法性的观察可知,制度体系合法性下降是秩序转型的主要诱因.竞争性多边主义不断解构着现行国际制度体系,因而成为推动国际秩序演进的重要动力.当前美国主导下的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因美国制度霸权与制度合法性的动态演进规律之间的根本性矛盾而面临"再合法化"难题,未来秩序转型的结果将取决于新兴国家的广泛崛起之势能否保持以及秩序主导国美国的霸权护持态度是否出现转变.     

全球南方国家的“新不结盟”运动北大核心

2022年乌克兰危机以来,全球南方国家不盲从西方孤立制裁俄罗斯的要求,坚持不选边站的“新不结盟”立场。全球南方国家消极响应甚至积极反对西方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孤立俄罗斯,消极配合甚至积极抵制西方对俄罗斯的各种制裁,在双边关系中继续保持甚至加强同俄罗斯的友好交往。其原因在于,乌克兰危机发生时,全球南方国家存在亟待解决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它们对当前的自由主义秩序和西方自私狭隘的外交行为严重不满,并且在全球多极化进程中日益壮大和成熟,希望在未来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实现自己的诉求。全球南方国家正成为动荡变革世界里的稳定力量,有力推动着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发展。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秩序与中国应对

全球治理一度呈现出多边停滞、瓦解和重塑的突出特点,随着美国总统选举结束、建制派回归,多边停滞和瓦解的态势可能减弱,未来全球治理秩序将呈现出大国回归多边博弈的基本态势。美国建制派回归后,对华“规锁”将呈现升级态势;将从疫情期间主客观“脱钩”逐步过渡到选择性“脱钩”,全球价值链呈内卷化;美国欲强化同盟政治,试图按价值观划界;系统内其他国家不愿选边站,表现出“骑墙”姿态。为此,中国亟需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包容性改革、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重视经济安全并避免“脱钩悖论”、求同存异及推动功能性领域合作、注重国际国内“双层博弈”等方面加以应对。     

亚投行运营制度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趋同的动因分析

在2015～2020五年的运营中,亚投行在运营制度目标、业务领域和环境与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正朝着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越来越趋同的方向变化。作为一家由新兴经济体倡议筹建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为什么亚投行会出现运营制度趋同?借鉴国际组织的社会化理论,作者指出,亚投行运营所处国际制度环境中的强制机制、模仿机制和规范性机制是导致亚投行运营制度趋同的三种主要因果机制。在强制机制方面,来自欧洲股东国、国际评级机构以及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压力,使得亚投行运营制度不断趋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在模仿机制方面,“一带一路”与亚投行关系模糊所产生的社会环境不确定性,以及基础设施投资高风险所产生的技术不确定性,使得亚投行运营制度不断趋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在规范性机制方面,亚投行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工作人员的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相似,且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开发银行大家庭的联合融资和政策对话,使得亚投行运营制度不断趋同于传统多边开发银行。研究亚投行的运营制度趋同及其形成原因,可以为考察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带来政策启示。     

全球秩序重塑进一步展开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年,适值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加之金融危机与中东剧变两者的"后遗症"叠加发酵,致使全球及地区秩序重塑深刻复杂,秩序主导权之争更为激烈.新兴与老牌大国力量消长有所反复,国际组织与规则变革加快,热点地区激荡多变,全球治理博弈加剧.     

大国间应该扩大合作实现国际利益

我们需要全球视角来解决一些问题，否则我们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国际利益和准确把握全球化。我们正在丧失历史的机遇，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秩序和新的国际合作和和平的框架，多边机制并不一定能完全解决在全球性话语下的新国际秩序的建立。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

在新技术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下，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利益、观念等结构性变化驱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加速变迁。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代表制度整合和制度分立两股力量，双方的制度博弈将决定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未来，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霸权和反霸权将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角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网络将呈现复杂性增强和区域化增进的特征。面对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需要承认制度多样性，提升制度包容性，才能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全球秩序:概念、内涵与模式

全球秩序是规范性和可行性统一的概念,是国家、公民社会和商业力量互动的稳定状态。它不同于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世界秩序。全球秩序以人类共同体的整体利益为价值导向,旨在克服全球问题对人类社会的挑战,手段是提供全球公共物品。世界政府模式、霸权稳定模式和新中世纪模式表达了不同的全球秩序设想。以变革论全球化研究者为代表的新中世纪模式在兼顾到国际关系现实的基础上,描绘了未来全球秩序的可能图景。     

“印太战略”与“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的日英安全合作北大核心

在"印太战略"和"全球英国"战略交汇下,日英安全合作不断深化并呈现浓厚的印太指向。安全合作上,两国高层安全互动紧密、安全磋商级别高、安全合作机制多,部队间防卫合作与防卫交流密切,并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应对。特别是,日英将印太安全作为合作的战略重点,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日英强化安全合作具有多重动因,其对印太安全合作的深化则更多源于战略因素,包括应对美国战略调整及日英各自主动的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谋求对印太地区进行秩序塑造等。日英安全合作虽面临挑战,但在两国战略持续深化和大国竞争的时代背景下有持续强化的趋向。     

中国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路径分析——以中国援助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为例

2013-2016年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爆发和流行凸现了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供给的严重不足。面对西非国家防控埃博拉疫情突发的紧急需求,中国政府予以高度重视并积极从多个方面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中国医药专家全力参加埃博拉病毒诊断试剂和治疗药物等的研制,中国政府向多个西非国家提供紧急物资和资金援助,同时支持和参与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然而,从提供全球卫生公共产品的角度看,中国国内防控传染病的能力尚有待提升,中国非政府组织和企业参与国际传染病防控行动的意愿亟需引导和鼓励,中国对国际公共卫生治理多边体系的参与度和贡献还应进一步提高。由此,中国在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领导力和国际声誉才会得以提高和彰显。     

多边框架内的中俄战略协作:问题与前景

由于中国和俄罗斯所面临的国际和周边环境非常复杂,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和现实的安全威胁,在地区层面甚至更广阔空间加强多边框架内的合作,包括主导成立上海合作组织等新型区域合作机制,具有特殊的意义.中俄还在联合国、金砖机制、G20、APEC、亚信会议等全球和地区框架内进行互动,推动“一带一路”和欧亚经济联盟的对接合作,这都标志着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被注入了更多的合作内涵和更为丰富的合作层次.双方对很多国际和地区问题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在安全、经济、政治等领域具有广泛的利益共同点,这是开展多边合作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作为两个全球性大国,在地区问题上也存在目标上的差异,但没有成为在多边层面上开展合作的实质性障碍.未来随着国际局势的复杂交化,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经济、政治、安全格局将出现重大调整,中俄在一系列多边机制和框架内的合作,积极参与完善全球和地区治理体系,对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国际格局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能够起到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制度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的中长期战略。"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包含了国际制度的合理诉求,如能把"一带一路"倡议落实为具体的国际制度与组织,不仅有助于减轻"一带一路"推进过程中面临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可以打破美国施加的制度羁绊,进而推进全球治理结构的完善。作为快速发展的新兴大国,中国尚未形成自己明确系统的地区制度观和全球制度观。为此,从国际制度的特征和行为逻辑出发,提出国际制度战略的一般框架,在此基础上,探索"一带一路"制度建设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并以现有"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导,推动现有制度改革和新制度建立。总之,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理念指导,系统构建新时期中国的国际制度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联合国面临的新挑战与全球治理*

随着国际形势的深入变化，联合国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提高应对各种新问题的能 力，如何应对其他国际组织和国际多边对话机制的竞争。联合国为应对这些新的挑战，需要以全球 治理为价值取向，改革内部结构，加强与相关国际行为体的合作，在全球治理中发挥主导作用。     

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认知、政策取向与实现路径

中国参与了现行国际秩序的创建,认同现行国际秩序的价值和作用,同时认为其需要进一步改革创新,这种改革创新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到来更显迫切。中国是现行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主张维护其合理内核,并针对其欠缺之处和国际形势发展变化进行改革完善,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最终目标。为了更好地维护、推进国际秩序变革,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构建经济全球化新格局。新时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底色与精神气质,体现了中国的文化特色与历史经验,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共同文化认知是东亚一体化的基础

长期以来东亚缺乏一个真正的、泛区域的经济合作组织。近年来,在以东盟为主导、 以为基础、以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补充的区域合作机制大框架下,东亚学界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多边主义合作模式,共同提倡构建东亚一体化多边组织。中日韩三国已经在 构建东亚一体化的长远目标方面达成一致。中国主张维护东亚区域政治文化的多元化形态, 提出 和谐、双赢、多赢的共同观念, 以文化认知解读现代国际关系。东亚国家共同培育和塑造新的区域 文化认知,是重新考虑地区秩序和地区价值, 培育东亚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全球公民社会与国际政治中的正义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在社会各方面的展开,全球正义逐渐成为学术界全球范围内的话题.通过剖析思想家们对于全球正义的理论和逻辑,我们发现,对全球正义的理解必须从历史演变的社会生产和交往结构中去加以说明,全球正义是历史的正义体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是理解未来全球正义秩序实现的关键.因此,在全球公民社会创造的平台上,积极推进全球政治民主化,谋求实现全球正义,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任务.     

大变局与中国外交的选择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社会文化大发展、国际秩序大变革、国家间关系大调整,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突出,多边主义面临危机,全球治理遭遇挑战。面对大变局,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政策,欧盟、日本采取迂回多边主义政策,俄罗斯主张重构世界规则秩序。与之不同,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践行合作共赢的开放战略,坚定维护多边主义。中国要继续加强研究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对外交往中保持务实、自信、低调,全面深化国内改革,顺应"大变局"塑造和延长战略机遇期,适应"大变局"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全球关系与全球研究

全球研究或全球学主要是围绕全球关系,对全球政治、全球秩序和全球战略展开的研究.全球政治的本质仍然是一种关于权力的活动,属于政治学的一个部分.不过,全球政治和国内政治、国际政治有一些重要的区别,因此它可以作为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之外政治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来看待.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要影响全球秩序的创建、维持和改革.全球战略是关于全球政治活动的一整套方案和谋划.     

全球安全倡议的文明基底、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全球安全倡议根植于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并因此展现出以合作安全、开放安全、共同安全与多边安全为特征的理论逻辑。美国出于维护其全球霸权的动机，对亚太地区施加以竞争安全、封闭安全、分割安全和单边安全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范式，导致该地区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加剧、安全阵营化趋势加快、安全困境螺旋上升和非传统安全竞争日趋升温，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全球安全倡议提供了一个新的安全范式，即以合作安全应对竞争安全、以开放安全对抗封闭安全、以共同安全替代分割安全、以多边安全超越单边安全。针对美国推行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全球安全倡议为实现亚太地区的普遍安全和持久和平提供了实践路径，包括促进地区大国良性互动、完善以东盟为中心的地区安全机制、塑造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信任，以及强化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