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欧科技合作的特点及发展限度

在中美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日本与欧盟不断开展并深化科技合作，试图在全球科技竞争中实现弯道超车，强化全球科技治理的“日本、欧洲色彩”，并加强“战略自主”以平衡中美科技博弈带来的风险。日欧科技合作的深化程度受到日欧自身发展、双方内在矛盾以及美国压制等因素限制。未来中国应加强研究和部署，既防止日欧与中国科技“脱钩”，又主动突破西方“技术联盟”壁垒，努力与日欧建立并实施“科技伙伴计划”，共同推动全球科技治理良性发展。     

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及对中欧关系的影响

结合自身力量特性,欧盟曾形成了以“良政”为核心理念、以多边主义为路径、以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战略依托的全球治理战略.新兴力量崛起加速了国际权势转移,也重塑了欧盟的自我认知,推动其调整全球治理战略.欧盟全球治理新思路重视价值观与现实利益的平衡,重视多边主义的“有效性”、“功能性”和“互惠性”维度,力求在新兴力量和大西洋关系的平衡中推动全球治理.     

探索中美关系新范式及全球安全治理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对华战略定位出现全方位负面趋向,由“接触”向“规锁”的转型不断加深。作为当今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两国关系正在形成战略竞争日益突出的新态势。中美经贸摩擦的出现和深化表明,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的传统“压舱石”,在单独应对战略竞争“新态势”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为有效阻止“新态势”向全面对抗与冲突方向演变,中美亟须重新定位、处理和管控彼此关系的“新范式”。包括全球安全治理在内的全球治理架构为中美战略博弈与权势平衡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制度体系。通过明确战略竞争边界、构建对话协调平台,有效借助第三方力量等,中美的理性博弈、积极合作能够得到有效推动,并直接带来全球安全治理在观念、制度、模式等方面的变革。这不仅符合两国根本利益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愿望,也是全球治理健全发展的需要。但确立“新范式”有待解决的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作为两国关系“压舱石”的作用已经不稳,需要探索新的“压舱石”,全球安全治理合作在此方面的作用是不够的。未来中美关系的首要特点是战略竞争,新的“压舱石”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建立某种相对稳定的机制架构,最终以大国权势平衡的方式来打造。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与中国的战略机遇

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受挫主要体现在如下可能的变化趋势上:美国对外政策由"全球扩张主义"向"孤立主义"回调;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面临"可逆性"考验;美国基于全球制度网络和多边组织维持霸权的路径遭遇挑战;传统大国地缘政治范式复苏冲击美国主导的单边国际秩序和规范。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收缩倾向也将遭遇建制派的顽强阻击,双方因美国往何处去的道路取向斗争进入胶着状态,这将令美国对外政策进一步相互掣肘,缺乏共识与连贯性。上述可能的变局,使中国特色发展道路和文明多元化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得到提升,参与全球和地区治理、发挥大国作用的合法性与作为机会增加,基于实力获得地区主导权的可能性上升。中国应充分利用西方国家内部矛盾,为自己创造战略机遇,缓解崛起中的外部困境,实现民族复兴。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拜登政府对华气候政策的竞争逻辑

气候变化是中美双方都有较高合作意愿的核心议题。与奥巴马政府相比，拜登政府却将更多的气候治理核心要素纳入竞争轨道。责任分配日益强调“对等”、“统一”；推进方式“胁迫”和“诱导”色彩浓厚；关键内容聚焦清洁技术产业并谋求脱钩。竞争逻辑凸显的目的在于:一是谋求气候治理领导权；二是彰显气候治理意识形态更好服务价值观外交；三是维持气候治理体系相对位置的落差。拜登政府的对华竞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参与气候治理的角色，但近期和中长期都很难实现其服务战略竞争的核心目标。美国竞争性的对华气候政策不利于中美战略关系的稳定，也会妨碍全球气候多边进程取得类似《巴黎协议》的突破性成果。     

二十国集团与全球卫生治理

为应对公共卫生安全威胁和全球卫生治理机制的功能失调、维持组织活力,二十国集团积极介入全球卫生治理,并成为推动全球卫生治理的新生力量。利用自身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机制优势,二十国集团在议程设置、多边融资机制建设以及影响相关多边机制等方面促进了全球卫生治理,但也面临着成员国间卫生优先事项存在差异、缺乏有约束力的监督机制等挑战。营造有利于全球疫情防控的政治环境、推动自身卫生治理机制化以及强化世界卫生组织作用,将是二十国集团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的重要方向。     

美国副总统迈克尔·彭斯

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政治“局外人”唐纳德·特朗普击败希拉里·克林顿,当选美国第45任总统.迈克尔·理查德·彭斯(Michael Richard Pence)作为特朗普的竞选搭档出任美国副总统,依惯例兼任联邦参议院议长.由于兼具联邦和地方、立法和行政的完美从政履历,经验丰富,政绩不俗,彭斯被视为特朗普和立法机构与党内建制派之间的沟通纽带,担纲特朗普政府中关键角色,①在白宫的人事和任命事务上操盘,并与华盛顿建制派展开合作.他将有可能打破美国政界以往惯例而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权势的副总统”.     

联合国应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纪念联合国成立70周年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关切的重大课题。联合国可通过以下途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拥有一套服务于全球治理的完整机构;制定规范、规则和行动计划;提出新的思想理念和预警;负责进行组织、推动和监督实施。但美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成为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的最大障碍。中美等两种对立的全球治理观开展了激烈的博弈。     

拜登执政以来的美欧数字基建合作：特征、动因与影响

拜登执政以来，美欧通过“重建更美好世界”倡议和“全球数字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等计划形成数字基建合作的全新态势，呈现以西方价值观渗透数字基建规则、以“印太”为重点区域、融资渠道趋于多元化和机制化的鲜明特点，针对中国的指向强烈。美欧开展数字基建合作有抓住数字治理领域有利条件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双方希望加强对华竞争和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话语权的谋划结果。展望未来，美欧数字基建合作对跨大西洋同盟、国际数字合作和全球数字治理都将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美欧针对中国“数字丝绸之路”的博弈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欧自身能力与各方意愿的限制。中国应充分把握美欧全球数字基建合作的逻辑，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融合还是分立：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

在新技术革命、新冠肺炎疫情等外部冲击下，国家行为体的权力、利益、观念等结构性变化驱动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加速变迁。中美两国是最重要的国家行为体，代表制度整合和制度分立两股力量，双方的制度博弈将决定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变迁的方向。未来，真正的多边主义与伪多边主义、全球化和逆全球化、霸权和反霸权将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角力，全球经济治理制度网络将呈现复杂性增强和区域化增进的特征。面对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需要承认制度多样性，提升制度包容性，才能深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     

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动因、进展与制约因素

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将应对气候危机作为内政外交的优先议题，对内推行气候新政，对外实施积极的气候外交战略，以此促进美国经济社会整体绿色转型发展、维护美国国家气候安全、恢复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全球领导力。在全球层面，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发起“领导人气候峰会”，在联合国及七国集团等多边平台推动气候合作；在区域层面，美国将“印太”地区作为推进区域气候外交的重点，充分利用四方安全合作机制、“印太经济框架”、美国—东盟合作机制等小多边平台，提升“印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在双边层面，美国以欧盟为重点加强同盟友之间的气候能源合作，同中国、印度、南非、印度尼西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开展气候外交。拜登政府的气候外交战略对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绿色经济发展带来积极作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气候治理领导权之争，可能引发新一轮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并使大国“绿色竞争”更为激烈。需要注意的是，拜登政府气候外交战略面临国内外诸多挑战，国内党派分歧、地方政府反对等因素或阻碍美国履行气候变化国际承诺，美国同中国、欧盟等大型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复杂演变也可能会制约其开展气候外交行动。     

理念分歧与中美国际秩序博弈北大核心

中美国际秩序博弈有双方实力对比变化的原因,但更体现了双方深层次的理念分歧。中国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但遭到美国越来越蛮横的阻挠和打压。美国在现有国际秩序内部削弱中国影响,并出现了"另起炉灶"的动向。面对中国主动塑造国际秩序、中国理念的影响力扩大,美国竭力维护美国理念的正统性和垄断性。中美博弈将对国际秩序的未来产生深远影响。回归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相互尊重、共担责任,应是化解分歧、管控中美国际秩序博弈的出路。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重构与中国角色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更加凸显了全球治理的重要性。此次疫情防控一方面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的诸多困境,另一方面也预示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将面临一系列挑战。因此,全球治理体系亟须改革和重构,包括全球治理理念转变、全球治理主体调整、全球治理客体重心转移、全球治理规则创新以及全球治理动力再塑造。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在G20等多边机制下积极发挥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推动全球卫生治理体系改革,扩大中国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影响力;建立合作共赢的中美关系,为全球治理树立信心和标杆;发展"一带一路"国际治理合作平台,着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加强东亚区域合作抗疫,提升亚洲国家全球治理地位。总之,中国将与各国协作共同塑造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     

美国全球卫生安全战略及其对世界卫生安全体系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型冠状病毒、埃博拉、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以及甲流感等新发和复发传染病危机对全球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如何促进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是当今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尽管美国曾经在全球卫生安全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尚未形成清晰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政策。美国于2019年5月首次发布《全球卫生安全战略》,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全球卫生安全政策正式出台。该《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以应对传染病威胁为核心,呈现出了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全政府"路径的特点,充分体现了特朗普政府的"负担分担""美国优先"和反多边主义的思维。在全球卫生安全领域,各国已成为"因病相依"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有效的全球卫生安全治理需要全球多边主义,特朗普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导向和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与全球卫生安全的实现之间存在张力。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思维不仅侵蚀了全球卫生安全体系建构所必需的国际政治合作基础,也恶化了全球卫生安全的融资体系,因此对全球卫生安全体系构成了挑战。     

特朗普对外政策频谱透析与中国体系化战略应对构想

特朗普表面上看似"不靠谱的"对外政策频谱,实际上是利用了美国"自我中心、权力政治、功利实用"的"三原色"绘制而成的非常个性化的政策谱系。当前,美国政府已经把"大国战略竞争"视为对自己的"首要威胁",因而把中国视为其"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两党在与中国脱钩、搞垮中国问题上已经形成共识,试图全面遏制中国;具有浓厚商人特色的特朗普只是以非建制派风格在执行极不友好的对华战略。面对美国日益强硬的对华政策和来自美国日益增大的战略压力,中国应当充分做好长期与美国博弈、斗争的思想准备,既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又要在能力与目标相协调、匹配的原则基础上构建"五位一体"的应对战略体系,努力破解美国对华战略企图,实现体系化的战略应对目标。     

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 对中国的影响

乌克兰危机发生后，2014年欧洲和国际能源市场总体上并未呈现大起大落态势，全球油气价格反而稳中有降，这一表象的背后隐藏着俄、美、欧之间复杂的能源博弈。虽然俄罗斯没有如2006年和2009年那样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能源供应也未成为本次危机中威胁乌克兰和欧盟国家的焦点事件。但鉴于俄、乌两国分别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生产国和过境国，能源仍可能是俄、美、欧各方推进自身内外政策的重要工具。在此次危机中，俄罗斯“以我为主”，坚持政经分离的政策，不希望政治冲突影响自身能源利益。美国“主动进攻”，试图通过金融工具来影响能源价格，利用俄罗斯经济与国际社会接轨的一面，对俄罗斯施加压力。相比之下，欧盟在能源供应来源方面虽然仍旧处于弱势和被动地位，但已开始加速多元化步伐，并将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合作。俄、美、欧三方激烈的能源博弈，围绕地缘政治的权力逻辑和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逻辑而展开，直接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东移，为中国主动对俄施展能源外交、中日韩能源合作以及中美能源经贸合作提供了机遇。作为世界能源领域的需求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以确保充足的外部能源供应和国内能源问题的解决。     

从全球治理视角解读互联网治理“多利益相关方”框架

基于全球治理的视角,“多利益相关方”契合了互联网治理的特征和趋势,是当前全球治理的大势所趋.“多利益相关方”不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治理路径和方法.在实践中,根据议题的不同,它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各利益相关方依据其行为体特性,发挥不同的作用;“多边主义”作为一种具体的实践形式,与现有的“多利益相关方”实践并不存在对立,而是一种相互补充.我们应理性和客观地看待“多利益相关方”,避免将其简单归类于美国模式,既看到它在普遍意义上积极的一面,也要清醒地认识到它在实践中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甚至是看似对立的模式,遵循国家利益做出灵活应对.     

数字经济时代的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与中国策略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以来,日益严峻的数据安全风险与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交织叠加,各国围绕数据安全治理规则博弈呈现加剧态势,引发全球数据安全治理问题。各国际行为体虽然已经意识到数据安全治理的重要性,但对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并未形成统一的治理框架。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仅仅由单边、双边和多边框架以及贸易规则拼凑而成,相关治理议题在公民个人、社会、经济以及国家安全等多个层面相继涌现。多领域多维度的数据安全问题难免造成治理主体利益诉求的差异,也导致全球数据安全治理出现了规则碎片化、机制效用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与此同时,个别国家的数据霸权主义行为更是使得国际行为体难以凝聚共识,全球数据安全治理步履蹒跚,重视和加强对全球数据安全问题的治理迫在眉睫。中国高度重视数据安全的相关议题,由于中国在数据治理领域起步较晚,仍存在立法不完善、技术创新能力薄弱、国际合作不足、治理乏力等问题。中国需要全面、系统地分析影响数据安全的各种重大风险因素,准确把握全球数据安全趋势,进一步优化中国在全球数据安全治理中的策略选择。     

拜登政府的生物安全政策及其对中国的生物安全“竞赢”战略

拜登政府上台后发布了《新冠应对和大流行防范的国家战略》《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和《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和实施计划》等聚焦生物安全的系列文件和倡议，标志着生物安全战略已经上升为美国政府的重要政策议程。新冠肺炎疫情对美国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生物安全危机，拜登政府通过调整国内生物安全治理机制、加大生物安全领域的投资和开展卫生外交三种路径来推行其生物安全战略。该战略呈现出“全社会”“伪多边主义”和“地缘政治化”等特点，其目标在于：以促进美国生物安全强化美国整体国家安全、以生物安全为议题重塑美国国际领导力、以发展生物产业巩固美国生物技术霸权。在美国已确立对中国实施全面“竞赢”战略的背景下，生物安全治理领域不可避免地成为中美竞争的场域。这种竞争主要体现在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制度和生物技术经济两个方面。拜登政府基于地缘政治考量和以“竞赢”为基调的生物安全战略使得中美生物安全合作前景黯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