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判例制度正名——关于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思考

我国当前并无明确的判例制度,但实际上存在着＂近似判例制度＂,如案件请示批复制度是有实无名的判例制度,案例选编公告制度是心照不宣的判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欲言又止的判例制度,这些制度有诸多不足。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我国应当建立判例制度。建立判例制度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树立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矫正我国的近似判例制度,树立司法的权威;有利于提高我国个案审判和判决书的质量,树立法官的威望。我国构建判例制度的基本思路应当是,使判例制度与法律方法相结合,使判例制度与司法解释制度相结合。我国应当构建一个由最高人民法院和审案的人民法院共同制作判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判例的判例制度,这是构建我国判例制度的关键。     

论指导性案例的效力

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相比,案例指导制度在指导裁判和创制规范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但却在制度构建和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方面面临着诸多质疑。多元化的案例遴选机制没有摆脱行政化的内部操作运作传统,可能无法体现案例中蕴含的普遍法律问题,也可能在事实认定层面损害指导性案例的正当性。此外,在目前刑事审判裁判说理严重弱化的情况下,让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办公室来撰写裁判理由有悖司法亲历性和审级制度的基本要求。指导性案例所具有的"应当参照"的效力不仅明显强于《公报》案例,它们也应当成为控辩双方的起诉依据、辩护理由,法院也应当援引它们进行裁判说理,以此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创制规则的实践品质。     

建立知识产权司法判例制度

最高法院近年来推行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虽意在回避与普通法系中的判例制度进行类比,但学者与媒体仍称之谓"中国式判例"制度。实践表明,目前的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着效力定位紊乱、遴选机制不科学、案例内容不系统、指导作用不足等问题,并未达到统一司法的预期效果。司法判例是蕴含了法律原理与规则的法院判决。所谓司法判例制度,就     

案例指导制度的法理考察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0年分别出台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我国特色的判例制度,它的建立使我国形成了法律—司法解释—案例指导规则这样一种多元的法律规则体系。本文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案例的性质、形成机制以及与国外判例的界分等问题作了论述,并期待着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发挥应有作用,从而使案例指导规则成为我国除法律、司法解释以外的一种规则形成机制。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并不是一个判例法国家,但随着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中国正在逐步建立自己的案例指导制度。这一制度建立的目的,正是为了弥补目前立法和司法解释的不足,确保司法统一。本文试图在对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实践的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和完善我国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初步构想。     

案例指导制度的特色、难题与前景

与两大法系判例制度比较,案例指导制度有鲜明的国情和时代特色,其中最核心的特点是承载司法管理职能和以行政化方式运行。这使案例指导制度内含着难以化解的逻辑难题:统一司法与司法创新、司法多样性及适用案例要旨的冲突;立法权威与指导性案例实践效力的冲突;司法行政化的弱化与强化之困;实施控制措施内部化的硬性与脆性共存;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混同之虞;指导性案例质量与效益不确定等,这些难题加大了推进案例指导的难度,妨碍案例指导制度的落实。减弱现行案例指导的刚性,建立更好地平衡约束和尊重司法自由裁量权为核心的、符合案例作用规律的、更柔性的案例作用机制,有利于案例指导制度走的更好。     

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专访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研究室主任胡云腾博士

2010年11月底，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这是统一法院的司法标准、构建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据悉，经过层层遴选，最高人民法院将发布第一批指导性案例，案例指导制度正式进入实施阶段。为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规定》和适用指导性案例，     

中国“例制”构建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

我国案例指导制度中的法院角色和法官作用有着鲜明的特色,案件审理阶段法院和办案法官往往并没有参与案例指导的意识,而是在案件裁判后由审判庭之外的综合部门通过遴选的方式确定典型案例,经编辑后报审判委员会研究讨论,再逐级报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发布。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不是按照管辖制度自然地"涌现",而是被人为地"发现",这一点明显不同于国外的做法。相比较,"涌现"方式符合司法经济原则和司法规律,而"发现"方式充满人为因素,成本高而效率相对较低。案例指导制度不应被管辖制度"牵着鼻子走",而应当通过变更管辖制度,与司法规律相适应。     

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存在的若干问题及其完善——以民国判例制度为参照

当前,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已经确立,但在理论及操作层面仍存在一些问题.民国时期,大理院、最高法院先后发布了大量判例,进行了广泛的判例制度实践,形成了近代中国本土的判例制度.在案例指导制度权力依据上,应当正本清源,将具有典范意义的指导性案例作为司法解释权的行使方式之一;在指导性案例效力实现保障机制构建上应注重实效;完善指导性案例变更、废止程序;建立科学完善的指导性案例编纂、刊行制度.     

论案例指导制度与能动检察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司法界根据需要,在借鉴了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后,对我国现有法律体系和司法实践效果进行补充的尝试,如河南、天津等地方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试点,最高人民法院更是在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但该制度在检察机关中,不少人认为该制度只是针对法院裁判不公而尝试的新制度,     

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及其借鉴

法国具有成文法传统,普通法院法官断案原则上以成文法为依据,判例没有当然的拘束力。唯独在行政法领域,法国很早就建立了行政判例制度,最高行政法院的判例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行政判例在法国行政诉讼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极大地提升了行政法院的公信力,法国行政诉讼制度至今亦为世界所尊崇。就我国行政立法与行政审判的现状而言,迫切需要建立行政判例制度,法国行政判例制度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判例制度及其特征

我国古代历朝历代都比较重视成文法的制定工作,逐步形成了以律典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然而,由于成文法立法的不足及其与司法实践活动的不适应,各朝又创造了例等法律形式作为制定法的补充。研究这些判例制度及其特征,有助于我国今天的判例制度建设。     

"先例判决"与建立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自“先例判决”制度在我国产生以来 ,引起了法学理论界的争议 ,作为一项司法改革的新举措 ,尽管存在诸多值得商榷和需要完善之处 ,但它对我国司法改革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能否定的。但“先例判决”毕竟不是判例法 ,如何借鉴英美法系的判例制度 ,结合我国的司法实践 ,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判例制度 ,是我们法学理论界应当加以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建立中国先例制度的意义与路径:兼答《“判例法”质疑》——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先例制度就是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重要制度。它是指一种在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内部联系的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体系。在本文中 ,笔者对于先例制度的必要性、功能、性质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等进行了论述。对于建立司法先例制度的法律体制与人力资源、先例制度本身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同时对相关论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罪刑法定的明确性困境及其出路

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与刑法系统的开放性之间存在冲突 ,从而导致罪刑法定之明确性要求陷入困境。这种困境根源于价值实践方式上的缺陷 ,与一种体系性的建构思路存在根本关联。概念性体系很难成为解决价值冲突的理想工具 ,而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便是引入判例制度。有必要在我国构建两级法院的判例制度。     

我国刑罚裁量模式与刑事判例机制

当前对量刑平衡的相关探索和研究主要是从法律的细密化、具体化这一向度出发的。在司法实践中,量刑本身所要求的定量化与决定量刑诸因素的非定量性之间形成了尖锐矛盾。更具有可能性与可行性的路径应当是:从增强刑事司法的确定性出发,辅之以适应性,使刑罚裁量的统一性与个别化尽可能趋于协调。刑事判例机制的功能与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刑罚裁量模式具有内在契合性。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判例的实践与经验

出于现实的客观需要,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编制了《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选编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审判委员会、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延安市地方法院有代表性的各类判词共计77件.《陕甘宁边区判例汇编》由例言、案件处理办法、判词、选编意见与审定意见等四部分构成,以典型案例的裁判文书为核心,以明晰制定法条文和弥补法律漏洞为宗旨,反映并体现了在特定战争环境和条件下,司法活动在实现社会稳定、平衡成文立法与社会现实脱节中所起的作用.陕甘宁高等法院在判例制度上所进行的创造与探索,对社会变革时期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Analysis about the Trouble and Way of Establishing China＇s Case Guidance System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既区别于英美法系判例法制度又不同于大陆法系判例制度的中国特色产物，是我国司法观念变革与制度变革相结合的一项新制度，是一种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并顺应世界两大法系逐渐融合发展大趋势的制度变革措施。本文指出了消除相关障碍是建构案例指导制度的前提，论证了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建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同时从指导案例的选择标准与要求、指导性案例的产生程序、案例指导制度的监督机制、案例指导制度的修缮机制等四个角度，提出了构建刑事案例指导制度的具体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