捞走游客抛在湖中硬币的行为如何定性?

捞取游客抛在旅游景点的钱币,此类行为应当如何定性?这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本文对发生在杭州旅游景点的一个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指出该行为的定性受制于财物权属,结合刑法的谦抑精神,对类似此种行为不宜以刑法予以调整。     

拾得遗失物与占有制度的关系

遗失物究竟应该如何定性,究竟是一种法律行为还是一种事实行为,在学术界争论已久,但通说认为是一种事实行为。由于拾得遗失物而引发的利益平衡问题是摆在法律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不论遗失物的归属如何定性,拾得人都应本着＂物归原主＂和＂物尽其用＂的原则。     

干扰婚姻关系的损害赔偿：意大利的法理与判例

如何在法律的层面上对干扰婚姻关系的行为进行定性和归责,乃是法学领域一个"经典性"难题,同时也是一个"试金石"性质的问题。之所以说它是一个难题,是因为它跨越道德与法律两大领域,罪与非罪难以定性,无辜与有责界限模糊;之所以说它是一个"试金     

酒后强抢出租车并将车撞毁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进行分析,论述了酒后强抢出租车并将车撞毁的行为如何定性。     

销售改装商标的汽车并卖给知情人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具体评述,阐述了销售改装商标的汽车并卖给知情人的行为如何定性。     

论我国刑法中的危害行为:实然与应然

危害行为是我国传统刑法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由于我国耦合平面式的犯罪构成体系导致危害行为在犯罪构成体系中的定位和定性存在明显矛盾。本文在分析这些实然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将危害行为提到犯罪构成体系之前,改造为我国刑法中的一般行为概念。     

医院出具死亡证明行为的行政性分析

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纠纷的解决最根本的是要解决该行为的法律性质问题,即该行为究竟是行政行为还是民事行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明确该纠纷所应当适用的诉讼程序,权益的救济手段,本文就该行为属于行政行为,具有行政性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该行为做一个正确的定性。     

为泄愤窃取他人手机的行为如何定性

本文通过对一个案例的分析,论述了为泄愤窃取他人手机的行为如何定性,从而能界定了盗窃罪和故意损坏财物罪时间的界限。     

论非法传销行为的司法定性与立法完善

最高人民法院以《批复》的形式将情节严重的非法传销行为定性为非法经营罪。但是该定性会使非法经营罪成为“口袋犯罪”。而且该定性不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本质特征,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基本要求,不能适应非法传销行为的演变趋势。对情节严重的非法传销行为应专门立法。     

国有医院医生收受回扣归属商业受贿罪

本文阐述了什么是商业贿赂犯罪,论述了商业受贿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又通过对国有医院医生收受药品回扣的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对该行为进行了定性,认为它符合商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争议问题思辨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是1997年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司法实践中对诸多问题存在分歧,诸如: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又以此骗取国家税款的行为之定性、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并虚开的行为之定性、"变造"增值税专用发票之处理等。对这些问题的理解直接影响法律的正确适用。在分析了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对上述三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信用卡诈骗罪若干疑难问题研究

将借记卡归入"信用卡"的含义之中,符合刑法信用卡诈骗罪的立法初衷.对拾得信用卡并加以使用行为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符合刑法原理.对以抢劫等犯罪手段获取他人信用卡并加以使用行为应以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具体定罪处罚.对伪造信用卡并加以使用的行为应以伪造金融票证罪定性.对行为人使用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后又加以使用的行为应以信用卡诈骗罪定性.对行为人使用虚假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后没有使用的行为应以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定性.     

经公职人员同意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国家补贴款行为的定性研究

购置农机补贴政策是国家惠民的一个重要政策,然而现实中存在着非法牟取政策福利现象,本文以具体实例为研究对象,围绕不法分子经公职人员同意冒用他人身份骗取国家补贴款行为的展开定性研究,认为应用部分犯罪共同说解决实践中有身份与无身份者共同犯罪的定性问题.     

论行政机关明示拒绝行为之性质

在行政机关对相对人申请作出的明示拒绝行为的定性上,应当对拒绝行为作分类处理,按照合法拒绝和违法拒绝来分别定性,而不应笼统地混在一起进行处理。合法拒绝行为应当属于行政作为行为,而违法拒绝行为在性质上则归入行政不作为较为妥当。     

权利合法行使与权利滥用——兼析华为公司集体辞职事件公司之行为

针对2007年底华为公司集体辞职事件中有关华为公司的行为定性,主要集中在,它的行为是合法行为还是权利滥用。论文先从理论上对权利合法行使与权利滥用进行界定并提出认定标准,后从实证角度对华为公司的行为展开分析,定性其行为构成权利滥用。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事立法模式选择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刑法上如何定性在我国一直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为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行为的定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对于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事立法模式选择应当在了解我国国情的基础上结合行为本身的特点作出。     

论无过错联系之数人环境侵权行为的类型——兼论致害人不明数人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司法审理

致害人不明数人环境侵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环境侵害行为中的全部或者部分导致了一个完整不可分的损害,但无法查明实际致害人的侵权行为形态。就其责任承担和分担而言,司法实践中,若案件中数环境危害行为人间存在意思联络、共同过失或者故意与过失结合的情形,则应将之定性为共同侵权行为。反之,则可应用"无过错联系之数人环境侵权行为划分理论",即可再根据其中"单个行为是否均能够造成环境侵权损害"和"最终所表现的同一不可分的环境侵权损害是否能够由导致损害的某单个行为独自造成"两个因素,将涉案行为分为四类,其中环境聚合危害行为应定性为多数人无过错联系但承担连带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环境加算危害行为和环境叠加危害行为应定性为多数人无过错联系承担按份责任的分别侵权行为;环境择一危害行为则应推定为共同危险行为。进而分别适用《侵权责任法》相关责任条款。     

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之困境及因应——兼论保险诈骗罪罪状设计

被保险人自残而骗取保险金之行为时有发生,但其定性却是一个疑窦丛生并且纷争不断的理论难题。从字面描述来看,保险诈骗罪罪状中似乎没有包含具有刑事可罚性的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但事实上,依照不同的成罪路径均能推断出,被保险人自残后骗取保险金行为可以构成保险诈骗罪。保险诈骗罪不同罪状之间内在逻辑关系的错综交杂,将导致被保险人自残骗取保险金行为定性时无可避免地遭遇司法尴尬与理论困境。故此,不宜采取列举式立法对保险诈骗罪的罪状进行精细描述,而模糊性立法应当是更为可取之选择。     

票据质押的要件新论

担保法与票据法关于票据质押的规定不协调,因而使得票据质押的要件构成不明确,而解决这个问题必 须从一全新的视角即票据质押的定性出发。票据质押在理论上存在定性为票据行为的可能性,在价值上亦存在定性为 票据行为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认为票据行为的要件就是票据质押的要件。     

也论许霆案的定性

许霆案的判决定性和量刑存在一定的问题,许霆的行为不符合秘密窃取的行为类型,以盗窃罪定性并不准确;许霆的行为是侵占遗忘物,应评价为侵占罪。许霆案的生效判决不但在定性上是不恰当的,而且即便假设许霆案可以认定为盗窃罪,其生效判决的量刑理由也存在一定的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