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现代化的普适性和扩张性 ,决定了其在本质上反映的是文明的属性 ,代表着历史发展潮流的共性以及人类社会的普遍出路。文明虽然可以相互借鉴和移植 ,但作为文明精神底蕴的文化却只孕育于本国的传统土壤之中。古老的中华法律文明在留给我们灿烂的刑法制度传统的同时 ,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有悖于现代刑法文明的观念传统。因而传承刑法制度传统和超越刑法观念传统的并行不悖 ,决定了中国刑法传统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走向。为此 ,我们需要对中国刑法传统的现代价值进行认真的检视和转换性创造。     

儒家法律文化与中日法制现代化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为何举步维艰、一波几折，而同具有儒家法律思想传统、曾为中华法系一员的日本为何能迅速地成为法治强国？从法律文化角度而言，关键的问题在于能否对传统的儒家法律思想适时地进行改造，从而正确处理好传统儒家法律文化与法制现代化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中日法制现代化迥然不同的结果及其原因的分析，比较了传统儒家法律思想在中日法制现代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在中国要实现法制现代化不能抛弃也不能全盘继受传统的儒家法律文化，而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儒家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对本土儒家法律文化和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进行有机融合，从而实现法律的本土化和国际化的最佳整合     

论现代中国治理模式的选择——以法治与德治并举为分析视角

以商工文明为背景的西方法治模式和以农耕文明为背景的中国传统德治模式均是现代中国治理模式得以形成的重要来源.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德治应当坚持“中德为体、西法并行”的原则,在保障现代性基础上凸显中华道德文明的历史传统,努力实现国民心理认同;在法治的选择上,应侧重平衡之治,同时袭用西方的公法理念实现与中国的肌体相融.通过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治理模式,构建良法善治和厚德尚理的法理型国家,继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目标.     

略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自主性发展

法制现代化发展的自主性问题是中国法制发展的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即便是在当代中国,西方法学也一直占据着最主要的地位。我们在世界法制现代化的舞台上同样缺少“话语权”。我们应该怎样处理在全球化背景下法制现代化自主性发展问题,我们怎么才能超越狭隘的东西方主义模式观,找出一条与我国传统、条件相契合,能够反映中国特点和民族精神的,解决我们实际问题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自主性的法制现代化之路,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     

无话可说与有话可说之间——评张伟仁先生的《中国传统的司法和法学》

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司法是“卡迪司法”,台湾的张伟仁教授认为韦伯关于“卡迪司法”的命题并无确据,中国传统司法不属于“卡迪司法”的类型。本文认为“卡迪司法”的命题成立,中国传统司法基本上属于“卡迪司法”。如何评价中国传统的司法制度与观念,涉及如何把握法律的中西古今之维问题,也涉及当代中国法治的基本方向问题。当代中国法治应划分为三个维度,民生、民权和民心,它们分别与经济系统、政治领域和中国文化相对应,前两者是古今问题,重在现代的制度建构;后者主要是中西问题,重在复兴具有普遍价值的中国传统文化。现代的市场经济、民主宪政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将是中国法治现代化乃至整个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从革命到文明: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大义疏解

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所制定之五部宪法性文件中,八二宪法最为特别:《共同纲领》和五四、七五、七八宪法都是革命宪法,这一点充分体现于其序言,它们均立足于革命历史叙事,而以革命证成统治之正当性。由此正当性论证,则确定国家了基本政治精神:继续革命。这样的继续革命必定是对中国文明的革命。八二宪法则与上述四部宪法有明显不同,最重大的区别,已由该宪法序言第一段表达出来:"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本文旨在疏解八二宪法序言第一段之大义。本文从本段宪法序言中梳理出中国历史条款、中国文化条款和中华各族人民条款。这三个条款,在政治上承认了文明相对于革命之优先性。由此,统治正当性的论证部分实现了从革命到历史连续性之转移。对中国文明的继续革命失去了正当性。这三个条款部分实现了国家的政治精神从继续革命到文明之转换。正是这一新的宪法精神改变了权力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不再凌驾于文明之上,法律不再凌驾于生活之上。相反,权力在一定程度上顺承国民的生活,对民众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保持开放。由此而有了人们以"改革开放"一词所描述的中国过去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就其实质而言,改革开放是中国文明之复兴。从宪法技术上说,由于放弃了继续革命之宪法精神,与此前宪法的短命不同,八二宪法也就具有生长之品质,而得以不断修订,始终具有效力。宪法序言第一段也敞开了中国未来进一步变革的可能性。     

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实践创新——兼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法治建设的重大创新论述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原创性法治理论成果,在理论上厘清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之间的关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丰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拓展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的广阔空间,为建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奠定了重要基石,使之成为吸收古今中外法治文明有益成果、对世界法治文明和人类法治文化具有原创性理论贡献的法治理论体系。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异数与自我：八二宪法的定位

在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民主波次论中,中国作为极具规模的文明体日益呈现出大国宪政的“异数”之象,与民主化／司法审查多次擦肩而过。新世纪初借助“齐玉苓案”而发起的“宪法司法化”运动最终成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同样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作为“尾随者的国度”,中国为何成为大国宪政的“异数”？为何一再错过“随波逐流”的历史契机？为何长久停留在“文明冲突”的状态？为何再次成为黑格尔所谓的世界历史的“例外”？为何作为普适价值的“民主”或“司法审查”难以顺利吸收中西比较意义上的“文明冲突”？这些问题构成了探索中国宪政转型之路的根本性设问。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与前景

本文认为，２０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过三次历史巨变与三大法律革命。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所发生的一场法制创新运动，具有自身独特的个性。我们要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发展道路，不能照抄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文章就如何看待西方法律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如何理解传统在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如何认识法制变革进程中的政府功能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法理学探讨     

中国刑法现代化践行的法文化障碍及克服——以市民社会为视角的考察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现代化的发展阶段,长期存在的国家与社会高度统一的僵化模式正在趋于解体,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逐步确立。在此社会变革之中,立足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刑法现代化运动受到普遍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文化类型上的相异性使得中国现今刑法 (罚)文化自身蕴涵着“非现代性”因素,给刑法现代化践行带来了精神品性与制度建构上的双重障碍,在目前表现为一系列与市民社会理论与实践相背离的文化特质。这些文化特质从整体社会结构上阻碍了我国社会的顺利转型与市民社会的整体成熟。我国刑法理论要摆脱传统文化的窠臼就必须在价值取向上进行转换,而该转换是立足于我国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运动。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中国模式"的政治解读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经济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的出色表现,国内外学界和舆论界对"中国模式"的关注持续升温.然而,大多数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在研究中国模式时往往会回避对中国的政治模式研究,事实上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无疑也是存在的."中国模式"的成功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有着某种联系,中国政治也必然带有传统的特色,中国文明的一些基本因素决定了中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也就不可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而去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因此建立在传统文明基础之上的政治模式也是不可复制的.     

由一例民国时期的移植法与民间习惯冲突展开的思考

一例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移植法与本土商业习惯的冲突带给我们许多启示和共鸣。作为中国固有的商业组织模式———合伙生存在“礼法”的制度环境下,由此生成的中国传统的合伙商业习惯,带有很强的本土色彩。中华民国在关于合伙责任的立法中前后有过三次变迁,基本上反映了中国在移植西方民法制度过程中对待本土合伙习惯态度的变化。抛弃传统的商业习惯,迎接包括新式合伙制度、公司制度,是传统中国走向工商文明的必然选择。     

伊斯兰法律现代化

传统的伊斯兰法,在伊斯兰国家中的地位固然重要。但其仍旧抵不过20世纪世界变革的冲击波,面对历史发展的洪流和西方文明的强硬攻势,伊斯兰国家不得不进行一系列法律现代化改革。因此也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传统的伊斯兰价值和现代社会价值观进行调和,就成为了问题的关键。     

中国法理体系的演进及其启示

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启动以来,中国的法理体系经历了“三破三立”的新旧体系演进过程。第一次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性质的法理体系的解体和近代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法理体系的建立;第二次是“旧法体系”在中国大陆的彻底摧毁与维辛斯基法理体系的确立和极端化;第三次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模式的被突破与中国特色法理体系的初步形成。通过对一百多年来法理体系变迁的回顾,可以从中得出不少启示：一是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二是必须注重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批判继承;三是应该正确看待马克思主义在法学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四是要继续为法理研究创造一个更加自由宽松的争鸣环境。     

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与践行

生态文明是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旨趣,体现尊重、顺应、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明形态。上个世纪的资源、生态与环境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人类传统文明的时代反思,从而形成了生态文明观,体现了生态文明价值归旨的逻辑展开。生态文明观的树立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现代化的逻辑发展和实践要求,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发展、和谐发展执政理念的升华,集中体现为为广大人民群众谋福祉的理性选择和价值取向,是生态文明观名副其实的积极践行者。     

历史与现实：现代法制中的传统因素及其载体

在中国现行法制中，法律传统因素主要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以规则、原则、概念等物化了的观念存在于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中；另一种主要是以法律意识形式通过人们有法律意义的社会行为表现出来。在实体法和程序法等诸法律部门中，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子随处可见，而司法行为及民众类法律式的行为中，传统观念的影响也甚为可观。这些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现实基础和背景，而实现法律传统的创造性转换，也就成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司法改革

发端于 15世纪前后的第一次全球化浪潮 ,并没有影响传统中国司法发展的固有格局 ;19世纪兴起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 ,则打断了中国司法的自然演进过程 ,催发了一个“西方化”色彩的司法体制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 ,不仅引发了全球司法生活的重塑进程 ,而且推动了中国司法领域的革命性变化 ,形成了司法形式合理性与价值合理性的有机互动 ,创出一条既与全球司法文明准则相协调又具有浓郁中国风格的中国司法现代化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