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的发展逻辑

卡尔·波拉尼指出,现代社会的源泉和基础是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各种变化受双重运动支配,即＂市场的持续扩张以及这一运动所遭遇的在特定方向上制约其扩张的反制运动＂.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改变着经济和社会结构,而且会对政府治理构成挑战,并促使政府重构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这一发展逻辑为理解中国城市基层治理变迁及面临的挑战提供了较好的解读视角.     

面向未来社区的合作治理:逻辑、限度与进路

未来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发展模式,其治理不再是政府单向指挥的"独角戏",而是以多元合作为根本结构和现代信息技术为技术手段的新治理变革。这一新变革有着自身的演进发展逻辑,是国家成长和社会自治发育的必然结果,是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它开启了一条经由"生活世界的民主"走向国家民主与社区善治的路径,契合了未来社会发展的社区治理模式新选择,同时它也代表了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新方向。然而,未来社区的治理显然是超前性的,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与今日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如何化解合作治理过程中的行动限度,就成为未来社区治理体系构建成功与否的关键。"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民参与、智慧治理"的治理架构,为未来社区合作治理的实现提供了空间可能。     

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刍议

正城市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的好坏对于城市安全、城市环境、城市稳定和城市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目前,我国很多城市在社区治理实践中都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新鲜经验,基本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街居治理新格局,初步实现了政府依法行政管理与社区依法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1]。但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存在着社区人口膨胀、社区资源紧缺、社会服务缺位、社区精神沦丧等问题。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社会工作人才、机构与方法介入

新时期中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革与社会建设的全面推进给中国的社区治理提出了"结构性"的挑战,呼唤我国社区治理走向多元协调的"协同治理",强调在政府主导下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服务者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的格局。这一模式的形成,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建设与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与条件。社会工作以其助人自助的社区治理理念,以其恢复、预防和发展功能,以及专业化职业导向,为实现社区协同治理提供了新的人才资源、组织资源与方法介入。     

建构“权威”多中心社会结构 实现社会治理模式的平稳过渡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现代治理体系的目标。这是对过去所称谓的"社会管理"模式的一种超越,这种超越不仅仅体现在治理理念上,更体现在对国家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置上。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惯性、"政府本位"政治文化及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我国目前总体上还处于"社会管理"阶段,至多处于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的过渡阶段。因此,如何保障社会公共事务由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成为我国建立现代治理体系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要实现向社会治理模式的快速、平稳过渡,首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建构"权威"多中心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的基础。这需要一方面大力培育公民社会,另一方面确立现代的治理理念,同时还需要羁束政府的公权行为。     

论社区警务与社区治理

面对日益复杂的公共事务和丰富多样的社会需要,政府作为惟一的治理主体显然难以适应,公共权力资源的配置应适当向社会和社区转移。社区警务战略推动了多元治理主体的出现,这使得社区内的各种团体、组织和个人成为社区警务更为广泛的力量。对社区警务而言,在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结构下,政府仍在整个网络内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政府权威和社会自治团体分享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时,必须重视相互之间的合作,各治理主体要通过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机制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最终实现社区警务的各项目标。     

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基于对治理场域之社会资本培育的分析

本文将城市社区治理视为一个场域,研究如何对城市化带来的流动人口进行有效的社区治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极大地阻断流动人口与其户籍地有关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支持的同时,在流入地的社区生活层面,又未能形成吸纳流动人口、鼓励其社会参与的开放机制和环境,削弱了本已稀薄的社会资本,使"弱社会"更弱。要实现合作共赢的治理目标,离不开一个具备深厚社会资本存量的社会,故而,流动人口社区治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培育社会资本,改变社区"弱社会"的状态。基于对流动人口社区治理场域中政党、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这五大主体的场域位置和关系构型的分析,本文探讨了中国城市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并据此得出结论:以国家和社会的双向互动为基础,改变"强政府,弱社会"的基层格局,重塑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结构,才能有效地实现社区的共同治理。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北大核心CSSCI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城市生命体中的超网络结构及治理

城市治理面临城市化本身的城市病顽疾,行政体系自身的碎片化以及突发性外部冲击的挑战,这三个挑战分别来自社会系统、行政系统及自然系统,此前一直困扰城市健康运行,是因为并未将其作为生命体来对待,采用了"人对物"的治理框架,而城市生命体对这些难题给出新的破解视角。城市生命体是对城市发展与城市治理提出的新的更高的要求,是城市的高级阶段,具有生态性、整体性、连接性和有限性等特征,在此基础上的城市治理创新,要在体系上实现行政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高度融合;在目标上通过解决克服碎片化的障碍实现生命体的完整性;在治理路径上,进一步将适应单场景的单功能网络治理拓展为适应多场景的多功能网络。对于城市治理的实践,通过功能分层、多元共生和组织演化等制度性改革来实现面向生命体的城市治理。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从碎片化到整体性: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之路

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议题。目前,特大城市的社会治理普遍面临治理理念、权力结构、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治理"碎片化"问题。面对我国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的"碎片化"困境,可以尝试引入整体性治理理论,重新梳理与整合特大城市社会治理体系的各要素,借助理念与工具的统一来整合社会治理能力;加快组织结构、权力结构与制度结构的转变来优化社会治理结构;完善运行主体、供给方式、服务流程的运作来重构社会治理过程,以有效弥补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碎片化"缺陷,构建全民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论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发展走向

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削弱了社区发展方案实施的主动性,降低了国家在满足穷人需要、发展和协调社区发展方案上的效率,难以真正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发展,需要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权力结构,向穷人赋权;需要适当的社会动员,将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视为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把社区建构为国家治理单元,真正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与突破之道

银川市作为一个多民族聚居的西北地区城市,城市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社区内人均收入不高。银川市社区社会组织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不仅面临着难以调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和难以兼顾多民族居民需求等挑战,也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和公信力以及资金和人才匮乏等发展困境。该文从银川市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入手,通过查阅文献和访谈社区工作人员,分析其在社区治理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以及面临的困境,继而从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两个方面提出改进措施,以期推动社区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治理。政府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制度、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政府和社区社会组织要合力提升社区社会组织的专业水平、推动居民积极参与社区社会组织的活动。社区社会组织要了解社情民意,促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感,构建社区文化氛围,促进民族文化沟通。     

国内社区治理研究知识图谱分析:基于CSSCI论文(2005-2015)北大核心CSSCI

近年社区治理相关领域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利用CiteSpace软件对1204篇CSSCI论文分析发现,既有的研究集中在社区民主建设、社区自治建设、社区实践建设、社区治理结构四个方面。但目前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性不足,研究成果相对独立,尚未形成对现实有较强解释力的社区治理分析框架,定量分析成果偏少。建构现代社会基层治理体系,多学科协作研究微观议题应成为下一步社区治理研究重点。     

着力推进社区治理现代化

<正>社区是社会的根基,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推动实现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社会管理与民生并列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提出"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政府主导、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了     

以共同治理推动我国政府治理模式创新

政府治理模式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兴衰都至关重要,但当前,我国政府现行的治理模式与国际国内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现代社会发展趋势和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待还有一定的差距,亟待变革和创新。     

治理主体意识:现代社会治理的技术基础

现代社会治理相对于传统统治模式或传统社会管理方式而言,其最核心的特质乃是公共权力主体多元化,政府和政府以外的各种社会力量均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但是有资格的治理主体未必是合格的治理主体。有资格的主体要成长为合格的主体,其关键前提是该主体已经确立治理主体意识,这一意识包括三个层面:现代责任意识、现代理性意识、现代操作意识。现代操作意识是现代理性意识的基础,现代理性意识是现代责任意识的基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是如何让公民和政府以外的社会组织生成主体意识,治理主体意识并非自动生成,其最终确立需要坚持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共同推进的策略。     

关于社区治理动力机制的调查与分析

社区治理的意义不仅是城市基层社会的管理,而且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社区治理作为社区发展策略的具体落实和实施过程,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其基本目标就是优化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结构,减少治理成本,提高治理效率。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文章从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范式、政府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可能面临的数据治理难、数据匮乏、数据驱动力不足、公众参与"悖论"等挑战进行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