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理念的跨越:从政府本位到社会本位

公共管理存在着政府本位和社会本位两种不同的管理理念。公共管理内在的公共性、社会性、管理性等特质,决定了必须超越政府本位理念,树立社会本位理念。在政府管理中,应渗透“人本、责任、服务”与“参与、互动、合作”的精神,推动政府管理走向社会治理,形成完整的公共管理观。     

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发展理念的转变

在"社会管理"理念的指导下,政府把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当作自己单独管理的对象,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无法得到充分地发挥,这也成为城市为老服务事业发展的瓶颈。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实现指导思想和理念的转变,即从"社会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真正实现运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和原则去推动城市为老服务事业的建设与发展。     

大数据视域下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大数据不仅是一种技术,更是深刻影响社会生活并可利用的重要资源。大数据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理念、方法和技术路线,为促进国家治理主体多元化、国家治理方式科学化、国家治理过程透明化提供了动力支持。与此同时,下一步应用大数据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下一步应为参与治理的社会组织提供数据便利,促进政府内部各部门数据资源共享,推动政府数据面向公众开放,健全数据安全保障机制,培养大数据技术人才,进一步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学术前沿

正社会治理中非营利组织的困境王斌在2014年7月4日《中国科学报》上撰文认为,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和越位的双重矛盾,即政府作为社会治理主体的不断越位、非营利组织与社会公众的缺位。关于社会治理困境产生的根源,该文指出基于理念对立是困境产生的本源。基于理念对立是指由于传统的管制和管理理念所造成的政府对于谁是社会治理主体的误判,即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唯一主体,这一误判是基于中国政治传统的先验性理念。在这个本源因素的基础上,信息不对称是困境发生的制度因素。     

大数据对政府治理的影响及挑战

政府治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受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技术变革、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技术变革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大数据作为一种新技术,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将数据当作核心资产的新时代,推动社会朝着更加开放、权力更分散和网状大社会方向发展。文章从政府治理理念、政府治理范式、政府社会管理三个方面分析了大数据对政府治理所带来的影响;同时,对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可能面临的数据治理难、数据匮乏、数据驱动力不足、公众参与"悖论"等挑战进行了说明。     

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探析

政府治理模式的成熟和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市场的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影响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状况。而困扰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最攸关的难题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理念、方式与制度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当前,中国治理社会模式仍面临着许多挑战,主要涉及到政府分别与市场、公司、公民、社会组织及中介机构的关系问题。政府治理社会模式的创新,可以让政府更有效地治理社会,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发挥市场、企业、公民和社会组织及中介组织的作用共同治理社会。这种多维度、多中心、高参与度的治理模式能够缓解政府减弱市场控制以后出现的权力空白,而高参与度意味着政府、市场、公民和社会能够通力合作,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风险治理创新机制研究

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面临着多元复合的风险境遇,这对政府的社会风险治理理念、治理结构和治理手段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制度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健全风险分配机制、建立风险文化培育机制、完善风险沟通机制;在政府组织行为管理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风险源头预防机制、构建协作治理机制、完善政府权力运作机制;在公众层面,社会风险治理要建立和完善公众责任机制、居民自治机制。     

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成因与促进策略研究

日益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越来越需要政府多个部门的合作治理,这要求其寻求与之相适应的理念、技术、工具和战略。基于知识治理观,跨部门知识共享可促进政策协同,能产生更具创新性的工作方法和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是提升公共事务的跨部门合作治理能力的重要手段和工具。理念匮乏、机制不完善、技术平台建设不足和战略规划缺失,是导致跨部门知识共享不足的主要成因,唯有树立理念、健全机制、加强顶层规划和注重技术平台建设等方面协同发展,才能有效促进地方政府跨部门知识共享,推动复杂公共事务在多部门间的合作治理。     

从“兰州自来水污染事件”剖析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明确地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提出一系列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新理念新举措，以更好地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大限度地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政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导，在治理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成为了推动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要素。但就目前而言，政府在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治理实践中未能发挥好其应有的作用，在治理中存在着角色的偏差，各种治理问题仍然存在。     

基于策略性—关系性分析框架下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构建

地方治理的兴起推动了公共行政模式的变迁,地方政府的结构、职能、运行和政策面临着深刻的调整,而调整的核心应该围绕如何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而展开。在把握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过程中,要厘清它和地方治理能力与传统地方政府能力的差异性。地方政府必须基于地方治理的理念和价值,从地方政府系统运行的视角凝练出组织吸纳、边界掌控、网络管理和工具选择等核心能力事项,然后运用恰适的策略处理好各种关系,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地方政府行为的变革,最终提高其治理能力。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从全球范围内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和持续的行政改革中可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正处在一个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中,世界各国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够适应后工业化要求的治理体系的问题。在中国社会双重转型的历史背景下,社会管理创新的提出是对政府管理模式和社会治理关系进行反思的一个结果,是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新阶段的一个重要内容。正视理论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构建新型的、合作型信任关系达致合作治理,使政府控制和管理社会的观念让位于调控、引导、服务和整合社会的观念,在创新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社会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

随着新型集体消费单位———社区的兴起,公共安全的需求出现了多样化和个别化,政府职能的转变使公共安全市场形成并有所发展。公共安全市场的制度安排应当是由政府集中控制提供更多的间接服务,由市场中企业提供多样化、个别化的直接服务,公众和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运行模式。新型社会公共安全模式特别应在社区治安和犯罪预防方面突出体现公共安全市场的特点。     

治理的“在场化”: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建设研究

以科层制为依托的行政一元化治理模式存在组织形态与思维方式上的局限性,而其伴生的信息劣势和权能短板也导致了治理空白、反应迟缓和治理偏差,这使其在面对转型社会的治理难题时陷入困境。在"一线"构建政府治理场域为变化社会提供了"在场化"的治理方案:科层内部的干部动员机制和科层动员机制实现了信息资源与权能资源在治理"一线"与决策层之间的有效对接与传输,进而使得一线行政主体和上级行政主体分别实现了实质性与虚体性的"在场";而政府推进的社会动员则实现了社会、市场领域的多元行动者由"自在"向"自为"的角色转化,并获得了"在场"的治理主体地位。由此,在治理"一线"形成的以广义政府为权威核心,多元治理主体有机协同的治理场域格局,不仅在工具理性层面矫治了一元治理和科层治理的弊端,弥补了治理目标与治理手段之间的裂隙,也产生了国家与社会相互支持的嵌入式治理的溢出效应,从而以"增能"与"减阻"两个向度强化了变化社会中的政府治理能力。     

重塑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社会资本理论的视域

社会资本与政府和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存在着结构性制约与依赖关系 ,但目前我国社会资本还相当缺失 ,因而制约了我国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必须以善治的理念为指引 ,实施对政府官员的美德教育 ;建立互动型的行政决策体制 ;实现公共管理过程的法制化与程序化 ;培育壮大第三部门并充分发挥其中介作用 ,从而促进我国社会资本的发展和良好政民关系的重塑 ,并最终促进我国善治的实现     

社会建设：双向运动中的中国利益格局重建

在社会转型初期，自由市场逻辑主导下的社会变革激发了社会活力，释放出了巨大能量，但也因利益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均衡分布而产生对经济发展公平性的质疑。伴随市场力量的不断强大，社会自我保护力不断增强，使得社会矛盾呈愈演愈烈之势。在世界社会治理机制由一元向多元转变的趋势下，中国也开启了社会治理机制的变革之路，其核心议题在于建构何种国家、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分配格局。这对于深化中国社会转型进程，实现社会稳定有序，奠定社会管理的社会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如何进行社会建设，不能给出简单的、想当然的结论，而需要挖掘其背后的支配逻辑——双向运动，以此重塑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浅析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的逻辑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治理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和源头治理,这表明社会治理应是扁平化、网络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式的协同治理模式,是柔性管理,而不是强力管制。这一社会治理模式所体现出的一些理念即多元主体、协调关系、化解矛盾、社会化服务、激发社会活力等等,也是统一战线历来就存在的思维理念和工作职能。因此,统一战线服务社会治理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内在逻辑。     

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层次对人才流动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和个人密切合作是社会保险制度成功运行的前提条件，市场经济条件下，人才流动是人力资源优化配置的必然现象，个人与政府密切合作的条件就是制度能够维护流动人才的社会保险利益。我国实行“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要彻底打破人才流动的社会保险制度障碍，就必须建立中央统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     

改善政府内部治理效率分析:基于交易成本的观点

一个负责任的、高效率的、透明的政府运行体系对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由于大量的交易成本存在,政府内部治理效率通常并不高,严重制约市场体系运行和政府作用的发挥。因此,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来理解政府内部治理效率问题,在此基础上指出,要提高政府内部治理效率,仅仅停留在技术工具上还不够,必须从更广阔的制度和组织创新中寻找答案,减少机会主义行为。     

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挑战与政策工具

实现高质量和充分就业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人工智能为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治理带来了挑战,促使财富积累方向由资本转向知识,加快了劳动力外部化趋势,改变了工作的技能需求。这进一步造成社会发展不均衡、既有社会保障功能弱化和外部性风险加大。本文探讨了税收与转移支付、基本收入保障、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人力资本投资和再培训账户等政策工具组合的综合治理功能,并提出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增强劳动者对新技术的适应性、打造多方参与的劳动力市场社会治理格局和促进社区就业并重的政策建议,为增强劳动力市场综合治理能力奠定基础。     

撤镇设市:经济发达镇有效治理的逻辑

经济发达镇在法定职能范围内无法满足于现实经济发展、社会公共服务和管理的需要时,逐渐涌现的非制度化强镇扩权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撤镇设市通过强镇行政级别的提升,实现权力、资源下沉以及政府行动空间合法性的获得,使得实质政府的有效治理成为可能。撤镇设市后,市级政府在法律依据和资源依托的归位前提下,治理实践呈现出差异性特征。研究发现:当下撤镇设市给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治理资源下沉、治理体系扁平化、政府机构简约化、区域协调治理等新机遇,为实现实质政府的职能归位必须坚持有效治理的持续性、服务性、协同性、公共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