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的关系探讨

将收入差距细化为实际收入差距和心理收入差距,对心理收入差距作了操作性定义,即个体现在所得收入与其心理期望的收入的差值。在此基础上,将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作为群体性事件的影响因素进行探讨,并从心理学角度对心理收入差距、生活满意感与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心理收入差距比实际收入差距更能真实地测评个体生活满意感。生活满意感、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三者显著相关;生活满意感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显著负相关。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温和∕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调节作用。生活满意感在心理收入差距与激烈型群体性事件意愿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最后从心理疏导层面为政府部门预防和化解群体性事件提出了相关预警措施。     

群际互动与群际威胁：青年网络集群行为的动力学分析

通过模拟情境考察群际互动以及群际威胁对集群行为诸多要素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有效的沟通方式比不良的沟通方式能够显著降低群体愤怒情绪和群体行为意愿,但是对群体认同和群体效能的影响没有达到显著性水平。在研究所拟设的现实威胁情境中,研究发现群体效能以群体认同为中介显著影响群体行为意愿,而群体愤怒和群体行为意愿之间没有达到显著相关。高校等其他公共事务管理部门在处理集群行为时要采取合适方式使对方群体感到平等、尊重和理解,同时还要根据群际威胁情境以及成员特征等来采取相应措施。     

如何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处置不当，将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危害。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与燃烧的机制一样：一是被歧视、被不公正对待的社会阶层（或群体、集团）的愤怒或挫折感的积累（即燃料的形成）；二是激发群体性事件的意外事件或谣言（即火种）。群体性事件处置的第一个重要原则是预防，即防止罢工抗议人群情绪失控、防止人群中出现暴力违法行为；第二个重要原则就是在抗议罢工人群出现暴力甚至与警察冲突时，要采取“擒贼擒王”、“网开一面”的原则。     

法治视角下的群体性事件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法治的视角研究群体性事件的治理策略十分必要。目前导致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主要是公民法治意识欠缺,国家法制制度不完善,法治预设的救济渠道不畅。要处置好群体性事件,应培养公民现代法治意识,拓宽民意表达的合法渠道,完善法律制度,严格依照法律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成因和防治的法律研究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各种社会矛盾层出不穷,作为社会矛盾特殊表现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呈不断上升趋势。在现有的法制框架下,要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掌握事件苗头,第一时间予以排除;增强公民的法律知识,引导公民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从源头上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通过提前介入,做好现场警戒和调查取证,及时有效地处置群体性事件。     

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集中显现,并形成多种利益群体,群体性事件多发、频发,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谐。在新形势下,了解群体性事件的法律属性、树立法律视野下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新思维、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对于各级政府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媒体的负面影响及其对策

网络媒体的多样性、开拓性 ,其传播的速度快、范围广、自由度高、难以监控 ,使其在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容易产生不真实和不恰当的报道 ,给事件的处置增加困难 ,甚至致使事件恶性发展。采用法律和政策手段对网络媒体加强监控 ,充分发挥传统媒体的作用 ,引导公众正确对待群体性事件 ,是降低网络媒体对群体性事件负面影响的有效途径。     

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群体性事件的法社会学思考

群体性事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集群越轨行为。它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和各种利益冲突的集中体现。对群体性事件的社会控制,要坚持社会公正原则,协调利益关系;建立社会安全阀系统和社会预警机制;依法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     

群体性事件背后的群体心态及其整合

分析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群体心态的独特作用和不可低估的影响力.群体心态在时间上的突发性、在情绪上的感染性、在后果上的无法预测性,往往使群体性事件在利益表达上具有合理性外的矛盾性,在反映民意上具有民主意识表达外的情绪偏激性,在维权行为上具有尊重法律外的非理性诉求.群体心态对社会的二重性作用,证明了对其整合的必要.     

论律师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近几年,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地方政府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极少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律师作为法律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介入有利于群体性事件顺利解决,对于推动法治建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论律师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的作用

近几年,时有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处理群体性事件的时,我们经常看到的是地方政府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极少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律师作为法律素养较高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介入有利于群体性事件顺利解决,对于推动法治建设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燃烧理论视角下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研究

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概念进行了界定,阐述了互联网作为载体在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介绍了社会燃烧理论及其用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分析的适用性;详述了社会燃烧理论与网络群体性事件发生要素:社会矛盾是燃烧物质,网络助燃剂系行为动员和情绪动员所起的作用,社会点火温度是刺激性事件;论述了网络助燃剂对刺激性事件和社会矛盾的集合器作用。     

集体行动与集体行为——我国群体性事件的类型分析

面对频繁发生且复杂多样的群体性事件,类型分析是深刻把握其本质规律的重要研究路径之一.以组织化程度为维度可将我国转型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分为集体行动和集体行为两类,在参与主体、行动目的、暴力程度、领导者的产生以及持续时间等要素上表现出明显差异.表现为集体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的出现是近10年利益矛盾积累的必然发展.以不满、怨恨等非理性情绪为中介,在十年艰难的集体行动中生长出了社会危害性大、非理性程度越来越高的集体行为,这是矛盾发展的新阶段.     

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研究现状述评

当前群体性事件频发,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而网络传媒的特性促使群体性事件中各种信息成陪地聚焦、发酵、放大、扩散甚而扭曲,并且成为利益诉求者情绪相互感染、发泄的渠道。目前针对网络与群体性事件的研究大多比较宏观,以整个群体性事件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事件的差异性,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亟待提升。     

关于网络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法治化的思考

近年来,因社会不公、分配不均、贫富差距等社会转型期问题的存在,我国群体性事件一直处于高发态势,并对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严重影响。同时,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网络自然而然地与群体性事件结合在一起,并对群体性事件的产生、发展和扩大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民主和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发展的今天,如何依法、科学应对网络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各级政府和维护稳定部门不得不深入思考和研究的重要课题。但与网络群体性事件的迅猛发展和巨大影响相比,无论是在法律、政策层面,还是认识层面,公安机关对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应对和处置工作均缺乏充分的准备。针对当前公安机关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面临的主要问题,提出依法处置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措施,加强处置工作的依法性和科学性,维护社会稳定。     

群体性事件处置的法律适用

坚持依法办事,是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的一项基本原则。要客观、公正、及时、适度地运用好现有法律、法规,做到依法预警、依法管理、依法处置、依法处罚,把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逐步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     

家庭教育的力量：父母教养方式如何影响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是影响青少年发展的重大社会问题。本文考察了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校园欺凌（实施欺凌和遭受欺凌）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家庭教养方式对青少年的校园欺凌经历有显著影响。权威型教养能有效降低青少年实施欺凌及遭受欺凌的风险；专制型教养则会提升实施欺凌及遭受欺凌的风险；放任型教养仅会增加实施欺凌的风险。中介效应分析表明，权威型教养通过社会情绪能力和同伴交往间接作用于校园欺凌，具体而言，权威型教养对实施欺凌的影响通过社会情绪能力这一单独中介实现；其对遭受欺凌的影响通过社会情绪能力和同伴交往的共同中介作用得以实现。而这两个变量并不是专制型和放任型教养方式影响欺凌的中介机制。上述发现为有效防治校园欺凌的干预研究及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着力点。     

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及消解对策

网络群体性事件具有传播迅速、观点容易被激化、成员情绪容易被激发、"意见领袖"作用和区域性特点更加明显等特征。仅依靠技术手段难以预防和消解网络群体性事件。要树立坚定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一支有战斗力的网络信息员队伍;坚持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建立有效沟通渠道。     

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的动力机制——基于群体动力学理论的研究

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外在地表现为人群规模的扩大、行为手段的升级、行为目标的转移以及影响范围的扩散,但却内在地持续存在着由群体成员不断建构、互动而成的复杂动力系统。社会变化、导火索事件情景、政府干预行动作为外源动力提供演化的外部条件和推动力,导火索事件社会认知、群体规模、关系网络、群体情绪、集体效能作为内生动力形成演化的基础和原动力。依据作用的性质和效果,可进一步细分为正向外源动力、负向外源动力、正向内生动力和负向内生动力,重大群体性事件演化正是在上述群体力场中各种动力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     

应对农村群体性突发事件提高基层政权执政能力

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其中,针对基层政府的群体性事件显著增加。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群体性事件已由过去主要发生在农民与农民之间的群体性事件(械斗),过渡为主要针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群体性事件。后者已成为影响区域社会政治稳定,制约区域社会改革和发展进程的主要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预防和处置农村基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