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访的三次高峰看信访制度的法治化改革

信访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制度安排。自1949年以来,中国出现了三次信访高峰,虽然时代不同,主要原因也有变化,但却反映出其中的共同之处和内在关联,那就是现代政治如何平衡权力与权利的关系。信访高峰凸显了中国法治建设隐含的关键性矛盾:基本权利的实现与实现权利的制度空间狭小、当家作主的权利追求与保护权利的技术贫弱之间的紧张;产权与权利关系模糊又相互拖累之间的紧张;功能不畅与权利救济阻滞的紧张等。由此可见,信访法治化改革已经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涉到国家治理体系的生深层次问题与整体结构。从思路上看,改革应着眼于行政、法律、政治三个层面。     

“法治中国”命题的理论逻辑及其展开

"法治中国"命题是对新中国法治实践集大成的概括。它的理论逻辑以中国法治的实践(问题)为前提和中心,首先是一种历史与实践统一的逻辑,隐藏着"实现主权结构与治权结构双重法治化"的线索;其次是一种道义与实践统一的逻辑,"法治中国"要实现的治理格局必然具有明确的价值目标,包含着特定的价值意象,是一种经过法律治理而呈现的现代"价值中国",寄托着国人对正派国家与良序社会的道义期望。同时,法治中国命题在理论上也面临局限与挑战:包括双重代表制下的半契约主权结构内部如何有效实现问责、如何避免例外政治;多元价值带来的法治实用主义诱惑;实践的多元引发法治整合能力的下降。建立一个以宪法解释为核心的合宪性控制机制是妥善应对挑战的重要思路。     

沈家本与中国法律近代化

20世纪初期,由沈家本主持的中国法律改革是中国法律史上亘古未有之变革,奠定了中国近代法制的基础。本文通过历史分析在时代背景下,对沈家本的法律思想和实践(1902年-1911年清末法律改革)及其与中国法律近代化关系做一些评述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分析其现代价值为当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开阔思路提供一些个人意见和建议。     

分析法学对行为概念的重建

民法学、刑法学及行政法学领域对行为概念的研究 ,为整个法学对行为概念体系的原理性构建提出了要求。分析法学 ,尤其是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元形式的分析框架 ,提供了在法理学层面上构建行为概念体系的一种思路。按这一思路 ,行为概念有四种元形式 :事实行为、法律行为、合法行为和违法行为。它们与霍菲尔德提出的四种权利概念元形式一起构成八个法律基本元素 ,共同体现了法律的逻辑推理结构     

当代法学的历史使命——以中国法治建设为指向的法对策学思考

法学的历史使命是维护并阐释某种法治秩序。当代法学首先是根植于中国法律实践,阐释实践中的两个法律样本即技术性样本和政治性样本。政治性样本始终与现实的政治话语纠葛在一起,但作为一种政治智慧,要将社会问题司法化,同时避免司法问题的泛政治化,特别是不能超越法律规范。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可以被利用,但却不能被违反。纵观法治建设的历史,有革命式和渐进式两种模式。中国法治建设不能生拉硬扯,应该顺应历史和时空条件,走中国特色的渐进式法治之道。在经济改革拉动下的私法制度基本形成之后,下一步,应该在社会建设和政治改革的推进下,寻找建构法治秩序的突破口,完善社会法域和公法域的基本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中国式的法治秩序。     

语义与实践: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及其建设进路探究

总体上,法治文化既包括法律制度、法律规范和法律设施,又包括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中国特色法治文化不仅是一种治国方略,更是民众的一种生活方式,反映了全社会的精神风貌,以社会福祉、公平正义、法律至上、权力规制、权利保障、良法善治等为基本内容,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基础上形成的互动、互融、互补、互促的特色文化.中国特色法治文化建设应当在文化自信、文化自主、文化自觉的基础上达到国情语境下的多元融合,其实践既依赖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多元共治,又需要通过优质立法、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和广泛的法治宣传教育,最终使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常态和自觉行为,内化为习惯性的思维方式.     

关于《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几点评论

通过对苏力先生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的基本评论和反思,我们应当用法哲学上辨证分析逻辑来反思中国法治发展之路,正确协调和沟通国家法和民间法、法律移植和法律继承、法治现代化和法治本土资源化的关系,以一种文明、开放和扬弃的姿态来正确对待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模式的发展路径,以期谋求一种“共时性”的法治发展理性之思维来助推中国法治事业的发展.     

转型中国的法律体系建构

按照中国执政者依法治国的施政蓝图,到2010年中国将形成自己的法律体系,立足于这样一个重要时点的临近,本文以中国政府尤其是立法机关关于法律体系建设的认识和实践为基本线索,探讨了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法律体系建设的整体思路和布局问题。文章将迄今为止中国政府在法律体系认识和实践上的主要技术特征概括为四个方面,即理性主义的建构思路、国家主义色彩、立法中心-行政配合的运作模式,以及简约主义的风格,认为这些特征在集合意义上铸就了当下中国在法律体系建设上的某种封闭性质;主张就此进行深入反思,并从转型中国社会法治秩序形成的原理和要求出发,树立一种关于中国特色法律体系构建的开放性思考,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关于法治的理念、态度与方法--评陈金钊著《法治与法律方法》

近世以来,对法律不确定性的认识引发了对传统法治理论和法律方法论的广泛怀疑.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法治与法律方法>对法治与法律方法问题进行了重新研究,以阐明维护法治的态度,指出法律理念、态度与方法对于法治的意义.虽然在此理论建构中可能还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但在当下中国的法学语境中,<法治与法律方法>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法治做出了富有成效的诠释.     

当代道德法律化趋势的若干误区与检讨

当代中国在逐步摆脱人治的枷锁而迈向法治的进程中,道德法律化是现阶段法律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趋势。理论界众多的学者对其在法治实践中折射出来的价值内涵,进行了殚精竭虑的考古与思辩。虽然观点林总,但无论是理论探索、立法导向还是司法实践,仍存在诸多认识与操作误区。理性地反思与检讨这些误区,对于加强和指导我国的法治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地理解与定位“法治”与“德治”的关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道德的法律强制论误区与检讨 千百年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难解之谜,从不同的理论角度,有迥异的…     

论公司法改革中商法思维的引入和运用

当前,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改革的背景下,商法思维得到理论和实务界的极大重视。我国于2013年12月28日完成的公司法改革,仅仅对公司资本缴纳制度进行了宽缓化处理,不具有结构性的突破。公司法再次修改的呼声渐隆。未来公司法改革,该如何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目前尚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以公司担保规范适用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争点为视角切入,对商法思维的意义、内容体系及关键点等问题进行释疑和厘清,在此基础上就公司法改革中引入商法思维的功效及具体运用问题进行系统的阐释和论述,并对公司法改革引入和运用商法思维的留意点予以探讨,有重要价值。     

谨防刑法规定过度精细化

刑法规定越来越细微精巧,罪名种类越来越繁琐复杂,罪状表达越来越详尽具体。但从哲学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有悖质量相统一理论和辩证认识论理论;从法理学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违背法的稳定性、法的模糊性和法的精简性理论;从法学实践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制约刑法适用并且影响对刑法的理解;从刑法方法思维视角看,过于精细的刑法规定有违类型化思维、协调性思维和解释论思维。     

关于推进吉林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几点认识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实施的指导意见》的发布,标志着间隔或中断15年的事业单位改革大幕重新开启。本文结合吉林省事业单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对思想领域中如何看待改革问题进行探讨。本文认为,有了正确的思想认识,改革的组织者以及参与者就有了共同的思想基础,分类推进吉林省事业单位改革就有了重要的思想保障。     

法官如何正义地思考——因应网络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

在当下中国司法改革的背景下,运用兼容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法官思维,是化解网络舆论与司法审判紧张关系的必要之举。从司法正义的思维流程上看,法官必须把握契约前设、环境认知、原则建构、程序操作诸方面的关键要求,尽力涵摄网络舆论正义吁请的个体主义、国家主义和传统主义特性。因应网络与舆论的司法行为理论要求以科学发展的思维,实践司法均衡的理想;以灵动的司法政策调控,应对多变的民意和舆论;以协商民主的方案,整合网络舆论的异议,增进司法民主功能。     

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改革公安管理体制

公安机关是国家改革开放稳定大局的捍卫者,其管理体制的先进与否直接关系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稳定局面,虽然我国公安管理体制的改革已经进行了几十年,但其思路与模式更多的是立足于简单的＂裁、并、撤＂,没有明确的改革理念。而市场经济的内在运行机制要求社会运行体制要以能力为本位,牢固树立＂德为先行,能力为本＂的思想,这也决定了公安管理体制改革要以能力本位为核心理念,以人事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建立一支让党和国家放心,让人民满意的精英警队。     

关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法律思考

建立健全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让更多的人享有社会保障,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保证。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强调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社会保障制度取得重大进展,但仍需对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与完善,着力关注社会弱势群体,满足社会成员基本生活需求。因此,必须加快社会保障立法进程,从法律层面上确保社会保障制度落到实处,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警醒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

在刑法学中，类型化思维本来是必要的。但是，轻视乃至无视概念式思维容易形成过度类型化思维。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模糊事物的质的区别或事物的界限，而倡导以“量”的过渡来认定事物的类型。刑法学中的过度类型化思维在容易助长过度司法能动主义之中而有着破坏罪刑法定原则和危及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之险。因此，在刑法学中，过度类型化思维需要概念式思维予以节制，以达成概念式思维和类型化思维的并重，从而更好地助益于刑事法治和整个法治。     

法律思维:一种思维方式上的检讨

法律思维可从思维方式的视角来理解 ,它注重的是人们站在法律的立场 ,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和惯性 ;它更强调法律的固有特性、法律自身运作的文化积习和性格。研究法律思维 ,就是要容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存在。     

基于 “两富” 现代化导向的城镇化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研究———以浙江台州为分析对象

城镇化与服务业的迅速兴起是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现代化进程表明,城镇化与服务业发展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对应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台州城镇化与服务业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两者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但上世纪90年代以后,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城镇化发展.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又必须加快构建服务业体系,使城镇化与服务业形成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的态势.     

原始思维、经验思维和逻辑思维——对法律事实认定思维类型历史变迁的考察

从思维类型的理性化程度的高低来考察，法律事实认定的思维类型大致可以划分为原始思维、经验思维、逻辑思维三种类型。原始思维是古代民族认定事实共有的特点，该种思维注重神秘原因在事实认定中的作用；经验思维以传统中国司法实践为代表，是一种主客体不分、重经验轻逻辑的整体思维。逻辑思维奠基于概念，以认识主体与客体的主客二分为前提，在因果关系的认定方面既强调必然性，又承认盖然性。从历史逻辑发展来看，从原始思维、经验思维到逻辑思维。大致呈现出了线性逻辑的历史发展轨迹，其理性化程度不断加强。随着科学知识的普及和受证据规则的制约，原始思维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经验思维也早已经缩小了其发挥作用的空间，而逻辑思维在法律事实认定中则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法律事实认定中的逻辑思维是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应当倡导的思维方式，也是法律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