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与婚姻法——评马克思《论（离婚法草案）》

马克思所著的法学著作涉及伦理问题的比较少,<论<离婚法草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认为婚姻法必须合乎伦理,伦理是婚姻法的本质所在,是婚姻法存在的根本基础,婚姻法是社会认为必须以国家权力为后盾,以法律形式才能维护的婚姻伦理关系的上升.以青年马克思在<论<离婚法草案>>中所阐述的伦理与婚姻法思想观察我国现行婚姻法,我们会发现我国现行婚姻法与马克思理想中的婚姻法有许多一致性,可见马克思法律思想对我国法治建设仍然具有深刻影响,继续加强马克思法律思想研究有重要现实意义.     

论我国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兼谈《合同法》第126条的适用

我国自1985年颁布<涉外经济合同法>以来,至今已形成了关于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的一般原则及其比较完备的冲突规范.针对<合同法>的实施,导致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于1987年发布的<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废止的情况,指出我国涉外合同法律适用的原则,及其在司法实践中适用应注意的有关问题.     

构建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监管法律体系

市场退出监管是现代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内容.我国尚无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专门法律,现有法律的规定较为原则,且落后于市场退出实践的需要.因此,作者提出构建我国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监管法律体系的具体建议包括制定<金融机构接管条例>、<金融机构破产条例>、<金融机构并购条例>及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何谓法律解释--对《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一节的认识

本文以法律解释的地位作为论证的出发点,分析了在<立法法>中设置"法律解释"的不合理性,认为立法解释在本质上仍属于立法而不属于解释.根据法治的原则,权力应合理分配给不同的主体,立法机关的职责主要是向社会输入法律文本,法律解释的主体只能是司法机关.在我国应创设专门的法律解释法.     

推动我国行政法治事业的又一部力作--评杨海坤、章志远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

杨海坤、章志远在其专著<中国行政法基本理论研究>中,站在中国法治与宪政思想的高度回顾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的发展状况,对二十多年来行政法治建设过程中一系列主要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进行了专题探讨,并在吸收国内外最新行政法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创造性地阐发了中国行政法的基本理论.该书是一部集专业性、理论性、继承性和创造性,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研究型学术专著,体现了我国行政法学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反映了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研究的新水平.     

竹简兵书中的兵家法律思想研究

本文根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含佚文)、<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守法、守令等十三篇>,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与军事有关的法令),1982年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汉简<盖庐>等材料,分别从立法思想、犯罪防治思想与治国方略三个方面探讨了竹简兵书中的法律思想.竹简兵书论"刑"多言及"赏",视刑赏为重要的治军措施,并且进一步将刑赏提到基本的治国之道的高度来认识.在刑罚方面,主张严刑重罚,体现了一种重刑主义精神.兵书对犯罪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过分的求利之心是导致犯罪的人性根源,统治者滥施赏罚的恶政是导致犯罪的政治根源,并就此提出了预防犯罪的主张,那就是要求统治者实行法治和无为之治(法治可致无为之治)并进行道德教化.另外,竹简兵书将治国之道与自然之道密切结合起来,使其法律思想带有明显的自然主义的色彩,这是古代兵阴阳家的一个重要特点.     

略论唐律中的服制原则与亲属相犯

服制原则是中国传统法律伦理法特征的集中表现.唐律是丧服制度法律化的最好范本.<唐律>中的亲等与儒家经典中的五服亲等并非完全一致,二者在法律上的效果也有不能忽视的差别.<唐律>中纯因亲属身份而致罪的情形和<唐律>中因亲属身份而致刑之加减的情形则呈现出复杂的形态.透过这些法律规定,不难观察到丧服制度对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影响,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特征.     

关于“法律方法与法治”的对话

抱着一种平和的心态以及对法治能够实现的信心 ,日前 ,本刊编辑王申与山东大学的四位法律系师生 ,对“法律方法与法治”这一课题下的六个问题 (什么是法律方法、法律方法对法治的意义、方法在西方法学中的境遇、法律解释对法治的挑战 )进行了“网络”交流式对话 ,现把其主要内容整理出来 ,以期引起同行的共鸣或批评。这种研究方式也许少了一些孤独者独白式的沉思 ,但很可能使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思想碰撞中得到深化     

医疗纠纷亟需解决的两大问题

本文阐述了医疗事故鉴定中存在的问题,医疗事故鉴定作为司法鉴定的弊端,医疗纠纷诉讼中应依据<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人民法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管理规定>等规定进行委托鉴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是违背上述有关规定的,依据<通知>进行医疗纠纷处理,使医疗纠纷处理在程序上出现倒退的局面,但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针对<民法通则>的司法解释,对于医疗纠纷的处理在实体上是一大进步.     

骗购外汇罪浅探

经济自由与安全的矛盾孕育了刑事法律的嬗变和更替,骗购外汇行为的非犯罪化与犯罪化随着这一矛盾的冲突而逐渐展开.自<决定>将骗购外汇行为犯罪化伊始,如何认定本罪便成为理论探讨的题中之义.<决定>之前<解释>的法律效力如何,司法实践中怎样把握法律适用的标准遂成为理论探讨的归宿.     

论法治评估的“伪精确”

法治的成效主要不取决于程序内的制度运作事实，而是取决于程序外的反事实性的期望，也即对于法律的信任。法治评估主要是对地域法治水平的一种有意识反思与理论化认知，借用了政府一贯所使用的数字化方式，并极力搜罗法律程序内各种可视化的数字信息。但法治的定量评估很难评价以定性判断为特征的法律信任。法治评估大多情况下只具有管理意义，不具有学术意义。民意调查在法治评估中可以被视为一种对于法治的有意识反思，但其无法传达非反思性的法律信任实践。各种法治评估的信息来源大多局限于地方性与法律相关性的信息，但某一地方的法治水平和公众对其他地方法律的期望与信任是相互关联的，法律信任的信息基础不仅仅来自法律系统，可能还包括其他社会领域。法治评估实际是用线性、同质的数字取代了非连续性的现实，将源于方法论的建构取代了行为的实践依据，这种取代抽空了生活的意义，将一种“伪精确”强加给了现实，从而也很难切入大多数人的法律实践。     

严格依法办事：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观

依法办事理念作为法治公信力建设的关键所在,应当受到认真对待,在解释学的阐述下,其将展现出全新的、非简单化的意蕴。在严格依法办事的主体上,应在执法者、司法者之外增加公民与其他社会主体,并坚持一种“交互主体性”的法律实施观。在严格依法办事的过程中,应把握好严格规则主义与法律解释、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关系,并创新法律实施机制。在严格依法办事的对象上,应处理好“恶法”实施问题及法律体系与体系外规范的关系,并开展依法治法、法典化运动,重点解决有法难依问题。严格依法办事的良性运作需要我们在法治现实主义的引导下,坚持良法之治,走一条“经由形式正义的实质法治”之路。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

习近平法治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法学研究从法律主题向法治主题转换,蕴含着系统化的法治学理论,开辟了法治学学科新领域。新时代的法学研究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学学理为依据,加快推进形成科学完备的法治学学科体系,实现新法学建设的历史性突破。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方法论

法律方法是法治理想成为可能的条件之一。本文通过对种种法律方法关系的梳理,揭示了法律方法对维护法治的积极意义。作者认为,法律发现是法律方法中首先使用的方法,而法律推理则是由成文法向判决转换的必用方法。在法律发现到法律推理的过程中,法律解释、法律论证、价值衡量、漏洞补充等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面向法治话语体系建构的中国法理学

一百多年来的中国法理学者揣着法治现代化梦想，引介了大量西方法律知识、价值和方法,进而衍生了有别于西方的“中国法理学”知识体系；通过接纳融合民主、自由、正义、公正、平等、法治等要素，出现了“中国法理学”的价值体系；通过学习和运用法律推理、法律解释、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方法，搭建了“中国法理学”的方法论体系。中国法理学理论为法治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基础性条件，但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在知识体系的建构中缺乏专业精神；对法律价值体系的接受没有实现中西融贯；在方法论体系中缺乏整体思维与体系思维的区隔以及对逻辑的重视。中国需要建构以实现法治为目标的，能够分析、解释、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法治话语、法治理论体系。     

努力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在新形势下,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应当从制度上、程序上保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弘扬法治精神、宣传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切实确立宪法和法律至上的法治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有效监督制约公权力,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努力提高法治整体水平,全面推进依法执政.     

法治在民间的困惑——对羌族习惯法的考察

现代法治建设应是立足于本土化之上的国际化 ,既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 ,更要注重保留民族传统中的文化之根 ,吸收其中的合理成份 ,进行创造性转化。刻意于对别人的模仿而缺少对现实国情的反思 ,是不可取的。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法治理论的发展

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国家治理意义重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最新成果。其汲取了古今中外各类法治理论的有益元素,对法治理论做了七项创新发展,即建设法治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三个核心要义"、坚持"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完善党内法规体系与实现依规治党、着力实现制度现代化、统筹国内法治和国际法治;还对法治理论做了十五项拓展深化,即关于依法治国方针、坚持党的领导、法治为民、法治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权力监督、德法并重、改革和法治关系、加强社会治理、政法机关职能、法治环境建设的拓展深化。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系列成果,传承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精华,吸收了世界法治理论精华,且勇于探索当代中国法治实践。     

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展开法治思维与实施法治方式的前提

在人们日常思维和言语表达中，权力修辞占据主导地位。权力场成了影响决策的最主要因素，这既不符合法治的原则要求，也难以成就管理国家与社会的法治方式。从思维方式决定行为方式的角度看，权力修辞向法律话语的转变是展开法治建设的思想条件。权力修辞与政法思维相匹配，重点维护的是管理秩序；法律话语与法治思维相适应，要限制权力，捍卫权利，是与法治建设相适应的法治意识形态，维护的是法律秩序。法律话语与权力修辞的冲突是我国法治建设中的重要问题，从西方法治的经验和中国法治建设的需求看，法律话语能否平衡权力修辞关系到中国法治建设的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