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网络诽谤行为——从“网络诽谤司法解释”切入

网络诽谤是利用网络平台故意损害他人名誉的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相比,网络诽谤具有影响力大、隐匿性强等特点。近年来,数起网络诽谤事件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名誉,在社会上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出台为打击网络诽谤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却也引发了一些争议。     

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分析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又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对网络诽谤行为的定性存在着罪与非罪、自诉与公诉的界限问题,并且涉及国家公权力的合理介入。结合网络诽谤行为自身的特点、刑事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以及保障公民言论自由的价值选择,对待网络诽谤行为的定罪宜宽不宜严,国家公权力的介入宜缓不宜急。     

信息化时代网络诽谤犯罪疑难问题探究

网络诽谤行为日趋频繁,相较于传统诽谤行为具有传播快、影响广等鲜明特点。但刑罚介入网络诽谤新领域不能摈弃其谦抑性格,要衡平言论自由与法益保护。从网络诽谤的行为范围、主体范围以及"情节严重"三方面严格区分网络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厘清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诽谤罪的自诉与公诉的界限,有利于进一步对网络诽谤行为准确的定罪量刑,从而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     

网络诽谤的既遂标准反思

诽谤罪在网络时代发生了性质转变,尤其在既遂标准上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诽谤罪。网络媒介的兴起使得网络诽谤的规制必要性增加,处罚也相应提前,对诽谤罪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的争论也随之展开。其实,无论是危险犯还是实害犯的定位都有以偏概全的嫌疑。网络诽谤中存在传统模式与新型模式两种,传统模式中,以少数人为受众,以信息散布造成贬损他人名誉的实害结果为既遂标准;新型模式中,以多数人为受众,以发布和放置行为为既遂标准。     

网络诽谤犯罪“情节严重”的综合判断

网络诽谤犯罪的“情节严重”应当综合判断，否则容易造成机械司法和不当出入罪现象，进而导致刑法对言论自由的不当介入与过度限制。作为一种整体的评价要素，诽谤罪“情节严重”应当同时满足构成要件中危害行为的“情节严重”和危害结果的“情节严重”，不能只做简单、片面的形式判断。需要在达到入罪门槛基础上，对诽谤行为的传播内容、传播手段、传播效果方面是否足以危害公民名誉进行实质审查，将情节犯的判断拆分为诽谤内容的虚假负面性、诽谤手段的传播公然性、诽谤后果的恶劣严重性等要素逐一评价。对于溢出基本构成要件的其他情节，如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被害人因名誉受损而自杀等，应当作为量刑情节进行考量，情节严重的可从重或加重处罚，避免量刑情节严重性与定罪情节严重性含糊不分、替代使用问题。诽谤罪“情节严重”综合判断应当按照犯罪构成要件情节、非构成要件情节的先后顺序审查，力争在司法办案中实现更高水平的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有机平衡。     

网络诽谤犯罪行为的规制与预防

网络诽谤犯罪持续高发。通过对其原因进行探讨,提出合理有效的防范对策,对网络诽谤行为犯罪化处理,坚持不懈开展网络清朗行动,引导公民积极自我治理,明确行为底线和界限,达到预防和减少网络诽谤犯罪的目的,彰显刑法服务社会治理的最基本功能,达到刑法最优的社会治理效果。     

网络诽谤案件的公诉化诉讼机制构建

我国诽谤案件刑事诉讼机制长期以自诉为原则,公诉为例外,有利于保护受害人隐私,促进社会关系的自主修复。随着网络的普及,网络诽谤事件频发,自诉为主的诉讼机制逐渐难以应对网络为媒介的诽谤行为。网络诽谤与传统诽谤案件相比,受害主体更为随机、传播速度更快、传播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更大,且网络诽谤常以匿名方式进行,网络诽谤事件受害人自行诉讼的负担也更大。虽然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暴力进一步明晰了网络诽谤公诉的标准,但多为发生严重后果之后的救济而非事中阻断。网络诽谤案件的自诉基础逐渐消解,公诉程序优势日益凸显,吸收自诉程序的重要价值,在相关指导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诉范围,逐步建立网络诽谤案件完全公诉的刑事追诉机制具有现实可能性。     

论商业诽谤行为及其民事法律制裁

商业诽谤行为是一种公开对特定商事主体及其财产或财产的品质等进行诋毁 ,造成其经济利益损害的行为。对于商业诽谤行为 ,我国仅仅通过《刑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其进行禁止 ,具有一定的不完善性。只有立足于《民法通则》 ,对商业诽谤行为予以民事法律制裁 ,才能够全面完善对商事主体的保护 ,维护正常的商业交易秩序。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之要件——兼评“两高”关于利用信息网络诽谤的解释

网络诽谤构成诽谤罪应坚守诽谤罪的构成要件标准.诽谤罪的客体是公民的名誉权而非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两高”的司法解释将“散布他人捏造的诽谤信息”解释为诽谤行为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应通过修改刑法增加此种行为方式.诽谤罪的主观方面包括间接故意.增加“散布于众”之目的要件以限制诽谤罪处罚范围.     

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管理初探

信息化推动数字城市、智能城市发展,网络信息安全风险迅速累积。城市成为网络信息安全事故的高风险地带,城市应急管理需要加大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管理力度。城市网络信息安全应急管理要适应＂全政府＂、＂全社会＂的综合应急管理理念发展,基于网络的脆弱性特点,发展城市恢复力或成为网络信息应急管理的应对之策。     

网络空间的罪与罚——关于网络诽谤罪的思考

加大打击网络诽谤是切实保护公民名誉权的现实需要,有利于促进网络信息的健康发展。但操作不当则可能压制言论自由和网络反腐,不利于推进社会的民主化进程。如何实现言论自由与名誉权保护的平衡,不仅触及社会的敏感神经,更对顶层设计和执法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值得深入思考。     

网络犯罪管辖权问题研究

在现行刑事案件管辖制度的基础上,网络犯罪管辖权应进一步细化联结点并确立优先次序.不同类型的网络犯罪在管辖权设定上的关注点应有所不同.网络犯罪案件的管辖应当遵循实体法与程序法相一致、案件的全面覆盖与均衡分布、便利性等价值追求.以实施网络犯罪行为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为行为地,以受害人发现权利被侵害的计算机终端所在地为犯罪结果发生地,并辅之以被告人住所地,确立一个分层次的网络犯罪司法管辖体系.     

计算机犯罪与网络犯罪的概念分析

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正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犯罪类型及其概念——“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对于什么是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两者的关系如何,我国学界一直争议较大。从刑法学和犯罪学论域来看,“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概念既紧密联系,又有明显的区别。     

网络恐怖主义的处置机制研究

网络恐怖主义是网络和恐怖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恐怖主义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向。网络恐怖主义主要表现为网络恐怖破坏战、网络恐怖宣传战、网络恐怖心理战和网络恐怖协作战四种类型。网络恐怖主义与传统恐怖主义本质是相同的,但具有更强的智能性、隐蔽性和破坏性。为有效应对网络恐怖主义,要重点做好相关立法、情报收集、技术提升和加强协作等几方面的工作。     

网络犯罪原因及其防控探究

互联网的发展给现代社会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造就了网络犯罪不同于传统犯罪的特征。网络犯罪日益蔓延,对社会产生的危害也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网络犯罪的出现是由诸多原因导致的,只有全面分析产生网络犯罪的诱因,我们才能更好地制定和实行防控对策,切实到位地减少以至消除网络犯罪现象。     

网络恐怖主义及其防治——以犯罪学中的遏制理论为视角

利用网络实施颠覆性破坏是恐怖主义发展的一个新趋向,如何有效地防控网络恐怖主义已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以犯罪学家雷克利斯的遏制理论为视角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宗教冲突、民族矛盾等是促成恐怖主义升级为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推力;实践中恐怖组织的不断受挫和利用网络实施恐怖活动的种种便利是推动网络恐怖主义产生的外部推力.因此,创建公平、公正、和谐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是消除网络恐怖主义的内部遏制力量,以立法为主导的综合防治对策是防控网络恐怖主义的外部遏制力量.     

网络侵权案件的地域管辖

网络侵权案件在确定地域管辖时 ,与一般侵权案件相比更为复杂 ,其主要原因在于网络的全球性 (其实质表现为数字传输的全球性 )等特征与地域管辖的稳定性 (即需要具体到某一特定法院处理案件 )之间的矛盾 ,因此其关键是遵循网络数字传输规则 ,找到网络与具体地域之间的实质性关联。网络侵权案件地域管辖的基础应当包括侵权行为地、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 ,其中以侵权行为地为主。服务器所在地应当仅指ICP服务器 (主机硬盘 )所在地 ,可作为确定侵权行为地的重要参考因素。     

青少年网络犯罪预防初探

网民中青少年最多,青少年网络犯罪在网络犯罪中亦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有效地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是预防网络犯罪的关键。只有建立结构化预防体系、加强计算机网络技术方面的建设、加强相关的法律法规保障、加强国际间的合作,才能从根本上预防青少年网络犯罪的发生和蔓延。     

论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

随着网络越来越普及,网络犯罪也以几何倍数增长。目前我国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面临困境：一方面是犯罪主体反侦查能力增强,导致侦查难度加大;另一方面是侦查机关自身的侦查能力不足,导致对网络犯罪打击不力。侦查能力与反侦查能力的此消彼长呼吁新的侦查模式诞生。网络犯罪的“非对称侦查”,以建立资源占有上的绝对优势为核心,以整合现有资源配置扬长避短为补强,对网络犯罪实施不容还手的打击,这将大大提高网络犯罪案件的侦查效率。在整个过程中,“信息一体化”是构建整个“非对称侦查”模式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