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业信用的法律完善

商业信用在现代商事活动中的作用随着商事交易的频繁及扩大愈发重要,商业信用的财产利益地位也开始优于其人格利益地位,故从法律上对商业信用进行界定以及对其财产性的探讨有实践意义,最后文章对我国商业信用的法律完善提出建议。     

商事行为概论

商事行为是指依商法所规定的商事主体以营利性营业为目的而从事的行为。商事行为的性质是法律行为,不包括事实行为。中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2条、第3条规定的企业法人从事商事行为的范围,可以看作是对于商事行为范围的规定。在中国,具体的商事行为可以包括:商事合同、证券交易、期货买卖、商事信托、商业票据、商业银行业务、商业保险、商事代理、海商、商业特许经营、招标投标、拍卖、广告。     

论商事主体间的治安纠纷成因及对策

商事主体间的治安纠纷，因商事主体的民事纠纷而引起，多发生在商业主体较为集中的场所和区域。其形成的原因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根本原因：市场经济的竞争性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催化剂；相邻权纠纷是商事主体治安纠纷的导火索。商事主体间治安纠纷。直接危害商事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甚至诱发“命案”；易滋生欺行霸市类案件。扰乱当地市场秩序。建议健全“商区”誓务制度建设、完善巡逻勤务制度建设、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等措施预防和减少商事主体间的治安间纠纷。     

《民法总则》包容商事关系模式研究

民商两法的关系处置问题,是民法典编纂过程中绕不过去的疑题。从历史、立法、司法及比较法等层面考察可知,制定《民法总则》应充分体现对商事关系的包容性,以实现商事关系集约化调整之目标。《民法总则》包容商事关系存在独立成编、独立成章、独立成条和完全融合四种备选模式。从编纂时机与法律成本上考量,独立成章是《民法总则》包容商事关系最现实、可行(非最优)的模式选择。该模式下,《民法总则》包容商事关系应符合"简、通、补、适"四性要求。未来《民法总则》调整商事关系一章,应包括一般规定、商主体、商行为、商事代理、商事登记、商业账簿、商号七方面内容。     

商业贿赂犯罪概念新探

刑法语境中的商业贿赂概念可以借鉴经济法层面的商业贿赂，但绝不能受国家工商管理总局《暂行规定》中对商业贿赂概念界定的影响，应该将一切能够揭示商业贿赂本质且大量客观存在的商业贿赂现象都包括进去。本文立足于当前治理商业贿赂犯罪的现实需要，以现行的《刑法》规定及司法解释为依据，认为商业贿赂犯罪是指在商业活动中，商事活动参与者为谋取商业利益而给予他人财物，或者与商业活动紧密相关的人利用商事管理职权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为促成商事活动双方的行贿、受贿而居间介绍，依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

商事合同以追求效益为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兼具一定的公法属性，体现商事交易的习惯和规则，商主体在行使商事合同解除权时呈现出与民事合同的差异。《合同法》分则中关于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在商事合同中应当限制适用；当商主体一方为非商人时，需要限制商主体行使合同解除权，对非商人一方的权利予以特殊保护；商事合同解除权行使期间一般采用较短的时效规则。研究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法律适用规则，对于规范司法实践，完善我国商事立法及《民法典》的编撰有着积极意义。     

信息化时代网络诽谤犯罪疑难问题探究

网络诽谤行为日趋频繁,相较于传统诽谤行为具有传播快、影响广等鲜明特点。但刑罚介入网络诽谤新领域不能摈弃其谦抑性格,要衡平言论自由与法益保护。从网络诽谤的行为范围、主体范围以及"情节严重"三方面严格区分网络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界限。     

网络诽谤行为的刑事司法认定

网络诽谤行为与传统诽谤行为既有一致性又有新特性,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认定应当谨慎对待。诽谤罪是《刑法》上少数几个亲告罪之一,厘清诽谤行为的罪与非罪、诽谤罪的自诉与公诉的界限,有利于进一步对网络诽谤行为准确的定罪量刑,从而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维护网络社会的和谐。     

董事自己代表和双方代表与公司交易行为之禁止探讨

董事自己代表和双方代表与公司交易行为之禁止是董事遵循忠实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其采取“绝对禁止主义”已不适应现代商事经济发展的需要 ,宜采取“原则禁止 ,同意例外”的规定模式。我国《公司法》对此存在缺漏和缺失 ,应在交易信息披露、同意权主体、股东诉讼权等方面予以完善。     

《商事通则》的立法体系与基本原则

制定<商事通则>要考虑立法资源的节约与立法技术上的可行性.<商事通则>应致力于协调民商法的关系,确立商事一般规则,要规范商主体的一般规定、商人名称与营业转让、商业雇员、商事登记、商事账簿、商人团体、商事代理.<商事通则>中不宜规定不具有一般性的内容,如商事责任、商事行为、商事短期诉讼时效等.要反对以社会责任观念限制商主体的营利性,营利性原则是<商事通则>的基本原则,而保护交易安全、保障交易效率和商主体法定是营利性原则派生的规则.     

民法典编纂对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影响

在民法之外，重新构建一个仅适用于刑法中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判断标准，既无必要也不现实。财产犯罪法益保护扩张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入罪，不论是“利益的法益化”还是“管理的占有化”，都是以保护法益之名行扩张犯罪圈之实。犯罪圈的不当扩张，不仅会有损整体法秩序，还会弱化乃至消解法益甄别法与不法的机能。部门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在任何法律体系下都是无可避免的，民法典编纂为解决“刑民倒挂”问题以及增加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在刑民之间的衔接度提供了重要契机。为此，应重新梳理刑民之间围绕财产、占有、管理等方面的争议问题，将民法所确定的财产法益内容作为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基本依据，并允许刑法根据财产犯罪的特点对法益保护范围作出适当调整。这样做的目的不是通过民法给刑法套上枷锁，而是在遵循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基础上达成应有的刑民共识。     

环境民事诉讼研究

环境民事诉讼分为私益诉讼和公益诉讼.环境民事私益诉讼主要由侵权责任法调整,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由民事诉讼法调整.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环境污染案件和物权法第90条规定的不可量物侵害属于环境民事私益诉讼;环境公害案件和自然环境破坏案件（生态环境案件）属于环境公益诉讼的范畴.为正确处理环境类民事案件,必须准确把握侵权责任法第65条与物权法第90条的关系以及侵权责任法第68条规定的债务性质,完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     

关于我国民法典制定中的体例问题

我国民法典制定的体例应体现21世纪人类社会开放性特点,体现我国民法所调整的两大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建议分五篇,分别是总则篇、人身权篇、财产权篇、侵权责任篇、涉外民事关系及法律适用篇。     

关于制定中国民法典的几点思考

民法的基本理念是意志自由 ,它应体现在民法内容中而非民法典体例上 ;民法典的体例设计应充分考虑到本土法律传统和法律内在的逻辑性 ;我国民法典的体例应为总则、人身关系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法五部分按序排列构成 ;人格权不应单独成编 ,而应与亲属法组成人身关系法 ;侵权行为法不应从债法中分离。     

对我国“失物归还”制度的若干思考

我国民法对于遗失物采取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同时行政法对失物招领公司不认可,加之行政机关日常监管的缺位,导致我国＂失物归还＂领域的法律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建议通过制定行政法规、规章的方式,健全＂失物归还＂法律体系,使之与民法、行政法相衔接,更好地指导警务实践。     

知识产权与物权关系之辩思

知识产权作为民事权利是和物权、债权相并列的一大权利类型。知识产权法与物权法都是民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关于财产权的内容,但两者"和而不同"。知识产权与物权在权利客体、权利保护期限、权利支配力、权利属性和效力范围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精神产品应由知识产权法规范而不由物权法规范。     

不动产登记案件中民行交叉问题的处理

不动产登记同时涉及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由其引发的纠纷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呈现民事争议与行政争议交织的状态。基于物权法的“区分原则”,不动产登记行为并不会对物权变动的原因行为产生公定力,不动产物权变动根本上取决于民事主体间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对于不动产权属有争议的,应直接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解决。在极少数情况下,登记行为对民事权益的实现产生影响,应先通过行政诉讼解决不动产登记的效力问题。同时在处理不动产登记行政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其产生的民事法律效果。     

虚拟财产的属性和法律规制

虚拟财产具有财产属性，可以纳入民法学上的物权范畴，对虚拟财产可以通过我国的民法、刑法以及制定专门的网络游戏基本法予以保护。     

论网络游戏中装备的民法属性

网络游戏中装备的民法属性问题,理论界争议颇大。本文运用民法基本理论对网络游戏中的装备进行了分析,认为网络游戏中的装备属于民法中的财产,也属于民法中物的范畴,能够成为物权的客体,能够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适用民法中财产法的基本规则。     

如何认识经济法与相关法律的关系

部分法的划分具有相对性。对经济法与民法、商法、行政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不能绝对化。其间的联系与区别按照民法、商法、经济法、行政法的排列顺序,从民法到行政法,私法属性不断减弱,公法属性不断增长。其中,以社会法为纽带,私法属性与公法属性的消长变化,说明法律对于社会关系的调整,分别有自身的任务和功能,并呈现出相继联结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