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探讨

自新刑诉法颁布以来,律师以辩护人身份参与到刑事诉讼中,从原刑诉法的审查起诉阶段提前到了侦查阶段。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的变化必然导致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利的变化。然而在诸多辩护权利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以及大小一度成为了探讨热点。调查取证权是律师刑事辩护权利一项重要内容,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的有无,直接影响辩护律师所发挥的辩护作用,也影响着控辩双方证据实力的强弱。     

浅议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

调查取证权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律师调查取证难的困境。文章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法理基础以及赋予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现实必要性出发,明确了在现行刑诉法下侦查阶段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能够更好地行使律师辩护权,履行辩护职责,从而最大程度维护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新刑诉法视野下律师调查取证的风险防控简

刑事辩护工作具有很大的职业风险性,这既有立法上的原因,又有司法体制上的因素。调查取证权成为律师头上的一把利剑,直接导致愿意做刑事辩护工作的律师不断减少,这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是极为不利的。2012年新《刑诉法》对律师辩护制度作了很多改进。律师在侦查阶段第一次以“辩护人”的身份出现,意味着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始于侦查阶段;同时,也必须认识到侦查阶段的律师调查取证权是有很大限制,律师的职业风险是否有所改观还须进一步观察。最后,结合新《刑诉法》的施行,就如何做好律师调查取证工作、有效避免律师职业风险提出了对策措施。     

辩护权视角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以刑事辩护律师的视角来看,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在辩护制度方面,应从辩护权的一般规定、辩护人的职责、侦查阶段律师的地位、律师会见、阅卷、调查取证、强制措施中的辩护、非法证据排除中的辩护、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辩护律师的豁免权、辩护律师的请求权、指定辩护、死刑复核程序中的辩护、辩护权的救济等方面予以修改、充实和完善。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

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是指律师在刑事诉讼中有权向有关单位、个人进行调查，收集有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证据。根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权，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虽有调查取证权，但却受到种种限制，立法的这一缺憾，严重影响了律师刑事辩护职责的有效行使，危及律师刑事辩护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本文基于现行立法的规定，结合具体实践，针对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调查取证权进行探讨，略表拙见。 一 应当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独立的调查取证权和证据保全申请权 依据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若干实务问题的再完善

新辩护制度赋予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行使、辩护律师的会见权、通信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利与证据展示义务等几个方面对辩护权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完善。通过几年的司法实践,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实务问题,对这些问题应作分析探讨并再予完善。     

对新辩护制度与公安刑事执法若干问题的探讨

新刑事诉讼法对原辩护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修改,充分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行使,但同时也对公安刑事执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和一定的冲击。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问题、律师会见权问题、律师阅卷权问题、律师调查取证的权利义务问题等对公安刑事执法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公安机关应主动改变办案策略,及时调整办案思路。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完善与重构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均明确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存在着制度上的漏洞与缺陷,导致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作用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在分析问题的基础上,从建立辩护律师豁免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以及完善现有的申请取证权方面进行了论述。     

刑事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宪法分析

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宪法辩护权原则的重要内容,是以平等权为基础的制衡性权利,是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该权利的有效行使,对全面收集证据、保障控辩平衡和实现刑事诉讼目的具有重要意义。现有刑事诉讼法律对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性缺陷及刑法第306条的规定,使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行使面临诸多限制,形成了律师调查取证难及风险过大的难题,不但背离了宪法的相关原则性规定,也导致了刑案辩护率的持续下降。从立法上完善律师刑事辩护调查取证权,有助于宪法辩护权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的有效实施,有益于推进刑事诉讼立法的进一步完善。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问题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以该权利的确立为前提，它关乎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大小、限度及其与侦查权的冲突和平衡问题。因此，简单地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调查取证权并不能解决实务中律师调查取证难的问题。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配置既要立足于有效辩护的需要，又要关照我国相关资源供给不足的现实。在综合考量相关因素之后，本文提出了以申请取证为主、自行取证为辅的权利配置模式，在强化律师取证申请法律效力的同时，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一定的阅卷权，以此弥补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能力之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下的侦辩关系研究

刑事诉讼的历史就是辩护权不断扩大的历史。辩护权发展的核心在于辩护人介入刑事诉讼程度的不断深入以及辩护权的不断完善。公安机关需要正确理解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法律地位及会见通信权、讯问在场权、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主要是帮助犯罪嫌疑人行使辩护权并监督制约侦查机关的活动,维护犯罪嫌疑人的人权。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律师侦查阶段的权利配置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增加了辩护人对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保障的规定，并对侦查阶段律师权利进行了扩充。随着世界范围内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加强侦查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已成为趋势，按照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的国际标准，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刍议

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是切实保证辩护权行使,保障犯罪嫌疑人权益的基本前提。但我国关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程序的立法现状存在一定缺陷及其司法实践存在一定障碍,以致该程序运行严重受阻。因此,有必要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聘请律师的时间、主体、对象、内容和方式完善此程序,并构建法律监督机制、健全法律援助机制、确立律师推荐机制,以促进此程序有序推行。     

走向权利的辩护

辩护本来是一种权利,但在很多情况下似乎成了一种待遇。走向权利的辩护,说明现实的辩护权还未完全、充分地权利化,需要把辩护权提升为每个公民的基本宪法权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人需要获得更充分的被指控犯罪的信息,而辩护权的真正实现更依赖并检验正当程序。没有正当程序就没有辩护权,没有辩护权就不是正当程序。因此,走向权利的辩护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更是一种完善与追求。     

律师会见权40年:变迁、问题和展望

我国律师会见权自1979年初步确立以来,历经40年不断发展完善。当前律师会见权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监察法》下职务犯罪调查期间的律师会见权亟待完善;办案机关随意扩大会见许可范围,影响制约律师会见权;会见权的内容不明确,会见中律师执业风险大;看守所硬件设施不足,律师会见服务滞后;立法上缺乏救济程序和可操作性。为了强化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建议明确规定职务犯罪调查案件的律师辩护权,进一步明确律师会见权的内容,继续改善看守所硬件设施与服务水平,充分发挥检察监督对律师会见权的保障作用,重视阻碍律师行使会见权的制裁性立法。     

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阶段律师会见问题实证研究

2013年1月1日实施的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就有权以辩护人身份介入并会见当事人。从实践情况看,侦查人员普遍担忧律师会见权的落实会使部分甚至全部言词证据变得不稳定,从而导致职务犯罪办案难度的增大。对此,应转变思想,充分认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的意义,通过采取积极措施,强化初查工作和证据固定等方式,切实维护律师的会见权。     

新律师法实施与现代公诉模式之构建

新修订的律师法赋予律师完整的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使控辩双方趋于平等,这即给检察机关公诉工作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检察机关应抓住新律师法带来的机遇,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执业权利,建立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公诉模式。     

新律师法实施后律师刑事取证权的保障问题

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调查取证权在法律上已不是问题,但是律师们基于潜在的职业风险在实践中却不敢使用,这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具有民间调查的性质,不具有强制性,有关单位和个人并无向律师提供证据和作证的义务,因此律师调查取证仍需经过被调查人的配合或同意,否则难以实施;律师的申请取证权如要得到落实,必须赋予律师取证申请以法律效力,明确法院拥有强制取证的权力,给予律师必要的权利救济等;为了强化辩方的取证能力,化解律师职业风险,应当允许律师聘请私人侦探代为刑事调查取证。     

新律师法之下的刑事侦查理念的更新

律师会见权以及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和强化是修订后的律师法中最主要的亮点,它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新要求.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和新要求,要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侦查全局能力,侦查理念的更新转换显然是首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