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平衡: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的保障——以新刑诉法修正案基本原则之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依据

由于诱惑侦查需要采取暗示或诱导等手段,使侦查对象陷入一定的错误认识从而实施犯罪行为,所以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侵害公民的人身权利。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侦查措施,另一方面是侵害公民权利的违法行为,诱惑侦查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要平衡二者之间的冲突必须要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层面的规制,最大程度上减小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确保在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前提下达到打击犯罪的效果。     

风险社会语境下的信息主导侦查与人权保障

中国社会在面临双重风险社会挑战的关键时刻,需要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和实施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信息主导侦查作为警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了侦查部门的整体战斗力。但是信息主导侦查缺乏有效外部监督,易造成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目前需要解决信息采集与人权保障、网上侦查措施与程序法律规制等问题。     

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问题

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到基本法律的立法规制中,技术侦查材料被赋予了证据的合法地位.公诉机关应从证据的合法性、完整性、关联性角度针对技术侦查证据的特殊性加强证据审查,积极探索技术侦查证据的审查规则,对违法取得的技术侦查证据应当严格排除,以保障辩方的合法权益.     

论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保护

整体侦查规则体系对个人信息权益的保护局限,以及具体制度中技术侦查措施规范对大数据侦查的规制失灵,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以大数据侦查为突出代表的侦查行为干预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客观风险。对此,应当建构起刑事侦查中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和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个人信息权利体系包括侦查对象的个人信息权利以及侦查机关的个人信息保护义务。大数据侦查规制体系对大数据侦查行为和个人信息主体实行层级化程序控制和区分保护,并以比例原则严格约束大数据侦查行为的使用。此外,还应当建立监管制度与权利救济制度来确保刑事侦查中的个人信息安全。     

技术侦查程序规制的理念与完善

在刑事诉讼法解决了技术侦查的基本法律授权问题之后,如何对技术侦查进行细致而严密的程序规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为此,侦查机关出台了相关规定,对技术侦查的适用范围、审批程序、期限等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从目前司法实践情况看,技术侦查的实施日趋严格与规范,以往常见的随意扩大技术侦查适用范围、随意增加控制对象等现象得到了有效遏制。然而现有的规定并非完美,技术侦查要在法治化的道路上继续前行,应当以保障人权与控制犯罪的动态平衡为总体理念,对技术侦查程序规制继续加以完善。     

侦查启动原理分析——兼谈立案程序的取消

侦查启动事关侦查功能的发挥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中国侦查启动是仿照原苏联的模式设置,不符合侦查规律,导致了实践中立案程序形同虚设,有案不立,不破不立,滥用侦查权,随意启动侦查等问题,特别是导致检察机关侦查启动困难,只能靠初查破案,影响了侦查职能的发挥.建议取消立案程序,使侦查启动简单易行,同时对强制侦查行为加强监督,增加违法启动侦查救济制度.     

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其出现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卧底侦查及其法律规制

卧底侦查在侦破有组织犯罪及无受害人犯罪方面效果显著。如不对其加强法律规制 ,则可能出现破坏法制、侵犯人权的后果。我国在卧底侦查立法方面 ,应确立卧底侦查的合法化原则 ,建立对卧底侦查的监督约束机制 ,加强对卧底侦查人员的安全保障。     

论侦查措施的改革与创新

为了有效打击"新型犯罪",继承和发展刑事侦查工作措施,切实提高侦查效益,有必要实行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相结合的侦查破案模式。为此,要确立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相结合破案的侦查理念,注重对信息化侦查措施与传统侦查措施深入学习,加大对基层信息化建设的投入,加强对刑事侦查人员实务操作的培训,积极改善信息化条件下刑侦基础工作。     

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

侦查机关的侦查权力如果不受有效监督,很可能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应对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加强监督,扩大犯罪嫌疑人和律师的诉讼权利,加大社会公众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以有效制约侦查活动,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实现实体真实和程序公正的双重目标。     

论侦查权与公民权利的关系

侦查权具有发现事实和追究犯罪的功能，既能够保护公民权利，也是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害。公民权利具有限制侦查手段的作用。为保护公民权利，侦查权应当坚持其符合法律性、中立性和科学性。     

论侦查不作为的构成与防治

侦查不作为与我国现行诉讼程序结构有直接的关系:"侦查中心主义"和封闭式诉讼程序结构致使侦查机关权力过大,缺乏外部的监督和制约。立法及诉讼理论对侦查权的性质定位不明是导致或诱发侦查不作为的深层原因。矫治侦查不作为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和检察监督手段,但这些手段都存在各自的局限。应当在确立多种防治方案以应纷繁复杂实践之需的同时,重点发挥检察机关的作用,将侦查行为规制纳入警检关系调整框架下,通过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参与引导,同步监督和制约侦查活动。     

论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律规制

我国侦查机关将技术侦查措施作为一种重要且特殊的侦查手段,以更有效地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在现代侦查实践活动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首次将技术侦查纳入法治的轨道,无疑是我国刑事法治历程中的进步之举。然而,新法及其司法解释对于技术侦查措施并没有完善的法律规制,不仅不利于其在实践中受到应有的司法控制,也背离了技术侦查措施设立的初衷。     

我国侦查机关女性主体研究

在男性为主导的侦查机关,常常呈现"男主外女主内"的情形,女性侦查员在打击犯罪、侦查组织的团队建设上和侦查法治化进程中的性别优势往往被忽略。我们可以通过在侦查机关内部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加强对女性侦查员的研究,优化岗位配置,建立男女侦查员之间公平竞争互补协作的关系,强化女性侦查员自身素质管理,推进女性侦查员在侦查机关内的侦查效率有效释放等途径改变侦查机关的现状,使男女侦查人员的优势得到互补,提高侦查效率,使侦查资源最大化。     

司法权合理运行视域下秘密侦查法治化研究——基于2012年新刑诉法的分析

秘密侦查是国家法定专门机关运用侦查权查缉犯罪的一种特殊的侦查方式,具有稳、准、狠的特点。然而,秘密侦查措施的采用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公民隐私权、自由权的侵犯。基于人权保障和权力规制的价值理念,秘密侦查应该法治化。以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为背景,从司法权合理运行的视角反思我国目前立法上的成就与不足,分析其法治化的实现路径。     

试论对监听措施的法律建构

监听措施是世界各国为应付犯罪形势的变化而发展起来的一种高技术化、高隐密性的强制侦查措施,该措施对于侦查机关打击和惩罚犯罪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我国刑事诉讼法也应对此进行必要的规制,以确保在惩治犯罪的同时兼顾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基于《人民警察法》修订的视角

加强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既为法治实践所需要,也具有深刻的法理依据,它蕴含着依法行政、制约权力、保障人权等价值。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向前推进,对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法律规制日益完善,同体规制和异体规制相结合,实质性规制和程序性规制相勾连,道德规制与法律规制相统一。为了更好地发挥刑事警察侦查权在遏制犯罪、保障人权方面的功能,应该以修改完善《人民警察法》为契机,严格规范刑事警察侦查权的行使,加强对刑事警察侦查权行使的监督,健全刑事案件中的公民权利保障机制。     

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初探

近年来,全国检察机关把加强侦查信息化工作作为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基础建设的重点,努力探索信息引导侦查的新型工作模式.本文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指出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方面存在的不足,并对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侦查信息化建设提出了建议.     

我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反思与规制

诱惑侦查作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的侦查手段尚缺乏法律的规制,将其纳入法制轨道对于我国侦查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从美国和日本两国诱惑侦查相关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可以看出,现代法治国家在努力寻求打击犯罪时侦查权的扩张与保障人权时侦查权的规制之间的平衡。基于从价值、操作层面对诱惑侦查的评价,应以规制诱惑侦查中特殊侦查手段与秘密力量的使用为着眼点,确立我国诱惑侦查事前、事中与事后的相关规制制度。     

新形势下侦查效能的提升途径——以警务实战化建设为视角

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复杂多变,犯罪活动日益呈现出动态化、智能化、组织化、职业化的特点,侦查机关在应对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信息化程度不高、、实战能力不足、机制不健全等。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背景下,侦查机关需要树立"一切面向实战、一切为了实战"的思维,在侦查理念、侦查业务、侦查工作机制等方面破解难题,不断提高侦查工作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