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实践和理论误区

目前,我国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在立法、司法方面成就与不足并存,在行政方面法治化程度最低。加快中央与地方行政关系的法治化是解决当前我国诸多重大问题的客观需要,是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问题在实质上就是国家结构形式的完善问题,在推进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过程中,应当注意走出国家结构形式的几个理论误区:我国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联邦制奉行的是"双重主权"原则;单一制与联邦制相比,中央更具权威;完善国家结构形式,我们必须坚持单一制。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新论——基于警察事务立法之考察

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的合理配置对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之间在法规范层面缺乏权限配置规则,存在"权限同构"的现象,影响了立法功能的有效发挥与法律规范的实践成效。由此,以警察事务立法为例,就中央和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原则与标准进行探讨,并就完善中央与地方立法权限配置的模式和路径提出初步设想。     

权力制约：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

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核心问题是通过中央与地方的有限分权实现对中央和地方权力的有效制约。基于权力制约目标设计中央与地方关系是现代法治的基本要求。集权模式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只是国家整体意义上权力内部的纵向职能分工,不具有权力纵向制衡意义的分权功能。建立有限政府、实行单一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分权,既是控权模式下中央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治化的制度基础。     

联邦德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赴德国考察访问报告

联邦德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赴德国考察访问报告方立德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严格他说，是联邦与州、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联邦国家由各州联合组成，具有统一国家的一切属性，但各州保留了制定宪法、选举议会、组织政府、设立法院等高度自治权，因而不是典型的中央和地方...     

公安工作中央事权与地方事权的关系及实现方式

正强化公安机关执法的规范化,是公安机关参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第一要务,也是界分公安机关中央事权和地方事权的关键所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内在地要求公安工作中央事权的规范化与地方事权的法治化。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公安工作除中央事权之外,是否存在地方事权?换言之,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是否具有合理、合法存在的依据?公安工作以中央事权为主体,并不排斥公安工作的地方事权。恰当的     

浅论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

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 ,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 ,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宪政视域中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宪政建设要求实现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这是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必然要求与目标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中央必要集权与地方适度分权、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科学化、法制化和民主化,其基本途径是转变观念、科学划分职责权限、完善监督机制、实现法制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区域立法与中央和地方立法关系的完善

我国区域立法应定位为介于中央与地方立法之间的又主要依托于地方立法的、涵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特殊立法形式。区域立法主要由主体、权限、程序和协调机制四个基本要素构成。以区域立法为视角观察，当前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存在许多问题，如中央立法过于集权却未形成足够的权威、地方立法权配置失衡以及中央与地方立法权运作缺乏完善的协调机制。区域立法对于调谐我国中央与地方立法关系有着特殊而重要的意义。     

美国联邦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联邦制是美国的基本国家制度,核心是联邦和州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在一个国家内部法律上的相互基本独立,互不隶属,但联邦的法律高于州及地方法律,尽管联邦政府地位不高于州和地方.两百多年来,这一基本国家制度没有改变,但联邦制度内联邦与地方的关系则随着国家经济、政治、科技、社会、文化、观念一直在调整和演变.联邦制度的核心是联邦与州的法律关系,同时也包含组成联邦之间的州与州的关系,州与地方的关系,联邦、州及地方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美国联邦制度的建立和维护基于美国宪法的规定,同时最高法院的相关判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可以说,美国联邦制的建立和保持,既是宪法“写”出来的,也是最高法院“判”出来的.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及政府间关系分析模式概述

财政联邦主义理论体系根植于西方国家长期的民主政治和地方自治实践及经验总结,政府间关系分析模式业已突破传统单纯关注中央——地方二元结构的思维局限,逐渐发展成为多元主体相互影响下的网络体系,同时融入其他学科的理论假设进入分析框架。     

适应与完善:WTO后的中国行政法治

加入WTO,中国的有关立法和行政管理将受到WTO法则的约束,国内的立法和执法必须与WTO法律规则保持一致,这要求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必须与WTO法律规则相适应。对WTO法律规则的适应过程,不能认为仅仅是在经济层面上产生影响和发挥作用,从长远的观点看,它必将对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从而更深刻地影响我国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诸多领域,并对我国政府权力行使规则的转变、政府的角色转化和定位起到推动性的作用,对行政法制文明的进步发挥促进性的功效。     

普通法的早期治理

英格兰普通法的形成不是任何单一权力意志的安排,而是多元选择的产物。郡法院最初可以被当作国王用以平衡地方权势的制度装置。缺少有效的地方代理人制度,国王不得不依赖于一支巡游的司法大军来实现王国的治理,普通法的司法治理模式由此形成。作为一项司法设置,陪审制度不仅为中央司法权威的扩张提供了公信力的保障,而且也是后者得以稳健运行的制度平台。随着越来越多的社会主体通过组成陪审团参与到法律事务之中,不经意间,普通法的大厦便被如此牢固地坐落在了民间普遍认同的基石之上。     

制定《劳动合同法》意义重大

《劳动合同法》的制定颁布具有重大意义。本法坚持了向职工倾斜的立法原则,既侧重的保护职工权益,又适当兼顾用人单位利益,实现了劳动关系当事人的合作双赢,有助于解决劳动领域的突出问题,实现劳动关系的法治化。本法的制定促进了国际工会的合作与交流,将保护工人合法权益纳入了国际视野。     

法治一体建设地方试验型模式研究

我国法治建设实践样本观察显示,一种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辨证统一的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已初步生成。地方试验、中央认可、稳步推广和法治固化是其运作的基本逻辑,分别构成了这一模式的基础、关键、重心和归宿。只有从法律规范层面健全正向激励和反向豁免机制,才能激活地方创新试验动能,助推法治一体建设快速生长。科学的法治建设试验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有助于地方创新试验获得中央认可进而形成固化的法律制度,助推法治一体建设良性生长。对中国特色地方试验型法治一体建设模式内在机理的法理阐释和实践观照,能够进一步证成我国法治建设的自主型进路。     

略论司法权的限制

我国的法治传统积弱,公民的法律意识淡漠,大力推进法治,树立司法权威是当前十分迫切的需要。与此同时,充分认识司法权的有限性,防止因司法权的滥用而走向事物的反面同样也是确立司法权威,维护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本文即从法官权力的程序限制和其权力行使方式限制的角度出发,折射司法权的有限性,从而对我国司法权的定位进行一番梳理和自省。     

行政权特征与规范

行政法治的途径之一是加强对行政权的限制,但行政权行使的诸多方面却是与法治无关的,或者是法治所无法彻底解决的,这一点可以从行政权的固有特征中揭示出来。因此,行政法治所涉及的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上简单的限制,而是应努力寻找到行政法治的真实对象和可行途径。     

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变革与展望

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重构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国家制度建设工程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建国60年来,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的调整和改革,基本上延续了传统中国的治理逻辑和治理术,即以属地管辖和行政内部发包制为特征、由职权同构和行政分权构成的多层级的地方政府结构为基本治理结构。为适应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现实要求,中国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必须根据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和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制度设计,对既有的地方治理结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民主化和地方自治促进和改善地方治理,使地方行政区划和府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产权、财税权和人事权等制度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中日经济立法与理论研究之比较

中日两国都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法最为繁盛的国家。两国的经济都经历三个非常相似的阶段,两国的经济法立法相应地分为三个阶段。纵观中日两国经济法立法史,中、日两国都十分重视经济法立法,强调政府对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立法赋予了政府较多市场规制权限,“强政府”形象凸显于市场。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国的经济法学研究在短短的二十年之内经历了模仿、引进阶段,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成熟的经济法理论体系,流派纷呈。在日本,经济法学界的分歧较小,普遍认为反垄断法是经济法的核心和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