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注六经”与“援西入儒”——康有为《论语注》思想辨析

论语注》是康有为在维新变法失败后避难印度大吉岭时所撰。该书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继承晚清以降的“今文经学”传统，用“我注六经”的方式，以“公羊三世”说为依据，与《礼运》“小康大同说”相配套，阐述其在不同社会阶段实行不同政治管理模式的变革思想；第二，用“援西入儒”的方式，引入西方价值观念重新诠释儒家传统概念与价值取向，利用西方理念和制度化整合出一种具有鲜明近代中国文化形态特征的新儒学，意图为其变法创造合法的理论基础。     

近代中国现代化启动的文化困境与历史选择

在西方长达五百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古典文化传统并没有中断或丢弃;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入侵,东方国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东方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大多也没有中断和丢弃。历史表明,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中体西用"正是接纳西方文化的同时又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佳方式,它达到了时代的理论高峰,不仅是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必要途径和过渡环节,也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走向西方化的指导思想和精神旗帜。     

中国百年法制建设中的文化保守思想评析

中国百年来的法律建设活动,肇始于清末修律。晚清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认同援引西法、变革中法的同时,始终固守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底线,希望以此来维系传统社会的政治秩序,采取审慎渐进的变革模式,并强调保持法律的民族性,体现了文化主体意识的自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并没有提供走向现代化的前期思想资源,使得晚清文化保守主义者在清末修律活动中立足国情、守护传统的同时,也很难给中国法律的近代化行程指明方向。     

20世纪初中国“国民精神”的批判与改造——兼析林语堂的“国民性”

改造“国民性”是晚清时期各种西方文明碰撞下所产生的最大思想命题，它从产生伊始就始终没有脱离开文化比较的视阂。西学背景浓厚的林语堂，早年追随五四先行者的足迹，看取西方价值观而致力于批判“国民性”以革新中国社会。三十年代以后，林语堂开始面对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明，从中西文化的融合互补中找到了建构新的“国民性”的理想途径。而面向世界的中国文化书写，又使他的表述陷入了“自我”的尴尬与困境。     

晚清军工战略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人文思潮

晚清军工战略所启动的不仅是近代中国的军事变革，也不单是经济、政治变革，更是一种文化、观念上的深层次演进。在军工战略的指导下，通过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促使近代中国人才的现代转型，改变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风气面貌，并为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奠定了人才基础与智力支持。在晚清军工战略的推动下，各种资本主义现代思潮的兴起则更新了近代中国的人文知识结构，丰富了现代人文思想内涵，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形态意识的转型。     

晚清军事变革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农业宗法社会被迫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在这场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晚清军事变革起了决定性的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揭开了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序幕;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促进了西方近代思想的传播;军人地位的提高使“兵”阶层与传统四民社会实现了有机契合;军队私家化趋势削弱了清中央政权的社会整合能力;军人的政治逸轨促成了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终结。     

现代政治伦理的历史使命

中国社会在由传统政治社会向现代政治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在其文化心理及行为规则层面必然要求政治伦理的现代化,现代政治伦理的产生与建构是政治转型的深层变革,这种深层变革又必然推动中国政治的现代化。　　一、伦理政治、政治伦理、现代政治伦理伦理政治是与法理政治相对应的概念。它们所描述的是两种典型的政治形态。比较文化研究表明,伦理政治是中国政治的典型模式,它以“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的双向同构为特征,即把伦理道德与政治法律相结合而构建的政治理论体系和政治统治模式。法理政治则是通常所说欧美国家的西方政治的典型政治…     

晚清“条约口岸知识分子”的文化困境

"条约口岸知识分子"是指鸦片战争以后活动于各主要通商口岸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晚清内忧外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最先觉醒的一批中国文人。在西方思想和中国文化的激烈碰撞中,由于受到"夷夏之辨"等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他们既传播西方科学却又排斥西方思想,固守传统文化却又面临进退失据的文化困境。条约口岸知识分子中的代表人物在身份、信仰与文化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困境,揭示了近代中国曲折的历史进程在知识分子思想转型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在科学民主与儒家人生之间——梁漱溟的东西文化理论

梁漱溟是五四时期一位特立独行的启蒙思想家,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中国启蒙运动的传世之作,其富有原创性的中西印文化比较理论,集晚清以降启蒙运动中西文化论之大成。梁漱溟的比较文化理论,表征着五四启蒙运动之一种辩证的批判思维。一方面,他以现代性批判传统,肯认第一路向西方现代化的成功及其科学、民主和工业化等现代文明成果,承认中国在第一路向上现代化的失败,批判古典中国的专制主义、家族主义、三纲礼教,并坚持中国必须进行第一路向现代化的补课;另一方面,他又以传统批判现代性,以孔子"仁"的人生哲学会通柏格森、倭铿等的西方现代生命哲学,批判西方现代性之工具理性膨胀、生命偏枯、精神空虚、天人对立的深刻困境,并预言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以孔子人生哲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之复兴。这种中国与西方、现代与传统双向批判的辩证批判思维,具有中国启蒙运动集大成之理论气象,并表征着一种现代中国的新启蒙思想。     

迎拒与选择：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与反响——兼论当下通俗历史读物的撰写

史学属于历史范畴，是社会存在的折射和反映，是人类思维之具体的凝固。史学在晚清士人、学者心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使其成为西方改变中国人观念的选择对象。西方史著在华译介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与回应，对中国的政治变革、思想转变以及史学转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晚清西方史著在华译介和反响充分证实了历史、史学和社会发展的密切关系。通过对西方史著在华译介的原因、内容以及反响等诸要素的分析，能够为当代通俗历史读物的编撰提供借鉴。     

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性、合理性与正当性

中国不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更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而必须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具有的契合性是中国人民能够创造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中国式现代化实质内涵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的创造;它在充分吸取西方现代化的有益内容的同时努力纠正其理论错误并吸取其实践教训;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无论从目的还是从手段看，无论是从动机还是从效果看，中国式现代化都是有利于全体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其实质在于人民性。它是以人民至上为根本价值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以人民幸福为终极追求的现代化。因此，它是至善，也是大善，无疑具有道义正当性。     

走向共和——从合法性视角看中国近代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

对于近代中国政体激进变革的原因，过去人们往往采取类似西方早期汉学界的“冲击-反应”模式加以解释，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将其主要原因归于孙中山等革命派，认为是他们的思想过于激进所致。本文从合法性分析的视角出发，把近代中国政体变革理解为传统政治合法性走向危机、倾覆并向现代政治合法性转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来自外部的“冲击”固然是强大的变革契机和“第一推动力”，但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内部的潜在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同时，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制度变革中，维新派的康有为和革命派的孙中山等人实际上都是释放传统政治合法性危机、实现政体现代化的共谋者。因此，帝制合法性的消亡与民主共和制的确立乃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观念史背景下的晚清西方形象研究

晚清西方叙事中的西方形象是在近代中国向西方逐步开放的过程中出现的；西方形象承载着中国想象中的中西关系与世界秩序，见证了中国人西方知识的进步和西方观的变迁过程。对它的研究不仅将导向对晚清中国文化的认识，对于理解晚清以后的文化潮流、甚至对理解我们目前的文化处境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新论

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常谈不厌的话题,一是二者的关系既复杂又有重大价值,只有处理好了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至于迷失方向,有序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二是对二者关系的研究还缺乏全面性、深刻性,甚至误解。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宝贵资源;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前提条件;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根本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国化的有力基石;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中国化的强力保证。只有实现了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风向标和引领者。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保护传统文化;必须实事求是地对传统文化去粗取精;必须把人的建设放在文化建设的首位;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占领意识形态领域主阵地。     

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形态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形态相结合的历史演进过程,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向现代转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与组成部分。在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关系问题上存在着许多争论,但它们均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是辩证互动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推动与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过程,呈现出了三个历史时期,这就是首先通过变革与本质上否定传统文化而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时期,其次是通过恢复与初步重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关系的传统文化现代化时期,第三是目前正在进行着的重新整合传统文化与全球化时代现代化关系以确立完整的中国民族现代文化传统时期。     

从“文化常数”看中西艺术的交流与变革

从“文化常数”看中西艺术的交流与变革樊华中西文化背景迥异，艺术创作的发展线路也各不相同。相对而言，西方传统偏重于再现中的表现，而中国古典艺术则在表现、再现的背后，注入了更多的灵的发现和人的情致。到了今天，中西双方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西方自现代主义以降，...     

从“文明蒙尘”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旨归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蹂躏使中华文明"蒙尘"。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探索过程中,以"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对待传统中华文明的内核——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曾遭遇整体性危机的传统中华文明换羽新生。近代以来,中国人从器物、制度、文化等维度向西方学习,均遭遇失败。中华文明新生的过程,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和旗帜,实现自我革命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把握全球化的历史趋势,大胆吸收和借鉴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一切文明中的积极成果,坚持文明互鉴,充分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对人类其他文明的开放与包容,也宣告了西方文明关于"现代化=西化"神话的破灭。从"走俄国人的路"到"以苏为鉴"再到"走自己的道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在探索过程中实现了对传统社会主义文明的超越,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在扬弃和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改造，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关键性环节。运用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这一过程，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双向选择和相互融合，必须深刻认识这一进程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持久性。相比较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经济、政治形态的巨大变革，这一过程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更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历史意义。     

司法独立与制度建构：从传统到现代——基于日中近代司法独立的历史分析

司法独立是西方资产阶级为了反抗封建贵族、夺取政权而提出的制度设计,不仅对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律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也深刻影响和改变了十九世纪中叶被迫走向现代化的日中两国。在近代司法制度构建的过程中,影响司法权独立的因素很多,但从根本上来说,是司法权从行政权脱离和分立的过程,是权力的重新配置。通过对日中两国近代司法独立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到在从传统到现代的司法制度变迁中,中国清末法制变革中＂建构型＂的演进过程与＂压制型＂的法律精神是晚清司法独立制度未能建立的关键所在。     

文化创新与20世纪前半叶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

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是在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和文化变革中提出的课题。现代性成长、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和传统理想向现代的转变构成了其文化前提。中国共产党人根据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在与自由主义和新传统主义共生中,把握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消除教条主义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影响,探索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开拓出了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