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的生态危机批判及其启示

生态危机反映出资本反生态的本质,使人类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瓶颈。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对该制度不论做出怎样调整皆无济于事。只有摒弃资本逻辑、废除异化劳动和自然异化、超越城乡对立关系、实现生产者的联合、根本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福斯特研究马克思的新陈代谢理论,对我们具有重大的启示:坚持以人为本原则高于资本和市场原则;坚持人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的人道主义的统一。     

马克思恩格斯制度批判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恩格斯用大量的理论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得出生态危机的根源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提出了合理解决的途径——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用马克思恩格斯在生态问题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来看当今生态危机,对我国认识生态问题,积极应对生态危机以及建设生态文明都有重要的意义。     

生态马克思主义与人的存在

本文拟借鉴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探讨这生态危机一命题,分析危机的根源,寻求可能的出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从本质而言,生态危机不仅仅仅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异化更是人与人（社会）的关系的异化; 而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则是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根源。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使人与自然重新恢复到和谐状态,就要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的生产方式和异化劳动,注重可持续化生产,倡导绿色消费,建设生态文明。     

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评析

福斯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符合时代特征的生态范式重新解读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生态学之间的有机联系;借助"马克思的物质变换断裂"理论所完成的对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以及通过揭示当代资本主义化解生态危机的经济学路径和技术路径的虚伪性和不可能性,指出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强调消解生态危机的出路与社会主义前景密不可分,希冀引导生态运动等新社会运动转向社会主义变革道路,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双重解放。在找寻社会变革的现实力量方面,福斯特的理论都还处在探索阶段,有待进一步地深化与完善。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观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灾难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并将生态危机的实质归结为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异化消费以及生态殖民扩张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生态马克思主义开拓了批判资本主义的新视野，但也因强调资本主义危机的生态性质和生产的分散化而带有一定的生态决定论倾向和乌托邦色彩。     

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高兹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迅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存于世的历史时代，随着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生态危机在世界范围扩展开来。在高兹看来，由于技术、市场等被资本家操控而失去理性发展，成为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资本操控下的经济理性的过度使用，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宿敌，只有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遏制生态危机的逆袭。高兹的思想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确立的生态文明战略，再一次印证了社会主义舟资本逻辑的超越。     

总体性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之思

伴随全球性生态问题的日益凸显,生态文明逐渐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理论焦点。本文基于卢卡奇的总体性理论,通过对生态伦理学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反思,着重阐明如下三点:第一,生态文明不仅仅指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而且包括人与人以及身体与心灵之间的内在和谐,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与心灵生态共同构成了生态文明的三维内涵;第二,生态危机也不仅仅是人类中心主义惹的祸,其深层根源在于科学技术的非理性运用、异化消费的价值观、反生态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及资本的内在全球扩张逻辑;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绝不仅仅是一个绿色乌托邦,而是有其坚实的理论与现实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充分挖掘中西方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情出发投身生态实践,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基础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路!     

“两个必然”的另一种论证——评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危机理论

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于"两个必然",存在着从生态危机理论出发的"另一种论证"。他们只是看到马克思有关资本与生态相对立的分析,无视马克思有关资本功能的其他论述,从而不能全面认识资本与生态的相互关系。不应当仅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社会化角度,还应当从生产条件的社会化角度说明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这并不是另辟新的研究路径。     

生态危机的制度原因——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主张

生态社会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同时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模式所代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进行了冷静的思考,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应该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首创，是浙江省奋力打造“重要窗口”的必由之路。在实现绿色主导、生态优先、环境美丽、资源高效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进程中，浙江省始终“以更高的标准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以更大的范围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以更强的力度推进资源高效利用、以更广的视野推进美丽城乡建设、以更大的力度推进生态科技创新、以更严的要求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为主要抓手，旨在打造以“生态经济主导化、生态环境景观化、自然资源循环化、全省一体化大花园、绿色科技创新自主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化”为主要表征的“重要窗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重要窗口”是“理论、实践、制度”三位一体的硕果体系，充分彰显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山海协作”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创新与价值

“山海协作”是习近平关于区域协调发展重要论述的理论源泉之一,旨在推进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加强协同合作与共同发展,是促进缩小区域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浙江探索。在实践中,“山海协作”突破了西方“资本逻辑”的援助模式,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特征的“人本逻辑”帮扶模式。“山海协作”更加强调激发帮扶与被帮扶的“共同体”活力与内生主导发展潜力,形成蕴含外部赋能与内生动力培育的协同机制、“政府、市场与社会”多方参与的互动机制、激发优势与互助协作互利机制的区域双向驱动内生发展理论,丰富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实践的创新理论。     

商的正当性与儒的新出路：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回应

揭示现代理性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起源和追索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所承载的伦理精神，乃韦伯论题的一体两面，而重塑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精神则是潜藏在韦伯竭力避免“价值判断和信仰判断”的科学话语之下的一个意图。余英时对“韦伯论题”的承接，一方面纠正了韦伯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中国宗教特别是对于近世儒家工作伦理的误读；另一方面他试图得出“恰好与韦伯相反”的结论，即中国近世的宗教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能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出现提供精神的基础”的努力，则并不完全成功。而余英时对“韦伯论题”论述方向的转换，则通过对明清儒学、儒士之“转向”的考察分析，表达了一个与韦伯不一样的关怀，那就是，在新的政治社会生态下，何处是儒学、儒士，特别是作为儒士后代传人的现代知识人新的出路、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者乔尔·科威尔对资本的生态批判及其启示

革命型生态社会主义的重要代表乔尔·科威尔从展现人类面临的灾难性境况破题，以批判自然的敌人和人类的刽子手资本为逻辑起点，对资本的反生态本质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癌性增长进行了理论批判，得出了“资本主义世界体制正在历史性地走向崩溃”的结论，从而奠定了建构生态社会主义这一绿色乌托邦的理论基础。这些思想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本·阿格尔是生态社会主义"红绿交融"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已经从生产领域转移到了消费领域,"异化消费"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主要根源。为此,他提出了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法:"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所导致的模式变革,通过分散化、非官僚化以及民粹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走向生态社会主义。探析本·阿格尔的生态危机理论,有利于当前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探索,对我国走出一条适应中国国情的生态文明建设道路具有重要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然观中内蕴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要求人们树立正确的生态观,尊重自然,按客观规律办事,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些充满智慧的生态哲学思想为人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全新的哲学视角和思维方式,是建构科学的生态文明理论的思想基础,是人类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基本原则,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实现自然、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转向与历史意义

从诞生至今，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研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规律内容及其表现形式，善于结合中国社会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创新，在艰难曲折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工作和研究经济理论总体上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四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以直接应用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分析指导中国实践为主要特征，后两个阶段转向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源理论”并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支理论”。中国共产党经济理论的话语创新过程就是提炼总结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并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经济学说的过程。     

生态乌托邦与乌托邦幻象：从《世界的词语是森林》到《阿凡达》

电影《阿凡达》与勒古恩的小说《世界的词语是森林》在主题和情节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这两部看似都作为“生态乌托邦”虚构的作品其实在文化观念上迥然相异。前者是一个为追求极致愉悦的视听体验而创造的白日梦幻想，一个乌托邦幻象；后者则是一部以实验生态学方式展开的思想实验，一个真正具有现实批判维度的“生态乌托邦”。两部作品的对照使我们反思生态批评的价值标准与批评方法，生态批评应该在充分尊重作品审美肌质的基础上，通过作品研究检省现存文化意识中的生态偏见并对生态文化的具体内涵及实践路径展开探寻。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生态责任论析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一理念是中国应对全球生态危机风险的顶层方案，也是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的鲜明体现。它既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作为根基溯源，又有对国内外生态治理经验的充分借鉴，是契合新时代生态文明社会需求的。它彰显出我们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的初心，其中的责任担当意义非凡。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当前履行生态责任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不容忽视。机遇表现在改革开放带来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和公民生态意识的日益觉醒，挑战则体现为市场增值效应和人口压力以及国际生态治理环境日益趋紧。为此，我们亟待辨明生态责任的意涵，并坚持从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原则出发，积极推广绿色发展方式、推动绿色技术革命以及培育绿色文化和开展环境外交方面提出解决对策。     

论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詹姆斯·奥康纳的生态社会主义从制度批判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及其未来走向,阐明了只有将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相结合,走生态社会主义的道路才能最终摆脱生态危机。社会主义生态问题的产生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奥康纳关于社会主义生态问题产生原因的分析以及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构想,启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重视全球性视角与地方性视角的相互结合;要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结构上的平衡;要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良性互动。     

形态与伦理：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

近期社会组织研究在理论视角方面具有“组织中心”和“制度中心”的特点，这些独特的视角深刻地揭示了国家丰富而复杂的支配机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组织的研究视野。放宽经验研究的范围，结合社会史和思想史研究的成果，有利于讨论社会组织研究视角转换的可能。作为对组织和制度分析视角的拓展，尝试提出两个新的分析路径：一是从社会形态的角度，注意到“组织”与“关系”之间互相交织的格局，从而尝试一种描摹中国社会组织乃至社会形态的新方式；二是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发掘组织生活中的伦理涵义。上述视角转换，或许有益于调整切入经验现象的问题意识，找到拆解当代社会组织的更丰富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