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与诱惑侦查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和诱惑侦查是两种不同的侦查措施,但长期以来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二者的关系存在错误的认识,而且缉毒部门也因为各种原因更多地选择采用诱惑侦查来侦破毒品案件。在法治化背景下,具备合法性的控制下交付在惩罚犯罪和程序公正上比诱惑侦查更符合刑事诉讼的价值追求,应成为打击毒品犯罪的主要侦查措施。基于国内实施控制下交付时存在的困难,缉毒技术与装备、缉毒人员素质、缉毒协作需通过必要的举措予以加强。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手段

在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控制下交付既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也具有实践的必要性，此次对刑事诉讼法修改已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可以运用控制下交付。因此，应从控制下交付的适用条件、实施主体、审批程序、法律后果以及国际合作五个方面对职务犯罪侦查中适用控制下交付进行具体的法律规制。     

试论控制下交付的概念及其与诱惑侦查之界分

《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等有关国际公约关于控制下交付的定义是国际法意义上的定义,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控制下交付有着不尽相同的定义。控制下交付的定义至少应当包括控制下交付的主体、实施控制下交付的前提条件、对象、目的、控制下交付行动的核心内容等项要素。可将其定义为：执法机构在发现非法贩运的毒品、其他非法或可疑货物后,不当场予以扣押而允许其继续运送,同时对其进行秘密监控,以期查明更多的涉案人乃至犯罪的组织者、策划者,将犯罪组织一网打尽的特殊侦查手段。该手段与诱惑侦查在表现形式上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但并非同一概念,二者在有无诱导性、所针对的犯罪活动是否已实施、控制的对象、方式、合法性程度等方面都有区别。     

特殊侦查方法在洗钱犯罪侦查中的运用

当今世界金融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洗钱犯罪的迅猛发展使得社会财富和人们的个人财产遭到严重损失。2012年我国新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内容,这是我国侦查诉讼法治化的一项重要举措,为公安机关、检察院侦查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提供了新的侦查方略,主要包括技术侦查、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3种特殊侦查措施,以及卧底侦查和诱惑侦查两种传统秘密侦查方式。这5种侦查措施为洗钱犯罪的侦查带来了重要的实用价值。     

诱惑侦查的人性分析

诱惑侦查是一种高效的侦查措施，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备受争议，究其原因是我国还缺少对诱惑侦查的人性研究。在诱惑侦查中也存在人性的“善”与“恶”，对人性的拷问恰恰是诱惑侦查所急需解决的基础性伦理问题，是在法无明文规定下正确指导诱惑侦查的基础。对诱惑侦查所必然具有的人性风险的规制必须采取道德控制先行原则，制定优良的道德控制体系实现对其人性风险的规制。并且对诱惑侦查的立法也要实现人性化。     

诱惑侦查的界定

诱惑侦查作为侦查中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目前在我国尚无明文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却频频使用,并由此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因而实践中有必要对诱惑侦查构成要素,即诱惑侦查主体、内容以及客体三方面重新进行认定,重构诱惑侦查,以使诱惑侦查在实践操作中更具规范性、正当性,并为其立法构建提供合理的依据。     

诱惑侦查与教唆犯罪

明确诱惑侦查与教唆犯罪的关系在规制诱惑侦查的制度设计中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从国内外有关诱惑侦查与教唆犯罪关系分析 ,诱惑侦查在受到有效控制下 ,可得到法律上的认可。     

浅议诱惑侦查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侦查策略容易被滥用。对于其立法性也有争论。故此,应从立法上、司法上和监督机制上对诱惑侦查进行规制,以对社会和公民进行保护。     

诱惑侦查略论

诱惑侦查是一种主动型的侦查方式,已得到许多国家的立法认可。在犯罪控制方面诱惑侦查不失为行之有效的手段,但其在为社会提供积极利益的同时,也存在侵犯公民人格自律权之嫌。因此,诱惑侦查的适用须受严格限制。我国立法没有明文确立诱惑侦查制度,实践中大量存在的诱惑侦查在运作上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因而亟需考察制度建构的相关问题,以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运行。     

假币犯罪案件侦查措施的运用

在近年来打击假币犯罪工作中,公安机关已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审视传统假币犯罪侦查措施的运用与新时期反假币工作的要求,二者之间还有一定的不适应。公安机关应从打击假币犯罪的社会效益出发,着眼全国大局,对假币犯罪开展"多层次打击""全方位整治"和"网上作战"相结合的工作思路,重点加强异地执法协作、控制下交付、诱惑侦查、悬赏与奖励、刑嫌调控、阵地控制、长期经营、网上作战等侦查措施的运用,以持续开展对假币犯罪的常态化打击整治。     

控制下交付论纲

控制下交付作为打击毒品犯罪尤其是跨国的有组织的毒品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 ,已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是其他缉毒措施和手段所无法取代的。有鉴于此 ,世界各国纷纷通过有关法律对控制下交付予以肯定和规范 ,并积极地运用于缉毒斗争中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控制下交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又决定了运用该项措施必须注意策略与方法 ,否则极易功亏一篑 ,导致不利局面的出现     

刑事诉讼中被害人程序启动权之反思

刑事诉讼中的被害人享有一定范围的程序启动权是被害人特殊地位的要求,被害人的程序启动权分为公诉案件的程序启动权和自诉案件中的程序启动权两种,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辅助性、补充性的特征,自诉案件中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具有独立性。目前刑事诉讼法关于自诉案件的被害人程序启动权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该利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契机,做出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我国毒品再犯制度之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第356条在性质上是针对毒品犯罪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刑事政策,即一种法定的再犯制度.其构成条件可简单概括为犯过罪,判过刑,又犯罪.在毒品再犯和一般累犯发生竞合的情形下,应仅适用累犯的规定,不再用毒品再犯的规定再次加重处罚;在构成毒品再犯而不构成累犯的情形下,应排除累犯的适用,仅依照毒品再犯的规定从重处罚.毒品再犯制度本身可从前罪范围、刑种条件、时间条件和增加未成年人不适用等四方面进行重构,使之符合其应有的立法定位.     

犯罪预防中的犯罪机会控制

犯罪的发生需要满足犯罪动机、犯罪能力和犯罪机会三个要素。犯罪动机属于犯罪人的主观要件，犯罪能力属于犯罪人的自身条件，这些都很难进行控制。但犯罪机会却是客观的、外在的，因而是可控制的，而且会对犯罪能否发生和完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要预防犯罪的发生，重点就在于对犯罪机会进行控制。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贿赂犯罪罪名设置合理化问题研究

我国刑法分则第八章关于行贿、受贿犯罪的主体与对象特征规定较为混乱,影响了大众对这些犯罪的认知,笔者建议变更现有立法模式,将受贿犯罪与行贿犯罪分别予以整合形成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罪名整合后不仅简化现有罪名体系,便于公众认知与学习,而且也为今后贿赂犯罪刑事立法的进一步完善做了铺垫。在此基础上,笔者对我国目前刑法关于受贿与行贿犯罪的立法规定进行整合和完善,形成关于公务受贿罪与公务行贿罪内容的具体设想。     

对《刑法》第277条有关问题的认识

新《刑法》第277条的规定及该条规定在适用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郾两高司法解释对该条确定的罪名不当,应确定为四个罪名,即阻碍国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罪,阻碍人大代表执行职务罪、阻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罪和阻碍执行国家安全工作任务罪;2郾该条第4款在刑法理论及逻辑上存在矛盾,应将阻碍安全工作任务罪与拒绝履行国家安全义务罪分列。另外,新《刑法》第242条的规定纯属多余,应予删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