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评析、风险评估与合理控制——基于实质解释论的进路考察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适用有扩大趋势,与罪刑法定原则之间的张力也日趋显现。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司法扩张与实质解释论相勾连,这可以从该罪名适用中的价值判断、结果导向及罪名变换等角度推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扩张性适用易滋生法律风险,如公民行为预期的不足、法治系统后果的淡化及罪刑法定原则的矮化等。针对因该罪名适用可能引发的风险因素,需从构成要件符合性判断、法律论证及适用结果监督等几个方面加以应对。     

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案件的罪名适用探析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各地纷纷查处了一批抗拒疫情防控措施案件,相关案件被告人多有流行病学史,且行为上多有活动场所广泛、接触人群不特定等特点,社会关注度高。在法律适用上,司法机关多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性。实践中要严格坚持罪刑法定原则,注重法治思考,统一法律适用,从主体、客体、主观方面和危害后果等方面对三罪名区分适用。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若干问题研究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案件近年来不在少数,行为人的行为方式多种多样,但其中部分判例是对此罪的滥用。从罪刑法定原则和刑法解释学方面看,把握此罪的构成要件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从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的相关判例可以分析探讨此罪的构成要件,包括危险方法的认定和公共安全的认定。司法实践应始终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不能任意扩张此罪外延,进行扩大解释。     

盗窃窨井盖行为定性之若干思考

近些年来,盗窃窨井盖行为频频发生.对盗窃窨井盖行为按照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处理是适当的.这种认定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因为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从当年绝对的罪刑法定走到当今相对的罪刑法定;从构成要件的角度来看,盗窃窨井盖行为也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这种认定也不是重刑主义,而是罪刑均衡.对这种行为的认定不需要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     

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法理探析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地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酒后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     

我国刑法增设“危险驾驶罪”的法理探析

危险驾驶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现行法律对危险驾驶的立法规定不足,交通肇事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法正确评价该行为,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进行准确的界定,在刑法中单独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酒后驾驶、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纳入刑法规制范围,作为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之间的过渡性罪名。     

“危险驾驶”适用解释中的两个问题

危险驾驶罪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半截子＂罪名,其罪刑设置只有明确的上文而没有确定的下文,因而其诠释与适用比较特殊。对于＂在道路上＂、＂机动车＂、＂醉酒驾驶＂、＂追逐竞驶＂等法律用语均应作出实质性解释。关于＂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诠释,通过观察总结刑法修正案和现行刑法规定的内在逻辑、已有的相关司法解释和实践做法,可以归纳出两点带有规律性的刑法解释论结论：对于危险驾驶行为仅发生一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例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连续发生第二次乃至多次交通事故的情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性处理为原则,以交通肇事罪定性处理为例外。     

恐怖犯罪案件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三）》对我国现行刑法典有关恐怖犯罪的规定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主要体现在：取消了三个罪名、扩充了两个罪名、增加了三个新罪名。该修正案的颁布也引起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内涵及外延的变化,新旧罪名、罪刑关系的变化,同时,修正案本身也存在某些缺陷和疏漏,这些问题需要在法律适用中引起注意。     

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扩大适用的成因与限制适用的规则

司法机关不当扩大（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范围，存在各种各样的具体原因；不管基于何种原因，这种做法都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司法机关应当准确把握（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质与构成要件，限制本罪的适用范围。     

论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及其实现——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定性研究

本文从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说起,提出了要不要和如何坚守罪刑法定原则的问题.通过论述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与价值的外在要求、明确性、确定性及价值法定原则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体现,对全国首例投寄虚假炭疽恐吓邮件案的定性进行分析,并对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提出了新的建议.     

浅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除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的手段或者方法外,采取了概括性的描述＂其他危险方法＂,因此该罪犯罪构成的规定为开放的犯罪构成。在认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这种犯罪时,必须严格把握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特定要件。既不能盲目扩大解释,也不能任意缩小其范围,混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导致定罪不准,量刑不当。     

刑法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适用及限度——以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等是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常见罪名,但是上述罪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特别是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规制妨害疫情防控行为时要特别慎重,把握好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之间的限度。在刑法应对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行为的过程中,一方面,要从重从快打击涉疫情犯罪行为,有效震慑犯罪分子,恢复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考虑到刑法的谦抑性和刑法最后保障法的特性,有必要在刑法适用的过程中从刑法的基本价值、刑法教义学、刑事政策等方面进行限定,确保公平、正义、合理适用刑法,确保疫情防控不偏离法治的路线,确保刑法在疫情防控中的适用保持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犯罪既遂问题研究

犯罪既遂是犯罪的一种基本形态,学界关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存在着争论.在司法上,应当坚持罪刑法定原则,以"犯罪构成要件要素齐备说"作为认定犯罪既遂的标准;在立法上,则应当从犯罪事实和刑事政策的角度出发,以"犯罪目的实现+刑事政策说"作为确立犯罪既遂形态的标准.     

论国际人权法中的罪刑法定及对中国刑事制度的指导

国际人权法上对罪刑法定作出规定,使罪刑法定的地位更显重要。以国际人权法上的罪刑法定为标尺,审视我国刑事制度,可以发现,在国际犯罪国内化、司法解释、空白罪状设置等许多方面,我国刑法还不完全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因此,有必要遵照国际人权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进一步完善我国刑法制度中的相关内容。     

非法行医罪的刑事政策分析

非法行医罪属于典型的法定犯罪,应在罪刑法定的前提下,合理划分刑法和行政法不同的规制范围,并坚持处罚上的轻刑化原则;在对非法行医犯罪化的过程中,应以法益侵害为基准,从非法行医行为是否严重侵害了国家医疗卫生管理秩序和公众生命健康权益这一实质标准去把握;对非法行医行为的刑法规制应坚持谦抑原则,尽管目前本罪非犯罪化的条件尚不具备,但非刑罚化措施应广泛适用.     

关于危险驾驶罪的论证与理解——以风险刑法理念为理论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已在民众的呼声中顺利通过，但对于理论界和实务界来说依然任重道远，如何论证和理解法律规定成为关键。以风险刑法理念作为理论基础创建的危险驾驶罪必须合理解决罪刑法定原则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契合问题，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现代刑法理念，并在此基础上论证和理解犯罪构成，并检验刑事法律后果，从而提出可行性的立法和司法方案。     

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之应然主体

对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主体范围的理解和适用,见仁见智。以罪刑法定为指导对本罪主体进行法条解析：本罪之应然主体以“身份说”为主,兼采“职权说”,皆以负有查禁犯罪的职责为前提。查禁犯罪活动是从调查、发现犯罪人或犯罪事实开始,到立案侦查、审查起诉这一过程的活动。负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各级党委机关中的政法委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之主体。     

“软暴力”入罪需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以寻衅滋事案件为例

罪刑法定原则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在惩治"软暴力"犯罪中应当贯彻。由于"软暴力"尚未载入刑法典,司法实践中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仍须沿着规范评价路径,以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为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同时,根据成文法主义要求,司法解释性质的文件可用作说理论据,但不能作为直接裁判依据,其溯及力可参照司法解释的溯及力加以理解。     

罪刑法定视阈下我国犯罪构成的罪度问题

罪度即行为危害社会程度，是犯罪成立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罪度判断应是犯罪成立思路中的一个独立阶段。我国刑法规定犯罪的罪度问题具有合理性，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不会妨碍实现刑法保障功能。     

缉捕持枪犯罪嫌疑人行动的处置指挥

持枪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的暴力性犯罪。在对持枪犯罪嫌疑人的缉捕行动中,公安民警要把握缉捕持枪犯罪嫌疑人行动的特点、基本战术要求、指挥要点以及在缉捕行动中应注意的问题。这样才能达到以最小的代价制服犯罪嫌疑人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