厘权·晒权·监权:广州市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正>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承担第一责任,发挥以上率下作用,因而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中之重。广州市结合推进廉洁城市建设,以法治方式厘清"一把手"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通过公布权力清单晒权,监督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为破解"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一是推行各辖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和市级党委、政府所属部门、单位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述     

靠体制机制创新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必须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只有靠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才能保证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实现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实现权力的科学运行,提高领导干部的综合素质和执政能力.     

人民权力观:三十年来我党执政理念的核心

提高执政能力,关键是要正确树立和践行人民权利观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人民权利观执政理念,而部分党员领导干部权力观的蜕变是党内腐败的一个主要标志.基于现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异化现象的分析,领导干部只有明确手中权力"是谁赋予"、"对谁负责"、"为谁服务"、"受谁监督"观念,树立人民权力来源观、人民权力责任观、人民权力服务观和人民权力监督观,方能确保权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止权力越界和失控,是反腐败的核心问题。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是科学配置权力。通过适当分解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使决策职能、执行职能、监督职能由不同部门相对独立行使,形成既相互制约、相互把关,又分工负责、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才能使决策更加科学,执行更加高效,监督更加有力,从而保证权力依法运行,最大限度地防止权力滥用现象的发生。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离不开运行机制的保证。完善权力的运行机制,一是要"切实把防治腐败的要求落实到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各个环节,最大程度地减少权力‘寻租’的机会";二是要用覆盖全过程的责任制度来保证;三是要"以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为重点,推进权力运行程序化和公开透明"。     

关于权力清单制度的理性思考

<正>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各级政府纷纷把权力清单制度作为政府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行权力清单制度。一时间权力清单制度成为社会公众热议的焦点。然而,通过对近两年权力清单制度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政府部门实施权力清单制度的考察,发现在权力清单推进的过程中有些问题还是需要深入思考的,比如权力清单制度中对"权力"认识问题、权力清单制度的有效性问题、权力清单制度的监督问题以及权力清单制度未来发展方向问题等。所以,我们在为权力清单"点赞"的同时,更应该多一些理性思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干部胜任力研究——以山西省150名乡镇干部为考察样本

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乡镇政府治理未来发展的方向。乡镇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干部胜任力提出了新要求,主要体现在学习落实胜任力、创新与耐心工作胜任力、回应与敬业胜任力和应急与协商胜任力四个方面。通过对山西乡镇干部胜任力考察,发现其学习落实能力普遍不足,政策观念相对薄弱;创新能力不足,市场观念落后;服务动机与观念有待提升。其根源于制度运行的结构性偏离、激励效应不足及传统文化中"官本位"观念的影响。提升乡镇干部胜任力,需要规范制度运作,改变工作模式;健全激励机制,增强激励效应;培育健康文化,消除"官本位"观念。     

权力分工制度与权力清单制度:当代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建构

权力制约模式可分为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与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两种,前者建构框架性制度结构,体现政治制度的性质,并日益退隐到幕后,而后者建构操作层次,成为运行机制,体现政治制度的质量。当代中国建构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并在努力探索建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这一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从而实现对权力运行机制的中国特色式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内核包括两大内容:一个是"说‘不’的权力分工制度",即在集体领导与分工负责制基础上的"副职分管、正职监管、集体领导、民主决策"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另一个是"说‘是’的权力清单制度",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新型权力运行机制。建构中国特色权力运行机制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功能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带动结构性权力制约模式的再造,最终实现权力制约模式的中国式创新。     

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公共服务外包已成为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制度安排。国内外针对公共服务外包的研究已经很多,但是国内大多数的研究为定性的分析探讨,少有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影响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因素的研究。在对相关文献梳理的基础上,对公共服务外包的概念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区别,根据文献的理论支撑和实地走访调研,本研究创新性地构建了公共服务外包决策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并作出了针对性的理论假设。针对假设,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服务特性、环境因素以及政府能力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任务复杂性及市场成熟性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有显著影响;政治因素对公共服务外包决策都有显著影响,财政资源与外包决策的关系不显著;政府间的竞争和领导支持与政府的外包管理能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同时,政府外包管理能力越强,越可能做出外包决策。     

厘权·晒权·监权:广州市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的实践探索与启示

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在廉洁政治建设中居于重要位置,承担第一责任,发挥以上率下作用,因而加强对"一把手"的权力监督历来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中之重。广州市结合推进廉洁城市建设,以法治方式厘清"一把手"用人、用钱、决策、审批等权力,通过公布权力清单晒权,监督规范"一把手"权力运行,为破解"一把手"权力监督难题提供了有益借鉴。总结治理"一把手"权力腐败经验,对净化政治生态、建设廉洁政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具有重要示范与借鉴意义。     

建立和完善环保权力监管机制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要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和行政复议制度,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监督政府,同时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是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规范行政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加强政风行风建设,提升服务发     

改革过程中的行政权力畸变及其校正

行政权力是公共权力,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权力。行政改革的目的是要校正行政权力对公共利益的偏离。但是央我国的行政改革过程中,出现了行政行为不规范的问题;提出了行政权力减少数人所窃取并服务于少数人利益的问题,出现了地方极限截留来自上面的分权,并运用这些权力搞地方保护主义和以权谋私,从而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２,行政权力之所以背离了公共利益,原因是复杂的,其中,旧的利益关系、权力格避的影响和新折     

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基本原则与监督机制

腐败与权力主体在利益冲突中不中立、甚至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有密切关系。由于非公共利益的驱动，权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地摆脱监督和规范，从而形成腐败的温床。防范利益冲突，避免政府直接成为利益冲突的一方。应当坚持服从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利益、尊重私人利益三项基本原则。回避利益冲突，确保政府在各方利益冲突中保持中立，应当坚持依法处置、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三项基本原则。应当积极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加强党纪政纪监督、强化人大监督、严肃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健全利益冲突防范与回避的监督机制。     

论正确处理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关系

在推进政府行政决策民主化与科学化的过程中,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经常发生矛盾,能否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衡量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效果的重要标准。必须把握民主决策与科学决策的深刻内涵,把群众利益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以民主决策作为基础,保证决策的合法性,以科学决策作为导向,保证决策的科学性。     

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无比优势,但制度优势还有待于转化为治理效能,治理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实现现代化,当务之急是积极促进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为此,应当加强和改善党对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大意义,坚决贯彻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确保治理工作始终坚持正确的方向;应当充分发挥人民在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中的主体作用,完善人民代表大会组织制度和工作制度、立法和决定功能、监督功能,充分发挥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作用;应当改革和创新治理的体制机制,优化行政决策体制机制,强化行政执行体制机制,加强责任追究制度,健全行政执法责任制;应当优化政府职责体系和行政监管督察体制机制,加强决策监督、执行监管督察、效能监管督察,实现监督督察的制度化、程序化;应当正确处理和理顺各种治理关系,特别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关系、各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应当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意识,不断提高其治理能力。     

日本的行政改革及启示

日本的行政改革是在经济低迷与政局混乱中启动并完成的.其改革内容是全面的,体现了市场化、分权化与绩效化的趋向,在行政机构重新设置的过程中,完成了对传统官僚制的根本性改造,同时还实现了政府职能的重新清理与定位.改革过程中突出政治领导,充分利用内生动力,并尽力遏制部门利益,以及最终强化了政府首脑及内阁府的行政权力和综合协调功能等做法与结果为各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防止利益冲突视野下的利益观教育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从源头上治理腐败，推动廉政建设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利益观教育则是从思想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基础，加强利益观教育，有助于增强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反腐败的效果。利益观教育是上个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形成合力：应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利益观，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应建立健全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教育体制机制，拓展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应深化干部人事制度与分配制度改革，运用利益激励机制，提高党员干部廉洁奉公的积极性。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进展及其重点

当前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在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政务公开、政府重大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政府工作的第三方评估和社会评价、公正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清单制度改革、公车制度改革、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改革、贯彻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反腐倡廉等十个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推及未来“,十三五”期间的中国行政体制改革将重点围绕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向纵深发展,大力推行“互联网+政务服务”、推进政府信息化建设,推进大部制改革、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推进事业单位制度改革,加快和加大力度建设“四个政府”,推进政府廉洁履职和反腐败斗争,坚决处理为官不为、克服庸政懒政怠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加快各项行政制度的更加成熟定型等十个任务展开。     

Bureaucrats in the Social Policy Process: Administrative 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the Case of Working Nation

Much of the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on Australian social policy tends to focus on broad environmental and institutional variables and to downplay the importance of the social policy decision-making process and its participants. Yet the study of specific cases in social policy-making reveals that senior administrators ofte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irection of social policy reform. The income support reforms adopted as part of the fomer Federal Labor government's Working Nation package illustrate the potential for bureaucrats to influence the direction of change. Senior administrative officers within the former Commonwealth Department of Social Security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promoting reforms which increased the generosity of the means test on unemployment payments. These bureaucrats behaved as 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worked in a strategic manner to garner support for and reduce opposition to their proposals within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论我国公共权力的委托属性与建设服务型政府

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服务型政府。如何从管治型为主向服务型为主的政府转变，首先要弄清我国政府管理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事务公共权力的来源及特征等属性，倡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理念，正确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忠实地为人民办实事，做马克思所倡导的“社会的负责的公仆”。     

Social Value and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The management of community infrastructure by local governments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policy issue in Australia as evidence mounts of a funding shortfall to maintain ageing physical assets. In 2003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introduced a new infrastructure management policy to focus local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on service potential and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rather than political interests or community preference. However, the policy relies on a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 as a service provider that is inattentive to new interests i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governance and takes limited account of the wider social value of community facilities. This article backgrounds debates over infrastructure, particularly at local level, and critically analyses the new policy direction set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