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要注重构建有效推进机制

乡村建设需要动用公共资源,全国各地村情及农民需求差异大,要确保乡村建设取得实效,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构建一个有效的乡村建设推进机制至关重要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作出了全面部署,提出要加快推进村庄规划工作、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等重点工作的具体意见。     

重塑农民主体自觉:推进乡村振兴之路

以农民主体地位为观察点、农民主体自觉为观测指标,反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可为新时代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较多经验借鉴。广大农民不仅是农村建设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实际受益者,而且还是评判农村发展成效的重要"裁判员"。四十年来的农村发展成绩正在于有效激发了我国农民的主体自觉,既包括集聚认同自觉培育集体精神,强化参与自觉提供动力源泉,还包括夯实行动自觉开展协同合作。但进入新世纪后,农民主体自觉日渐缺位导致了农村发展的失衡失调难题,突出表现为因农民关注下降引发发展信心锐减、农民过度外流导致劳力不足和治理疲软致使组织工作孱弱。因此,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在于重塑农民主体自觉。一方面,积极强化乡村振兴认同,集聚发展目光,并努力吸引部分农民返乡建设,积攒发展动力;另一方面,理应构建振兴乡村文化体系,营造发展生态,并适时推进农民再组织化工作,强化农村发展中的农民主体协同与合作。     

层递式动员：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农民参与的逻辑审思

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与农民利益息息相关,农民参与建设行动的积极性反映了乡村治理是否有效。本文以W村的三类公共建设项目为例,分析影响农民参与的关键因素。研究表明,干部权责的对等情况影响其动员行为,决定了动员行为与农民需求的匹配程度,由此生成层递式、间断式和错位式三种动员方式,并呈现出与之对应的互动式、任务式和疏离式三类农民参与样态。其中,层递式动员下的有效参与能够助推乡村善治。这启示我们,必须健全干部动员激励机制,对标农民需求,推进乡村公共建设行动中积极有序的农民参与,以此保障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战略目标的有效实现。     

和谐乡村建设与家族社会参与策略

构建和谐乡村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作为内嵌式结构和根基历史的家族是影响和谐乡村建设的内在因素。家族的当下功能是要为构建和谐乡村服务。实现这一功能的现代性转换,必须实施家族社会参与的表达策略:在法制框架内以和谐为行动取向,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推进乡村自治等。     

新时代乡镇服务农民的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乡镇作为乡村建设行动“县域—乡镇—村庄”逻辑进路的中介,在乡村建设行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我国乡镇服务农民的建设经历了百年的发展历程:乡镇服务农民的萌芽时期、发展时期与创新时期。但是,乡镇服务农民仍存在着问题,新时代乡镇服务农民的区域中心建设必须采取创新乡镇服务农民的理念方式、健全乡镇服务农民的功能体系与完善乡镇服务农民的运行机制等对策。     

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内在逻辑与实践优化

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期盼。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理应在助推乡村发展的同时肩负起实现共同富裕的重大任务。就内在逻辑而言,乡村有效治理能够充分赋能共同富裕,不仅能够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内驱动力,而且能够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塑造良好环境、奠定基础保障。当前,部分农村基层组织“软弱化”、多元主体治理“离散化”、数字乡村建设“悬浮化”、公共服务供给“碎片化”等现实困境制约了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影响了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进程。推动乡村有效治理赋能共同富裕,强化基层党建引领是核心所在,发挥主体共治优势是有力支撑,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是重要抓手,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是坚实保障。     

数字乡村治理变革：结构调适、功能强化与实践进路

建设数字乡村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数字乡村治理则是对传统治理格局与流程的系统性改革,理应放置在治理变革高度予以整体性反思。借助结构功能理论,立足“结构-功能”视角可从源头检视数字乡村治理的新动向与新表征。整体看来,数字乡村建设有效促成了乡村治理结构调适,涵盖“结构显性化”“结合性形态”“多任务并行”“便捷性回溯”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数字乡村也凸显了更富现代化色彩的治理使命,强化了乡村治理的功能表达,发挥出数字治理在“任务公开”“资源节约”“效能提升”“沟通优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为此,结合数字乡村治理诉求,精心设计柔性数字治理结构、积极拓展数字乡村治理功能、探索推广多向度数字治理模式和有效激活主体高质量参与,都有助于进一步促进数字乡村治理变革。     

建立动力内生型乡村环境治理机制

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既是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重点任务,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2018年,中办、国办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要遵循村民主体、激发动力的基本原则,动员村民投身美丽家园建设,到2020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大学生“回流”农村的现实困境

农村籍大学生"回流"能够有效弥补乡村建设主体缺位问题,从整体上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传统思想观念、公共服务落后等因素影响,农村籍大学生"回流"面临着"回不了乡""站不住脚""出不了彩"等问题,对此,应当通过加强思想引导、优化农村发展环境、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等方式,促进农村籍大学生"回流",发挥农村籍大学生在乡村振兴中的助力作用。     

乡村振兴促进法的特色与关键制度

乡村振兴促进法是对行之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的法定化,具有基础性、综合性、统领性和现代性。作为促进型立法,乡村振兴促进法重在激励,同时促进与约束并重,尤其是要求各级政府履行好法定职责。实施好这部法律,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职能,在一些关键制度上着力,特别是要尊重和维护农民主体地位,规范农村集体的组织和运行,面向市场搞活农民合作经济,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体系。     

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及实践逻辑——基于南京市浦口区试点的个案考察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以南京市浦口区试点为例,通过构建“赋能主体-赋能手段-赋能场景-赋能结果”的四维分析框架,重点对都市近郊乡村数字赋能的过程机理展开探讨。研究认为,在主体层,主要构建了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和农民精英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的协作赋能网络;在工具层,侧重利用政策、数据、平台等赋能手段提升了乡村数字化水平;在应用层,重点聚焦农业、民生、文化、生态以及治理等赋能场景的应用开发;在效果层,取得了优化数字基础设施、拓展数字产业边界和构建乡村治理网络体系的赋能效用。不过,都市近郊乡村的数字赋能还存在多元主体耦合联动难、乡村数字人才短缺、资源要素支撑薄弱、数字风险防范机制缺失、城市资源辐射带动作用差等实践困境。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优化数字赋能乡村建设的主体协同机制、激发数字乡村治理人才活力、丰富数字乡村建设多重要素、筑牢数字赋能风险防范体系、推动城乡资源互联互通互享,从而真正推动都市近郊乡村建设的数字赋能。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乡村社会建设参与分析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不仅参与乡村经济政治建设,而且也参与乡村社会建设。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自身性质、发展需要和实力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主客观条件;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公共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基本内容;捐资捐物、投资建设、扶贫帮带、调解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秩序是其乡村社会参与的方式和路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通过扩大规模、提高组织化水平、培养和提高负责人及社员的综合素质,借助政府支持、引领的政策外力,提高其乡村社会建设参与能力,规范其参与乡村社会参与的行为,实现其由单纯的"经济人"向"经济——社会人"的转变。     

乡村治理现代化:目标定位、发展困境与推进策略——第四届中国县域治理高层论坛会议综述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亦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当前乡村治理依然是社会治理中的薄弱环节,治理主体边界模糊、治理环境复杂多样、治理资源供给匮乏等现实困境,要求进一步围绕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激活多种治理资源、深化基层创新性改革、再造乡村共同体等策略进行推进。以期实现农村秩序和谐稳定、农业稳固发展、农民主体价值彰显等基本目标,进而加快实现现代化的乡村治理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乡村治理中的农民政治认同问题探讨

在乡村社会,农民既是乡村治理的主体,也是政治认同的主体。乡村治理必须以乡村社会和谐稳定为前提,而乡村的社会和谐稳定又与农民的政治认同度息息相关。农民利益的实现需要凸显农民的主体地位,乡村治理发展的目标是趋向乡村"善治",于是"善治"理念便对提升农民政治认同提出了具体要求。     

多元主体互动机制下的乡村社区产业营造——基于浙江德清莫干山民宿产业的个案分析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中国农村农业产业日益面临着衰败与边缘化,农村逐渐空心化,针对当前农村、农业、农民存在的问题,党和政府以及学界都开出了药方。学界目前有两种比较流行的观点,一种是以资本主导的绅士化的道路,另一种是自治型的草根化的道路。莫干山民宿产业的发展则为乡村社区建设提供了一条多元主体互动机制的路径。在莫干山的乡村社区建设中,民宿产业何以成为切入点、相关主体如何行动、他们的行动有何特征?本文从市场、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互动机制来探讨其过程。莫干山的社区产业营造,是以"洋家乐"的市场驱动模式为开端,外国人首先在莫干山开始经营民宿,并带来了民宿热;政府发现了生态旅游的契机后,在生态保护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对民宿产业发展的政策引导与规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市场与政府双重力量的作用下,莫干山村民踏上民宿热的浪潮,在社区精英的带领下,成立"探庐者"民宿联盟,并激活社区资源,实现村庄的可持续发展。这为乡村产业发展和振兴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视角。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新乡贤统战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基于海宁市的调查

在实施乡村振兴过程中,各地积极探索通过新乡贤统战工作加以聚力,并逐渐呈现出全域性、综合性和地方性特点。新乡贤统战与乡村振兴战略在价值追求、内在需求、实践主体方面有着紧密的契合性,因而做好新乡贤统战对助力乡村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前要有效发挥新乡贤统战作用助力乡村振兴,需要加大政策支持,进一步搭建组织架构,创设系列行动,弘扬乡贤文化,建立长效机制,为乡村振兴画出"最大同心圆"。     

乡村振兴战略下的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已经成为新时代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将统领乡村旅游发展和脱贫攻坚事业。乡村振兴、乡村旅游与脱贫攻坚之间的内在逻辑涉及因果逻辑、主体逻辑、实施逻辑三个方面,在实践中要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以及规范理念和产业思维。以乡村旅游产业发展为抓手,助推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一是要精准规划乡村振兴方案和市场营销方案,创新利益分配机制;二是要精准识别客源市场和贫困农户,提升地方经济效益;三是要精准开发特色商品和"三农"人才,培育持续竞争优势。     

新时代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互进研究

家风是传统农业时代维系乡土社会的内生秩序,基于传统社会结构显示独特的伦理约束与治理优化功能。进入新时代,乡村社会生态、主客体等发生结构性变迁,乡村治理模式亟须适应性调整与革新,家风及家风建设也需现代化转型与重构。这种现实情境下,湖州南浔区通过"最美家风+"建设,链接并作用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过程等乡村治理体系的基本要素,推动了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协同互进、乡村善治和乡村振兴同频共振。但从南浔实践看,仍需从构建乡村道德共同体、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提升治理平台实效性、打造家风指数标准等具体策略上进行统筹,进一步优化家风建设与乡村治理的互进路径。     

乡村振兴战略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北大核心CSSCI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村社会文明和谐。在梳理已有文献基础上,阐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时代价值,剖析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所面临的形势与问题,提出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对策建议。包括:完善机制,切实发挥农民的主体地位;制定规划,明确整治的内容及优先序;依据区位,确定整治的技术与模式;科学匡算,为整治提供资金保障;加强监管,确保整治成效的可持续。     

贵州省黔东南州围绕乡村振兴加强人才队伍建设

正一是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促乡村振兴。通过抓好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深入推进"万名农业专家服务‘三农’行动",加快培育农业经营主体等措施,大力促进农业发展、乡村振兴。2017年以来,全州累计完成新型职业农民培训2807人,选派1328名农业人才到乡村开展"三农"服务。二是实施"名导游"培育工程促乡村旅游发展。紧扣乡村旅游发展需要,广泛培养旅游人才,依托世行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