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分权问题探讨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过程中 ,伴随着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趋向多元化 ,其权力主体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也日渐显现 ,城市社区权力结构将会出现整体性变迁 ,管理权力重心下移、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将是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从总体来看 ,我国城市社区自治权力的应然要求与现实情况还存在较大的距离与矛盾。文章以建立健全社区管理法律法规、确定政府行政权力与社区权力的有效边界、重塑制度创新主体和协调利益关系为维度 ,提出解决社区治理中分权矛盾的对策     

让治、信任与整合:治理共同体的路径建构——基于N社区的经验研究北大核心SSCI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实现政府治理与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社区是社会的基本组成元素,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是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的交互场域。新型社会治理格局的建构需要社区层面的实践呈现,而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政府行政治理与社区自组织、自治理共同作用的产物,并主要关涉地方政府、社区居委会和社区社会组织三大主体。研究发现,N区政府通过“三事分流”的制度创新,让渡地方政府的社区治权进行“全能型政府”治理格局的自我解构,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性资源;N社区居委会则在政府制度化的合法性支持下,通过微小公益路径的居民需求回应及资源整合视角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孵化和支持,实现与政府让治的功能对接与互补。N区政府让治转向与N社区结构化信任和治理主体资源整合的有机结合,为社会治理共同体理念提供了实践层面的正向反馈。     

民间组织协同参与城市社区治理研究——基于北京市社区民间组织的调查

囿于政府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高成本与低效率,社区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需要多元化的供给及参与主体,从而实现城市社区的协同治理。城市社区中,多种主体组织不断涌现,数量众多的社区民间组织具有使用资源少、适应环境能力强等特点,它与其他社区组织协同为社区提供更丰富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推动了社区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有利于社区善治的实现。本研究通过对北京市20个社区110个民间组织的抽样调查,从微观社区治理理论视角出发,研究民间组织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及对社区治理绩效的改善。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城市社区治理内涵研究

社区治理需要将政府、社区自治组织、第三部门等团结起来,整合各自的资源形成社区内部的合力,以有效的解决社区公共事务.社区是居民获得公共产品的重要场所,在这个层次上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多少、质量优劣与社区居民的利益直接相关.可供选择的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有政府直接供给模式、政府间接供给模式、集体合作供给模式、市场供给模式和其他供给模式等.     

行政规范自治：社区协商治理的向度、过程与进路——基于多案例社区比较

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大抓基层、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鲜明指向。社会治理重心下移的广泛实践使城市社区如何衔接好自治与行政的关系,探索出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道路成为当前的重要课题。其中,社区协商作为治理进路之一,考察其在现阶段如何实现自治与行政关系的制度化衔接具有重要意义。结合已有研究将共识塑造和行政惯习作为认识我国社区协商治理的功能向度,并选取了民政部协商典型案例中的三组个案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社区居委会从民意整合到共识回应的衔接推进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过程。该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居委会的能动性作用,另一方面表现为上级部门以行政问责与资源下沉等方式实现对社区自治的规范性约束,使前者在约束性框架内开展活动,二者共同构成了社区协商治理进路。由此展现了我国基层协商民主作为社会治理体系中纵向衔接行政体制与基层自治的重要组成,其中,行政力量正成为引导和培育社区自治的能动要素,行政规范自治的过程推动了基层民主实践走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契合。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逻辑与方向

农村社区建设的提出,表明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及基层组织、管理与服务体系的重大转型与嬗变,乡村日益从城乡分割走向城乡一体、从村民自治过渡到社区自治、从行政和生产共同体迈向社会生活共同体,基层社会组织与管理方式也逐步从政府主导的单中心治理转变为政社分工与合作共治的多中心治理。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面貌日新月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也由传统的政府管理逐步转为多元主体共治的自治模式。新时代城市社区治理需要发挥党建引领的核心作用,构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多元化格局,积极推进基层智慧社区等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效能。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的路径研究

国际化社区公众参与机制和组织形式的创新,意味着社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社区这一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性规定的回归。当前国际化社区建设的顺利推进与否,最终取决于社区参与机制的制度化与政府治理体制的转变。为此,必须加大制度创新力度,通过完善公众参与机制、破除体制障碍不断推进国际化社区治理的新格局。     

论发展的可能性与条件——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发展走向

以政府为行动主体的社区建设,政府在社区发展中居于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削弱了社区发展方案实施的主动性,降低了国家在满足穷人需要、发展和协调社区发展方案上的效率,难以真正推动社区发展。实现社区发展,需要实现社区参与,并通过社区参与重建社区权力结构,向穷人赋权;需要适当的社会动员,将社区建设或社区发展视为一项社会运动;需要把社区建构为国家治理单元,真正实现国家权力运作模式由统治向治理模式的转变。     

“探索与完善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专题学术茶座简讯

4月18日,上海市社联召开"探索与完善社区共治与居民自治"专题学术茶座,此次活动由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合作举办。一、创新机制,发挥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与会者提出,社区治理的理想模式并非是一驾由党委或政府     

新时代社区居民自治实现形式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社区下移,并强调探索创新居民自治有效实现形式是建设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方面。本文在分析当前各地探索居民自治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不足基础上提出,有效推进社区居民自治,首先需要政府进一步加大放权力度并积极转变角色职能,从过去亲力亲为的社区治理“包办者”转为“引领者”和“服务者”;与此同时,也需要居委会等社区组织通过加强社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来吸引居民和其他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以形成政府、社会、居民等多方力量共建共治的社区治理新格局。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网络的发展

政府封闭、排外式的传统管理模式使其在生态公共物品——森林资源管理中的弊端日益显露。本文秉承治理理论的精神内核,论析了社区村民、政府组织、社会组织三大主体在参与式社区共管机制中的角色规范,提出应构建多元参与、互动合作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实现保护区治理网络的发展。     

城市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

将多元治理理论引入中国城市社区治理,对创新城市社会管理机制,以及引导城市社区管理走向多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城市基层管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治理机制上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在基层治理的责任划分上并没有脱离压力型体制的束缚,社区居民主动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不高。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形成是社区自治和政府推动相互合作的过程。     

广西城市社区治理创新的成效与启示

正面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新要求,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2000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全面推进社区建设工作,充分利用社会变革、城市转型的重要契机,积极探索城市社区治理新模式,为破解社区治理难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找准政府在推动社区治理创新中的位置如何处理政府管理与社区自治的关系,是当前中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难题。在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中,广西很好地破     

公共危机中的农村社区联动:逻辑、挑战与策略

社区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促进农村社区联动,有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农村社区联动讲求信息互通、资源共享,蕴含"三位一体"的主体逻辑、网络治理的空间逻辑及组织动员的动力逻辑。然而,在农村公共危机防控中,出现了村户衔接、信息沟通以及外部支持等方面问题,造成农村社区信息、物资和技术的"孤岛"现象,致使农村社区联动的优势难以充分发挥。为此,一方面要积极运用政府强大动员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注重发挥农村社会固有的社会网络优势,打造"三位一体"的社区联动模式,实现农村社区公共危机的精准防控。     

碎片化社区的多维整合机制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社区居民自治是国家治理的现实选择。居民自治"空转"的背后体现的是威权治理与社区居民自治的张力,社区碎片化是这一张力的集中呈现,主要表现为社区组织网络的碎片化、社区权力结构碎片化与市场主体参与社区治理不足三个方面。社区碎片化是单位制解体背景下产生的现象,其现实根源在于政府功能的分散,历史之源在于缺乏参与的传统。社区碎片的多维整合,其关键在于建立以项目为载体的政府功能整合机制、以资源对接平台为载体的组织网络整合机制,其要害是建立以社区联合体为载体的自组织整合机制。     

农村社区治理主体及其权力关系分析

近十年来,通过良好的社会治理来实现农村地区的和谐与稳定日益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议题之一,而鼓励和推动民间组织的参与则被视为在农村地区实现良治的重要途径。民间组织的参与不仅使得农村治理主体日渐多元,同时也改变了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厘清不同治理主体间的权职关系的基础上实现多方合作共治,是未来中国农村社区能否实现良治目标的重要前提。     

论构建和谐社区背景下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

和谐社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切入点。本文通过总结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实践经验,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现状,指出在现阶段构建和谐社区的背景下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应该是政府推动与社区自治相结合的合作型治理模式。     

论社会治理视角下社区警务的发展路径

在当前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社会治理创新的宏观格局下,谋划我国社区警务的发展进路是现实形势发展的要求。现代社区警务与社会治理理念高度契合。当前我国社区警务建设存在社会治理理念有待加强,社区警务观念有待更新;社区警务机制僵化,基层警员工作积极性不高;信息化建设不平衡,依托信息技术治理存在短板等问题。为此,需要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加强顶层设计,需要以信息化手段提升社区警务的治理技术;需要强化公安机关与社会的密切合作,协同治理,从而提高社区警务工作的整体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