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治理、发生机制与创新策略: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模式创新的个案分析

在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与社区功能日趋丰富的背景下,传统供给模式已不能满足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治理模式是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创新路径,而复合治理强调政府与社会组织在供给过程中形成合作互动关系,在合作互动中实现有效供给。在公共文化服务利益主体多元化、需求多样化、服务功能及主体多元化与制度环境建构等因素作用下,通过组织性质重塑、主体间关系重构、内容与形式重组等自主创新策略的运用,武汉市武昌区南湖街形成了具有复合治理特征的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系统——"南湖模式"。该模式为当前我国城市街区公共文化服务理论创新提供了一种新思路。     

权力视角下的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研究——一个基于演化博弈的分析框架

本文在拓展卢克斯"权力维度"概念的基础上,构建了政治域中的主观博弈模型和不同域之间的演化博弈模型来探讨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路径,并通过分析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路径背后政府与公民及官僚两两博弈,得出权力维度背后公共行政模式演化的一般规律:随着政治域中政府与公民及官僚间内在博弈规则的改变和不同域中共时性关联和历时性关联的演化,政府对公民及官僚权力维度将向纵深化发展。最后,提出了公共行政模式演化规律的几个命题及其对我国行政模式改革与发展的启示。     

基于个体认知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

针对博弈论制度分析在解释制度共时结构及演化路径多样性上的局限,尝试构建基于个体认知演化的制度分析框架。制度作为个体间共同认知的自我维系系统,其均衡和变迁路径受个体认知演化的影响;个体规则遵循和目标驱动的两类局部认知状态将导致个体间共同认知朝不同方向动态调整,从而解释特定时空条件下的制度均衡和制度演化。     

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模式重构

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模式变革是我国著作权立法完善的理性选择。我国著作权侵权行为应比较借鉴各法域立法模式以反思我国现行立法模式的缺陷及成因,进而抽象出＂概括性规定＂,改造现有＂具体性规定＂,批判性地建构概括式和列举式并举的二元立法模式,整合现行民事与行政救济路径下多样化的著作权侵权行为类型,达致著作权侵权行为立法逻辑规则与认知结构、技术功能与制度效应的双向互动和契合。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创新——基于建构秩序与自生秩序结合的视角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带有精神、宗教、民族、美学等方面的意蕴,超越了经济学的话语逻辑。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的自生秩序中,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且行之有效的自主性文化产品供给系统,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演化为当今政府主导型的文化供给模式,这种模式遮蔽了农民主体性价值,存在着供给总量不足与结构性失衡等问题。应结合农村的自发性秩序和国家的建构性秩序,创新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     

亦工亦农语境下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变迁研究——基于法律生产理论的视角

山地民族村落共同体作为有别于城市社区与典型农村社区的共同体形态，以其变迁视角反观“亦工亦农”生计模式，发现家户“亦工亦农”生计偏好不仅受国家制度、国家政策等国家规则的影响，也受族群认同与信仰、交换与互惠等乡土规则的影响，更受理性小农家户生计规则影响。在村落变迁语境下，规则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无意后果使“亦工亦农”嵌入到村落共同体秩序中，形成特定的经济结构和生计模式。当下，村落“软治理”的实践路径依赖是对村落终结普遍诊断的突破，同时意味着少数民族村落共同体内规则再生产和秩序建构正经历规则“硬治理”到复合规则“软治理”的转变。     

自由与秩序：政治文化视角下的中美制宪选择

自由与秩序,是制宪的两种基本制度理想。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之后,选择了"自由至上,兼顾秩序"的制宪理想,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套稳固的国家制度。而中国在革命型政党的领导下首先建立了人民主权国家,然后进行制宪,其制度理想追求的是稳定的秩序。中美制宪理想的选择差异,既受制宪过程中特殊政治环境的影响,更与各自深层次的政治文化思想密不可分。     

论对警察权的操控——从制度规则与行政伦理视角分析

警察权是国家依法赋予警察从事公务活动的公共权力。由于警察工作的特性,警察权不但具有一般公共权力的特性,还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这就是由公安行政工作性质决定的强制性。预防警察权力的滥用问题,一直是公安队伍建设的重要问题。加强制度设计工作,建立一整套的规范体系是预防警察权力滥用的重要途径。人们关于制度设计的理论预设、公共选择理论等可以为我们提供启示。同时加强公安行政伦理建设也是不易忽视的问题。制度规则设计和行政伦理安排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陷入制度崇拜。     

制度三大基础要素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兼论传统文化的学习

制度三大基础要素理论认为,制度中有规制性、规范性、文化认知三大基础要素,它们共同维护着社会秩序,但三大要素的秩序基础、扩散方式、情感反应等不同;不同领域、不同组织的制度,其主导性要素也各异;在利益复杂、竞争激烈的领域或组织,规制性是制度的主导性要素。在公共权力领域,制度的规制性创造了基本秩序,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是重中之重,在这基础上,社会道德才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依法治国是我国根本治国战略,以德治国是这一战略有益和有效的补充。传统文化的学习需要文化自信,也需要文化自觉,以优秀传统文化补强依法治国战略。     

家族治理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前景

影响企业治理形成不同模式的制度环境因素有:市场经济状况、社团的发育程度、法律制度状况、民主的发展程度和文化传统。当前中国的制度环境状况是:市场经济体制不成熟、社团组织不发达、法制建设有待完善、民主发展程度有待加强和厚重的家族文化影响力。中国的制度环境使大多数私营企业选择家族治理模式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而且,中国制度环境的改善不是一蹴而就的,与之相适应,家族治理模式在我国的存在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     

双边公共平台的价值演绎

双边公共平台是指连接生态系统中的至少双边群体,在开放共享的基础上,通过网络效应提供互动机制以实现群体间相互满足的一种公共治理体系。其实质是开放互动的合作战略和平台型治理模式。双边平台的战略优势与优良属性,使得平台能够兼顾公平民主与经济效率、秩序与创新等公共价值,这些价值是由水平的创价模式与路径来实现的。理论演绎双边公共平台的价值及其创造模式,有助于认识双边平台引入到公共治理的必要性,推动公共平台战略和平台型治理。     

社区公共服务中的“吸纳式供给”与“合作式供给”——以社区减灾为例

本文研究多元主体供给社区公共产品的合作形成机制。在社区减灾中,公共服务供给主要有吸纳式供给和合作式供给两种模式。通过对这两种模式的比较分析,本文提出:政府对社会的总体性支配已经向政府、社会公私合作治理转变,不过,多元主体供给公共服务存在不同模式,不同模式的选择取决于行政考核形成的压力环境、事权与财权的匹配度。     

沉默权解读的方法论评价

沉默权规则作为西方法律制度演化、发展的产物 ,是西方法律制度结构性特征的体现 ,它和其社会文化、政治生活中的价值观选择密切相关。法律制度的具体机制、社会价值观等构成了沉默权制度的核心内容。而当前对沉默权制度的解读更多地是在建构论唯理主义的方法论指引下进行的 ,正是这样的思维进路导致了对法律制度文化意义的遮蔽。     

我国土地制度的演化博弈论纲

社会各利益集团追租土地级差收益是我国土地制度演化博弈的起点；由于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缺失，从而导致土地制度演化规则的调整，加上土地制度安排变迁的路径依赖，我国土地制度将采取演化稳定策略。     

关于大学文化演化问题的研究

借鉴生物学演化理论对大学文化的演变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可以将大学文化概括为四种状态,将大学文化发展分为四个阶段。大学文化的演化按其演化动力来源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演化和强制演化两种方式,大学文化的变迁是这两种方式协同作用的结果。在大学里,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营造有利于创新型人才成长的文化环境。     

社会公益合作供给:可能、困境与制度选择

作为特殊类型的公共物品,社会公益的供给不仅具有公共属性,更具有社会属性和价值属性。在社会公益的供给中,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在不同的场域代表着不同的机制和资源禀赋优势,同时各自也具有明显的缺陷,存在着合作的可能性。由于对我国社会公益本身的边界、内涵及价值缺乏广泛的共识,加之实践中我国社会公益供给中的主体关系不清、合作供给机制不顺畅以及制度激励不足、保障不力等,造成我国社会公益合作供给中的诸多困境。从制度建设的角度寻找促进我国社会公益合作供给的路径,应建立和完善包括公益认定制度、公益税收制度、公益促进制度在内的激励制度和公益信息公开制度、公益评估制度、公益监督制度在内的约束制度体系。     

论环境警察制度的价值取向

任何制度的设定都有其基本的价值取向。环境警察制度的价值是包括环境权益、环境秩序、环境安全、环境正义、环境效率在内的有机联系的价值体系。这些价值选择是由环境警察制度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它们是环境警察制度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影响着环境警察制度可能发展的向度与深度。尤其在我国环境警察制度尚未全面建立的现实条件下,研究这些价值及其基本要求,有助于我们将来建立环境警察制度时能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使环境警察制度成为实现这些价值的必要进路之一。     

“平等与效率”之争:简析西方社会分配的三种模式

西方社会在自由选择分配、正义的制度分配以及效率可能性等不同层面上,针对社会分配提出了各自的效率-平等评价模式,即边沁模式、罗尔斯模式和中间模式。通过对三种不同分配模式的比较发现:社会分配方式的选择,不仅受制于经济发展状况,也取决于文化和大众的认同及制度发展的路径。     

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缺失原因初探

理性多元化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客观事实,极大地削弱了依靠强力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使具有不同利益诉求和秉持不同价值观的公民之间以及公民与政府之间达成"理性和解",变得愈发困难,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公共理性精神是实现现代社会整合的基石。中国长时期的封建专制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以及新中国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全能型国家体制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着中国社会公共理性精神的成长。     

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的内在张力与优化策略

政策扩散是公共政策领域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多聚焦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及结果,而对政策引入之后的具体过程关注不够。政策采纳之后进入实施过程是政策扩散的重要阶段,并对其扩散绩效有着直接的影响。当前,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过程呈现出实践层面的推进和创新、制度层面的设计和拓展、理念层面的构建和传播,三者之间既相互影响促进,又存在多方面的矛盾和紧张关系,由此形成的张力,弱化了政策扩散的持续性和绩效。要解决这一问题,需在中国现代公共文化服务政策扩散过程中强化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动力,制定统一有效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制度,引导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理念发挥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