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精准扶贫对民族村落农户生计影响的比较——基于云贵民族村落的调查数据

发展旅游产业是我国新时期民族村落精准扶贫的重要抓手。在旅游精准扶贫背景下,有必要关注民族村落农户的可持续生计问题。文章选取云贵两种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民族村落,对村民进行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在DFID可持续生计框架下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对比分析其旅游精准扶贫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同旅游扶贫模式的村落精准施策不同;不同旅游扶贫模式农户的生计策略选择不同;不同旅游扶贫模式对贫困户的吸纳能力不同。总体上,民族村落农户的生计资本仍然有限,旅游参与型农户的生计资本相对较好,在精准帮扶影响下,除社会资本外,传统务农型农户多种生计资本欠缺。据此提出了其生计资本的提升对策。     

基层党组织引领：一种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构建路径

老旧社区受历史因素和网格化改革的双重影响，存在居民群体利益分化、社区资源缺乏整合、碎片化治理等问题，加剧了老旧社区改造和改革难度。在“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目标下，如何重塑社区关系纽带，寻找“中间人”引领是社区治理改革的核心。广州市番奥社区老旧社区党建引领治理改革模式，从社区居民关系和社区资源整合两方面入手，成功以大党委模式推动老旧社区治理改革，为老旧社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了有效路径。结合“番奥模式”治理经验，将基层党组织嵌入社区引领社区关系重塑、社区机构合作以及社区资源整合，是构建老旧社区治理共同体的有效路径。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及中国方案

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博弈的复杂性、长期性将不断加剧，呈现出单边化、差异化和碎片化等发展趋向。国家主权双重性的促动、国家利益需要的塑造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影响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全球数字治理规则的发展趋向。中国需要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治理方案，在国内层面加强数字法治建设，为深度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供有力支撑，在国际层面积极倡导“命运共同体”理念，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包容性全球数字治理秩序。     

城乡结合部转型社区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重构

社区公共性既是转型社区治理的价值追求,也是社区治理的秩序基础。转型社区的快速结构性变迁使传统的社区共同体维系机制发生断裂,带来了集体意识的失落和共同体认同的下降,各种矛盾冲突加剧,社区出现异质化、碎片化的公共性困境,影响了转型社区的良性运行。通过围绕公共性生长所需要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和内生动力体系的构建,强化制度供给、发展社区自组织、培育社会资本、塑造公共精神等多个维度重构社区公共性,成为转型社区善治达成的可行路径。     

内发型发展视角下农村“空心化”治理研究——基于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

内发型发展是致力于探寻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模式，其理论与农村“空心化”治理存在适契性。通过对皖南B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其存在人口流失、文化式微和村落共同体衰微等“空心化”现象。B村“空心化”问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真实性。B村“空心化”的深层根源主要是城乡缺乏互助协同、政府缺乏指导规划、村庄缺乏本土特色以及农民缺乏自主发展等。受内发型发展理论的启示，笔者主张，应对农村“空心化”需从城乡融合发展、国家与社会互动、确立农民主体地位和培育村庄精英等方面着手。     

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研究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提升应急管理的韧性愈发成为不可忽视的方向和路径。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社区应对风险的治理模式与手段创新成为国家治理与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韧性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核心就是要有效应对各种复合风险的冲击,减少发展过程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围绕高质量发展导向下社区应急管理中韧性治理策略选择的有效性研究,揭示了传统风险治理的刚性规制的惯性和信任机制的式微,利益固化的藩篱使社区风险应对“各自为战”“顾此失彼”等体制层面“治理碎片化”的挑战。探寻如何有效应对社区复杂多变的各类复合型风险,提出了高质量推进发展与安全同构的基层治理现代化,应保持应急与常态秩序协调转换与内核稳定,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风险治理共同体,为新时代提升社区抗逆力、应对系统性、复合型风险能力,推进社区韧性治理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路径。     

空间再造视野下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对M村的调查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进程中，村落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方面。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不仅仅是要解决物化成果的产出和物理空间的美化，更需要塑造乡村治理之魂，建设能够承载乡愁，实现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憧憬美好未来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本文运用当代社会学空间理论，从空间再造的角度解析乡村治理中诸因素的整合，以及乡村社会关系调整的理论逻辑。从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生计空间四个维度出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直面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困境和问题，并通过考察一个典型村落——M村通过人居环境整治、社会关系调节、文化产业振兴和生计模式重塑等方面的治道变革，进而实现华丽蜕变的经验，检视了空间再造理论的适应性，也可为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社区发展与治理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     

精英吸纳、融入性协同治理与乡村治理共同体建构

面对现代社会风险与复杂性叠加的情况，乡村治理模式由精英治理到多元共治再到治理共同体演进，以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对抗碎片化、个体化、多元化的挑战。鉴于乡村精英流失、具备资源汲取及整合能力的权威性力量衰弱，国家通过政策、项目、制度、组织、文化（荣誉、情感）等多元方式吸纳被冠以“新乡贤”的新时代复合型精英回归，将促进其融入乡村发展与治理作为实现共同富裕和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乡贤作为重要治理主体与关键行动者，通过公共参与和协同治理、文明传承与人文教化、道德垂范与共享价值体系重塑、共同体意识培育与公共性再生等机制，促进了乡村参与共同体、精神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建设共同体等不同形式共同体的重塑，在治理共同体建构中发挥了重要的“链条”作用。治理共同体建设须遵循系统性、协同性原则，围绕“结构—行动—意识”三个维度，将多元主体激励与协同、组织合作机制建构、公共性培育作为重点。     

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路径选择——兼论乡村振兴战略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

村落政治权力是村落政治的核心。如何整合村落政治权力成为影响村落政治发展或变迁的核心要素。通常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存在两种维度,即国家政权建设维度和村落内生秩序维度,而实现两种维度的衔接则是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及实现村落善治的理想路径。同时,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呼唤乡村(村落)政治权力整合的新路径。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对村落政治权力的整合出现一些新的要求或特点。比如,强化乡镇党委在"乡‘政’村‘治’"中的影响力;发挥党支部在村治过程中的执行力和决策力;加强对村治机构负责人思想政治的考核与审查;充分发挥村民在村治过程中的监督作用,等等。而"三治融合"模式的提出和实践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加强村落政治权力整合提出了新的路径。     

善治视角下城市边缘社区“三治融合”的挑战与优化——基于武汉公租房社区治理实践的考察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促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是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提升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路径。考察Q、M、L三个公租房社区的治理实践发现,以公租房社区为代表的城市边缘社区处于城市边缘劣势地带、治理资源贫乏,具有产权关联弱、异质性强和行政性强的特点,导致社区三治融合面临治理主体积极性缺乏、治理方式融合性有限和治理规范衔接性不足的挑战,制约了城市社区善治的水平。基于城市边缘社区“宜居”与“安居”的善治需求,在党建引领的“强国家—强社会”的分析框架下,三治融合实现社区善治是一个“渐进均衡”的善治改进过程,得益于优化自治、法治、德治的组合力度和方式提升三治“指数”。从治理的主体、效能、秩序三个方面,优化三治融合的参与主体激励机制、三治功能提升机制、治理规范衔接机制,已经成为城市边缘社区因应治理挑战,提高善治水平的关键途径。     

“娘子军”是如何炼成的？——论城市女性社区工作者的身份形塑机制

中国社区治理具有浓重的女性主义底色。经历史回溯和田野调查可发现，由女性“唱主角”的社区工作者是由传统与现代，国家、社区与市场多股“力场”互相叠加、彼此强化而成的时代“协奏曲”。国家的话语合法化和组织合法化扮演了“总设计师”的角色，市场改革大潮下女性劳动力就业转移、新兴职业形态勃发和家庭结构变迁“三部曲”充当了“催化剂”角色，社区公共事务的行政性、服务性和自治性等综合体功能则承担了“孵化器”角色，最终铸就了一支活跃于基层社会治理场域中的“娘子军”。     

国家与乡村社会揉合下的宗族:一种历史的反思

本文从历史的维度对宗族的建构及现代变迁进行分析,指出中国宗族的生成、发展及现代的变迁,都受国家力量的影响,但同时宗族又是小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农民对互助协济和村庄秩序需求自我满足的村落共同体。借助对宗族组织的反思,有助于我们从传统的组织形式中发育出适应现代化进程的新型农民组织。     

“红色物业”嵌入村改居社区治理的运行机制与治理效能——基于武汉市J街道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

村改居社区的过渡性与复杂性要求治理视角的实践性与适宜性，推动物业治理嵌入社区治理，实现治理模式的创新，进而提升治理效能。既有稳定的“制度性视角”和发展的“市民化视角”指向的治理模式无法突破主体互动不足和权责分工不清的壁垒。引入实践的“嵌入式视角”，提出“国家、农民与市场的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基于J街道红色物业治理实践的考察，研究发现：村改居社区物业治理一体化模式形塑基层党组织统筹的多元主体嵌入与资源共治的物业治理格局，发挥党建引领与组织再造的协商机制、动员治理与事务治理的规范机制和责权分配与资源整合的激励机制。红色物业真正提升村改居社区治理效能，突破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参与”困境、“悬浮化”困境、“市场失灵”困境和“整合”困境，对构建中国特色村改居社区治理理论提供重要的路径思考。     

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在村治中的契合性作用——以广西LH瑶族乡的白裤瑶村落为例

在少数民族村落,由于传统民族文化记忆的延续,承担民族文化传承责任的传统民族精英对村落社会政治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而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制度精英也以其法定地位实施对村庄的制度化治理。以广西一个白裤瑶村落为例,考察传统民族精英与制度精英如何在民族文化的共同记忆和身份认同中发挥契合性村庄治理效应。     

共同民主治理:互联网社区治理分析——以新浪微博社区为例

新浪微博社区治理作为一种新的互联网社区治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司治理或政府治理,是一种混合型的"共同民主治理"。这种模式由"政府—企业—网民"三种力量联合构成,不同的治理机构各司其职、共同合作。其中,社区委员会主要负责维护社区基本秩序,实施社区治理;同时,国家机构参与监管,打击网络违法行为,公司也进行监督,保障微博正常运作;重要的是,每一个网民也实施自我约束和自律,由此创造出一种自治型的互联网社区。"共同民主治理"改变了以往传统的互联网治理模式,发挥了多种力量的共同参与作用,也逐步培育了理性与协商精神,最终促成微博社区共同体的形成。     

民族村寨现代经济转型的研究——以安中村纳西族区域为例

从20世纪初到现在安中村经历了各种不同生计模式的历史变迁过程,现总体上实现了原来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类型转变,虽然第一产业受到多方面影响并没有完全实现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的彻底转型,但在民族村寨的经济转型中,我们明显感觉到产业结构内部的相互依附与互动,并深受产业链上下游的影响,最终实现各产业内部及之间的融合。     

城市社区软法之治——以上海市Y居民区《住户守则》为例

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一环。城市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层单元,其运作有一套完整的规则体系,既包括国家立法机关制定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硬法,也包括在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发挥柔性约束作用的软法。作为社会治理基础性规范的城市社区软法,其价值定位在国家层面体现为发展民主政治,在社会层面体现为整合社会秩序,在个人层面体现为调解居民纠纷。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发育基础为公民公共精神崛起,社会基础为法治社会建设,效力基础为集体认同建构,三者的共同作用保证了软法的创制、实施和运行。城市社区软法之治借助法律吸纳、组织嵌入和宣传内化等嵌入机制,实现其效力发挥与教育内化的目的。厘清城市社区软法之治的价值定位、作用基础与嵌入机制,对于解决当前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确立社区治理的方向与目标、实现城市社区善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社会资本视角下新型农村社区治理秩序困境与能力创新

新世纪以来,由城镇化引发的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对于农村社区治理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传统农村基层治理在向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秩序转型过程中陷入失序危机,呈现出社区治理机制封闭化、治理角色重叠化以及治理身份复杂化等多重治理挑战。从社会资本视角审视,差序格局瓦解引发社会关系网络错乱,人口异质化引致社会信任普遍衰退,个体行为规范变更导致社会规范体系断裂,这些都是造成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失序的重要因素。融合型秩序是新型农村社区治理能力提升的关键内容,国家需要以重构社会信任关系、复建社会共识性规范以及修缮社会关系网络为主线,达成新型农村社区融合型治理。     

共同体权威视角下的村庄解体与整合

村庄解体是共同体权威基础的解构而造成村庄规则与秩序的散失。缺乏权威基础的村庄权力主体必然得不到成员多数的长久合法性认同,这种权力体系下构建的村庄规则与秩序也将是形同虚设,村庄共同体不可避免地会面临解体的威胁。村庄的重新整合需要的是重构与共同体利益相关联的权威基础,也只有这样村庄才能够被整合成一个有秩序的共同体,从而降低国家在村庄治理过程中的成本,提高所投入资源的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