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司法思想

王符作为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思想家十分关注现实问题,也非常关注政治法律问题,对司法问题进行了全面思考。他从＂天人合策＂的角度论证了司法的形而上根据＂天道＂,认为用司法手段对犯罪的惩治不仅是恢复受损的人间秩序,同时也是恢复受损的自然秩序。他认为,司法的作用在于除暴安良、＂劝善消恶＂,司法的最高目标在于＂致太平＂。虽然他认为治乱世可用重刑,但仍将司法定位于辅助德化,即所谓＂尊德礼而卑刑罚＂。他认为,司法官员应当具有谨慎、正直、清廉的品质,做到＂平赏罚而无阿私＂,追求＂政平讼治＂的境界,通过司法公正树立司法权威、促成社会和谐。     

论金融诈骗犯罪中的犯罪目的

金融在现代经济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金融风险也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八种金融诈骗犯罪中,法律仅对集资诈骗与贷款诈骗罪的犯罪目的作了明确规定。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应该是所有金融诈骗犯罪都应具有的犯罪目的。金融诈骗犯罪属于直接目的犯,而"非法占有"的目的不属于主观超过要素。结合理论与司法实践,对金融诈骗罪的主观方面应当予以统一规定。     

日本近期预防有组织犯罪立法及其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才开始积极打击有组织犯罪并出台《暴力团对策法》等专门立法。日本的暴力团始终是有组织犯罪之首,暴力团的犯罪活动从通过传统犯罪手段发展为涉足建筑、不动产等＂健康＂领域。相关专门立法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并不统一。日本对有组织犯罪的打击手段以普通司法手段为主并非常谨慎地运用窃听手段等;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手段在于切断有组织犯罪的人、财、物之间的联系。应当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理解与认定

设立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是维护现代金融活动之诚信原则和信用机制的迫切需要,也是惩治金融欺诈违法犯罪活动,整顿和规范金融市场秩序的现实需要。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和信用,其犯罪对象包括直接对象和间接对象,而且其间接对象的外延非常广泛。在犯罪客观方面,该罪表现为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等四种情形。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司法实践中,要注意区分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与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等金融诈骗罪的界限,准确理解罪状中＂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内涵于外延,及其在本罪构成中的地位与意义。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论海峡两岸逃犯移交中的“政治犯罪”

＂政治犯罪不引渡＂是国际引渡的重要原则,但由于＂政治犯罪＂概念本身难以界定等原因,导致该原则的适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当今国际司法协助中,政治犯罪不引渡不断受到限制,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例外＂,甚至已经有取消的理论主张和实践。在海峡两岸的区际刑事司法互助中,具体而言就是在逃犯移交---＂刑事犯和刑事嫌疑犯＂的遣返中,同样面临着是否适用＂政治犯罪不移交＂的问题。作为区际刑事司法互助,海峡两岸应当摒弃政治犯罪不移交原则。     

受贿罪中贿赂范围的界定——基于若干特殊“贿赂”的分析

在受贿现象日益滋生、愈演愈烈,受贿犯罪手段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各类新型受贿案件对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提出了挑战。为了应对这一严峻形势,＂财产性利益说＂是可取的,贿赂包括财物和财产性利益。不动产、无形财产、权利文书、证件、人体器官、伪劣商品、违禁品、商业机会这些特殊＂贿赂＂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受贿罪的对象。贿赂的外延需要扩大,相应地,应当拓宽受贿罪的处罚界限,构建新的受贿犯罪体系。     

谈贷款诈骗罪的构成

贷款诈骗罪是严重扰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司法工作人员在实践中对贷款诈骗罪与非罪的认定和处理常有困惑 ,从而影响对此类犯罪的惩处 ,因此 ,应正确认识贷款诈骗罪与借贷纠纷的区别以及贷款诈骗与票据诈骗的区别     

浅议恢复性司法

恢复性司法所提倡的恢复性正义是对传统的报应性的司法矫正,强调的是恢复犯罪所造成的损害以及预防、控制犯罪,倡导＂无害的正义＂。探讨这一问题,有必要从恢复性司法的性质、法理基础、文化基础以及功能等角度认识了解恢复性司法的内在机理、外部环境和重要作用。     

论犯罪既遂客观要素充足说标准的确立

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法益损害说、犯罪既遂形式和实质双重标准说及类型化犯罪既遂标准说都有其存在的诸多弊端,有的理论基础不科学,有的不能涵盖刑法中所有的犯罪既遂类型,通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及其改造说存在违背犯罪构成理论及循环论证等无法克服的弊病,在犯罪既遂未遂评价标准中,犯罪客体、主体及主观方面不是既遂未遂相区别必要条件,对于犯罪既遂的标准,应当确立＂客观要素充足说＂的新标准,并建立立法规范和司法判断的双轨评价机制。     

贷款欺诈犯罪的法律适用探微

采用欺骗手段取得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涉及我国刑法中贷款诈骗罪或骗取贷款罪的适用,认定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目的应以对客观欺诈行为的考察为依据,单位应纳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范围,司法解释应对骗取贷款罪的具体适用标准予以明确,未来贷款欺诈犯罪可采用行为犯的立法模式以实现刑法的价值目标。     

保理欺诈犯罪的样态分析

根据是否以非法占有目的为要件，保理中的欺诈犯罪行为可以分为狭义保理欺诈和保理诈骗两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狭义保理欺诈应当认定为《刑法修正案（六）》第十条所规定之罪。根据非法占有目的产生时间的不同，保理诈骗应当分别认定为普通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     

"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之解读

“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所新增加的犯罪。根据立法规定和罪名确定的基本原则,其宜称为“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强迫组织残疾人、儿童进行乞讨的行为,严重侵犯了残疾人、儿童的人身权利。实践中,应当厘清它与违反治安处罚法的一般违法乞讨行为、拐骗儿童罪、故意伤害罪等的界限。     

"被害人自愿"与诈骗罪认定

行为人通过实施欺诈手段取得财产的行为不一定构成诈骗犯罪。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和其他侵犯财产罪中实施的欺诈手段的根本区别是 :诈骗犯罪中的欺诈手段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 ,其基于意志自由“自愿交付”财产。区分诈骗罪与盗窃、抢夺、抢劫、敲诈勒索等其他以实施欺诈手段侵犯财产的犯罪 ,必须从被害人在受到欺诈时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个方面来进行。     

骗用贷款罪的解构性思考

《刑法修正案(六)》生效后,我国在贷款类犯罪中增设了骗用贷款罪。该罪弥补了贷款类犯罪的漏洞,也显现出高利转贷罪的多余。骗用贷款罪和贷款诈骗罪可以很好地规范贷款行为。高利转贷罪、骗用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在获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时都是使用的非法手段,那么合法取得贷款后,非法使用的,也应该根据行为人的客观行为进行定罪。     

论合同诈骗罪之"非法占有目的"的产生时间

“非法占有目的”产生的时间在刑法界越来越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是在界定合同诈骗案件当中此罪与彼罪、罪与非罪显得非常重要。“非法占有目的”在合同诈骗罪中只能产生于财物所有人交付(处分)财物之前,在合同诈骗案中不存在所谓的“事后故意”。     

诈骗犯罪对策研究——以100个案例的实证分析为视角

犯罪对策的研究重点应当从犯罪原因向犯罪场转移。诈骗犯罪是典型的交易被害型犯罪，其加害人与被害人情况、犯罪互动关系以及社会控制机制是我们探讨该类犯罪预防对策的出发点。     

商业承兑汇票诈骗犯罪及对策探析

企业和银行相勾结,把真实的商业承兑汇票、伪造的贸易背景材料和银行的虚假贴现相结合,办理转贴现、再贴现骗取银行资金,名义是“融资”,实际是票据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应理顺公、检、法机关的纵向联动机制,建立银行、企业、工商等部门的横向协作机制,在始终坚持打击票据诈骗犯罪的同时,为各类市场经济主体提供防范指导、信息咨询和法律帮助等方面的服务,在防控、打击票据犯罪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传销犯罪的法律适用——兼论组织、领导传销罪与非法经营罪、诈骗罪的界限

《刑法修正案（七）》设置了组织、领导传销罪，但关于传铕定性的《批复》仍未失效；为履行入世承诺，避免国际贸易摩擦，对传销不能一概视为犯罪。“传销”含义随国家政策不断变化，需准确界定其范围才能正确适用法律。传销犯罪不能认定为诈骗，其法律适用应为“双轨制”模式：“团队计酬”仍属非法经营罪，而“拉人头”、“收取入门费”则应定为组织、领导传销罪。“双轨制”从立法理由看，具有应然性；从刑法解释看，具有实然性。     

试论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趋势及对策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从侦查的角度看合同诈骗犯罪的特点主要有:一是在犯罪行为发生时与其他多种犯罪行为存在着牵连性,二是在案件的定性过程中具有可变性,三是在认定案件性质时与合同纠纷难以区别。近年,合同诈骗犯罪呈现新的犯罪趋势,如发案数居高不下,涉案金额稳中有降,流窜作案、团伙作案日益突出等。应加大打击力度,完善各项预防措施,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协作,形成一个打击合同诈骗犯罪的合力,建立一支高素质、战斗力强的经侦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