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枫桥经验”是枫桥的干部群众鉴于社会治安形势的发展，提出的一些原创性的朴素的预防犯罪的观点和方法。国内一批专家学者多次实地考察、调研，以不同的视角阐述了其预防犯罪、维护治安的理论观点，逐渐形成了一个预防犯罪学学派，称枫桥学派。“枫桥经验”蕴含着的理念主要有：调解矛盾纠纷，消除犯罪诱因；强根固本，夯实长治久安基石；社区警务建设与社会安全阀的建立；民主与法治建设，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主体等。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涉农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新时期农村纠纷纷繁复杂，除传统纠纷外，又出现了一些新型的纠纷。其处置妥当与否直接关系农村治安稳定。应正确认识现代农村纠纷调解制度，树立调解“合意”理念。新形势下应构建农村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农村纠纷调解制度化建设和执政环境建设，以有效解决涉农纠纷，成为新农村建设条件下保持农村治安稳定的必需。     

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县域维稳工作——以江西省分宜县为例

通过实地调研，分宜的社会稳定特征是：刑事发案总体是“三级跳”的上升态势，信访形势总体平稳，边际纠纷隐忧难消。在金融危机下，会出现以下四个效应：经济受冲击的“多米诺效应”、农民工返乡的“行波效应”、治安问题的“洼地效应”和群体性纠纷中的“羊群效应”。为此，要推进地方新政，发展工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加大民生投入，强化维稳工作措施。     

商事关系内容的建构简

商事关系是由至少一方是具有商人资格的商主体参与的法律关系，其目的是规范并促进商人的商事交易。商人的特性决定了商事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关系，而非权利；其内容应以义务和责任为主来建构，而非普通民事关系那样以权利为核心。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以关系论和义务、责任来建构商事关系，有利于塑造负责任的商主体，促进社会关系的和谐。     

社区治安供给模式及优化策略探析

社区治安供给应当是一种有效供给。作为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社区治安供给应当遵循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供需均衡原则，按照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来供给。经济学视阁下社区治安供给包括政府供给、市场供给、产前契约供给、志愿供给、社区自治供给等。社区治安供给主体是多元的，但就单独而言，其效用又都是有限的。因此社区治安供给需要优化。其策略有：发挥政府供给主导作用，引入竞争机制；确立市场供给合法规则，与政府供给互补；依托社区成员主体角色，倡导产前契约供给；加强社区文化培育，大力发展志愿供给；努力发展市民社会，提升社区自治供给能力。     

孝感市认真贯彻落实省委12号文件精神

2007年以来．宜城市按照“主体不变、优势互补、工作联动、形成合力”的原则，认真扎实地开展三级综治联动中心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通过两年努力，我市已把综治联动中心打造成平安创建的“指导中心”、社情民意的“收集中心”、矛盾纠纷的“调处中心”、治安防范的“协调中心”、便民利民的“服务中心”，     

商事信用的伦理规制

商事信用是商事伦理制度下的产物,是对商事主体履约能力的一种社会评价。但当前我国的商事信用缺失已经严重影响到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本文认为在运用法律手段调节、规制商事信用的同时,还应该运用伦理的手段规制商事信用。     

自贸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律师调解制度

基于自贸区纠纷区别于其他纠纷的特点,现有的诉讼与仲裁机制不足以应对其纠纷解决需求,以商事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索成为必然。律师参与自贸区纠纷的调解,不但有关联的制度基础,也有其他非法律专业调解主体所不具备的法律优势。经各地先行实践探索,自贸区纠纷中的律师调解制度已经具备了可行性;其进一步的制度设计为:诉讼与非诉讼的衔接机制、律师调解队伍的建设和任职制度以及配套的多项保障制度等。     

利益和谐视角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研究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方针政策下,完善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对推动和谐社会、实现依法治国有巨大意义。其中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基本标志,也是农村纠纷化解机制的制度目标。但是现实中农民由于在社会利益博弈中的弱势地位而导致农村社会矛盾冲突加剧,造成我国农村纠纷化解机制运行困难。建立我国农村纠纷化解三维立体模式,强化我国的农村纠纷化解的制度体系、加强各个主体间互动,为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和谐社会提出建议。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城镇治安

正确区分、认识和掌握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治安不同的特点,是做好当前城镇治安工作的前提和基础。从城镇治安“防控力”与“破坏力”、基本特点、主体职能任务、治安行政管理、公众参与动力及方式、群防群治力量、警民关系与警察形象等方面的分析、比较,可以了解计划经济条件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城镇治安的差异。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改应当重建治安行政裁决制度

治安行政裁决作为一种重要的行政行为和纠纷解决机制,是在1986年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确立的制度。由于受到对权力分工原则的误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的不完善和公安机关畏惧作被告的心理等因素影响,治安行政裁决制度长期以来被虚置,直至最终被废除。废除治安行政裁决制度不利于治安管理领域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应当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中重新确立行政裁决纠纷解决机制,并对相关制度予以完善。     

治安主体多元化:一种构建治安治理体系的逻辑

治安主体多元化是市场经济下社会结构多层级化的表现。治安治理体系构建要在公安机关为主导的制度框架内,通过凝练治安主体价值共识、构建协同型的责任主体和多维合作的治理机制,形成多元主体良性发展,实现社会治理、社会自我调节、公民自治良性互动。     

略论商事主体法定原则

商事主体法定是指商事主体类型、资格和程序均须明确规定，符合规定的主体得以实施以商人身份进行交易行为的市场准入制度。现代各国一般都制定有大量的强行性法规对商事主体资格予以严格控制，形成了商事主体严格法定原则。它主要包括商事主体的类型法定、内容法定和公示法定三个方面。     

浅析商事责任独立性与我国商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商事责任制度在商法体系里占据着不可缺少的地位。首先它要以其救济措施来衡平各个商事主体之间的利益，构筑各个主体之间共有的利益；其次它要确定相关商事主体的法律责任，从而来对商事经营活动进行监督和管理，以确保商事交易的安全且有序的进展，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其在商事经营和管理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然而目前学界对于商事责任的研究还存在诸多分歧，我国法律对商事责任的规定也存在诸多不足。     

未来乡村建设中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机制研究

与传统村庄样态相比，未来乡村不仅主体更加多元，而且尤其强调主体间的合作与包容。这对乡村公共精神的重塑提出迫切要求。浙江省诸暨市枫江村从“信访大村”到未来乡村的发展过程中，乡村公共精神重塑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党建统领，坚持党员带头、价值支撑和愿景引领；二是制度保障，加强村干部监管制度建设，同时建立完善村民权益保护制度；三是空间孕育，建好用好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四是市场促发，引入市场机制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让村民共享村庄发展的成果。     

商事信托制度的现代发展

商事信托制度发端于英美法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一制度以资产为核心,以信用为基础,是以权利主体和利益主体相分离为特点的现代财产管理制度,具有破产隔离功能、规避税负功能、制度设计灵活、信义义务标准更为宽松等优势。随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商事信托制度在大陆法系国家也得到了较快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事信托制度无论在立法规则还是市场角色方面,都还存在着较大差距。     

论商事主体体系的构筑

商事主体法定是各国普遍采取的做法 ,我国现行法律并未对此做出规定。在现代市场经济中 ,绝大多数主体以企业的型态出现 ,传统商法理论所构建的商事主体体系 ,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作用已不大。我国对商事主体体系的构筑 ,应以“资合”为目标模式 ,同时结合我国国情 ,将企业类型分为公司、独资企业、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此外 ,也应承认具备了一定条件的个体工商户的商事主体地位。     

多元化治安主体构建的理论与思考

治安主体以维护治安秩序为最主要、最基本的目标,治安主体是治安秩序的控制力量和维护治安秩序的力量。在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的进程中,治安主体多元化建设势在必行。治安主体多元化的建构应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公安群众工作路线理论和金钱衡量理论等警务工作理论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防控主体建设中的主导地位,加强对社会治安主体的培育和引导,注重创新多样化的社会治安主体运作形式,加强对社会治安主体扶持与支持的制度建设。     

基于绩效的行政问责长效机制：国外经验及中国的路径选择

本文结合国内现状和国际经验，从文化和制度两个层面，探讨了如何建立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使“问责风暴”走向“问责常态”。具体包括：倡导新型官场文化，强化行政主体责任意识；培育完善公民社会，增强公众问责意识；明确职责划分，严格权责对等；健全法律法规，实现“制度问责”；强化监督机制，加强监督力度；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问责机制等。     

公安工作服务于旅游秩序的困境与对策--以凤凰旅游业为视角

近十年来凤凰县旅游业发展迅速，凤凰公安机关在维护旅游秩序方面总结了一定成功经验，如成立“大沱江”巡防格局，全面提升古城辖区防控能力；推进“大走访”开门评警，切实解决群众关注热点问题等等。但是不可否认，公安机关在服务旅游方面也还存在着许多困境。建议采取如下对策：一是深化利益纠纷排查与预防；二是及时查处和打击违法犯罪；三是加大重点性地区治安保障；四是构建游客监督和应急机制；五是全面提高人员和装备水平，以高超的能力和素质迎接各种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