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块整合、权责配置与清单化管理模式创新

全面推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是我国建设法治政府、廉洁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重要举措。基于政府内部的组织与结构差异，从条块整合的视角剖析政府权责配置的内在逻辑和演变机制。“块块”管理维度强调权责配置中的放管结合，追求活力与秩序的平衡；“条条”管理维度聚焦权责配置中的分工协作，旨在减少因边界模糊和职责交叉重叠而带来的管理成本。在实践中，通过条块整合，形成了“以块统条”“以条带块”“条块共推”等三种模式，共同推动权责清单制度改革，从而实现协同治理。面向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应从需求导向、标准化建设、合法性审核、执行评估和动态调整等环节，对权责清单制度的实施路径进行优化完善。     

协同治理:“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软着陆”的实现理路

乡镇基层政权治理结构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实现国家与乡村社会良性互动的逻辑基点。我国税费制度改革后,基层政权"悬浮"问题凸显,表现为"事权"与"财权"严重失衡下的权责倒挂、基层自治空间被"瘦身"下的治理合法性内卷化、治理资源配置"失调"下乡镇可持续治理动力不足等。协同治理对于推进"悬浮"化乡镇基层政权"着陆"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应通过厘清乡镇政权运作逻辑、健全地方公共财政体系、优化乡村治理结构等协同治理实践来实现"悬浮"化基层政权的"软着陆"。     

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视角转换与分析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的行政体制改革以政府职能和政府职责体系为核心关注点。转变政府职能旨在持续优化政府与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关注如何有效释放市场活力，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关注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政府在协调市场与社会关系中作用的改革关注如何协调市场与社会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公平。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旨在基于绩效导向明确政府系统内部各层级和部门的权责分配，包括以打破职责同构为重心的纵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以加强部门协作为重心的政府职能部门关系改革、以促进府际协同为重心的横向政府间关系改革。从转变政府职能到优化政府职责体系的视角转换体现了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化趋势，二者共同目标指向提升政府治理效能以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行政体制改革作用于政府绩效改进的过程也是绩效观重塑的过程，因此，为了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政府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绩效观。     

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及其方式优化

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要把媒体优势与基层社会治理的需求结合起来,补齐治理短板,提供强力支撑,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媒体在服务基层社会治理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主流价值观念的导向作用发挥不足,对基层受众的协调动员能力不足,在基层社会中的公信力不足。优化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方式,要坚持党管媒体,把党性原则贯穿于服务基层社会治理全过程;加强正向引导,用先进文化占领基层社会治理舆论阵地;创新话语体系,提升媒体服务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力;注重社会服务,以高水平的媒体服务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治理重心下移视野中街道办事处的转型及其路径

街道办事处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础,其功能定位、职责划分、运行过程应该与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和国家治理的目标相适应。当前,同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相比,同夯实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础的要求相比,街道办事处的运行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的问题,主要表现为:职责定位不清晰,条块关系复杂、条块矛盾突出,工作负担重、治理能力有待提升,上级政府召开的会议多、检查考核多、文件多、做实际工作的时间少。进一步推进街道办事处改革的基本思路是:破除两类障碍,加强制度供给,理顺两对关系,聚集高素质人才队伍。     

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的形式主义治理路径研究

形式主义是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治理的复杂社会政治现象,具有多方面的生成诱因和表现形态。在现代复杂性社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政治运动式”“被动应付式”“单一施策式”等解决思路和治理对策对形式主义治理显得捉襟见肘。新形势下,要按照中央要求和部署,通过持之以恒深化治理改革、优化治理结构的角度去寻找解决良策。协同治理理论与解决当前形式主义问题在理念、举措、机制和效果诸多方面具有契合之处,有助于识别形式主义现象与本质,挤压理论泡沫,提升治理效能,实现标本兼治。在协同治理理论视阈下,应通过完善顶层设计、强化观念培育、推动结构耦合、注重科技支撑、加强效果集成等方面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实现形式主义治理的治理主体协同、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举措协同、信息数据协同和治理效能协同,切实提高形式主义治理效能。     

以网格化多元治理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重心下移、聚力聚焦,增强党建工作在基层治理中的带动力.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变替民做主为由民做主,解决法律管不上、道德管不住的问题.用身边人讲身边事,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以德育人、以文化人.     

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及其建构

社区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单元,社区的应急管理能力是基层治理的重要议题,提升基层应对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治理能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需要搭建广泛协同的治理平台、形成即时共享的互动关系、遵循集中统一的领导模式,以社区为核心,建构社区与政府、医疗机构、社会力量、居民以及社区之间的多元协同网络治理体系。通过信息网络、决策网络、服务网络的顺序,将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依据信息网络双向互联、决策网络自上而下、服务网络两两互连末端指向的动力机制与网络间的结构关系,最终形成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社区公共卫生应急协同网络体系的建构将"中国之治"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公共卫生的治理优势,回应了我国城市社会治理体系中权力与责任下放、基层治理重心下移及资源与服务下沉的总体趋势,推动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进程。     

法政时代的整体治理——有效协调府际关系的正道

中国府际争议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日益凸显，诸多掣肘事件抵冲了政府间协作并影响合力的发挥，造成了非逆转性内耗并导致国家整体利益受损，府际关系亟需法政视野下的理性协调。立足于法治精神的整体治理是化解冲突的良策，着眼于塑造整体政府形象，整合共同目标以促进府际协同，鼓励地方政府不断的竞合以整饬力量，优化资源配置以有效服务民众。整体治理基于公平正义的宪政视野，重建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统合各方力量将府际争议化解于萌芽状态中，从而构建各级政府动态协作机制；力求将非政府组织纳入治理主体从而实现多中心的和谐共治，是众望所归的整合资源及弥合府际争议的坦途，最终实现问题目标取向的整体协同服务民众。     

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实践进路

城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执行者角色。提升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和水平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需要持续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城市公共行政能力,深化行政治理;把握规划修编机遇,树立统筹协调思维,加强公共空间治理;推动基层治理改革,实现城市治理重心下移,强化社区治理;抓住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良机,利用现代科技,完善智慧治理。     

新时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研究

新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任务之一是完善城市社区治理能力,由此需厘清社区党建、基层政府深化改革和社会治理三个政策领域的关系,梳理典型建设成果,校准前进方向。其中,党建领域保证政治引领和组织力建设;政府治理须梳理政社关系,提升治理效能;社会领域依法有序协商、激发社会内源活力。党政社三领域深化改革、推陈出新,才能完善党建引领、政社协同、百花齐放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伟业。     

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的三维透视

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是乡村振兴的保障。而数字技术与治理的结合，能够为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促进乡村善治提供强大驱动力。具体而言，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具有数据整合、联动协作、敏捷便利、全景敞视等四方面优势。对实现“乡村治理有效”而言，诸优势内蕴实现乡村治理资源的供需衔接、实现乡村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实现乡村治理方式的简约复归三重作用机理，从而促进国家治理的一般知识与乡村地方实践知识的协调，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存在的行政替代自治、技术异化等问题，实现数字助推治理有效，必须从技术适配、机制保障、理念驱动等三个路径整体推进数字技术在治理中的运用，才能发挥数字化在乡村治理中的正向效用，实现中国式治理现代化。     

党建引领乡村治理的多元联动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础,基层党建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基层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实现乡村治理各参与主体产生高效联动的治理合力,从而有效促进乡村治理的高水平发展。党建多元联动作用包括以“上下联通”实现多元主体良性互动,以“内外联动”实现内生动力与外在保障双向驱动,以“左右协同”实现动员参与与资源联享协同共治,以“纵横交融”实现横向协作与纵向贯通立体建构。目前,党建发挥多元联动作用面临党组织协调联动治理的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治理的活跃程度不高,党组织与其他治理主体联结不顺畅,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需要健全党建引领的共建共治共享体系以提升联动治理能力,构建和谐融洽的党群联系以培育多元治理力量,畅通协商民主的联络渠道以提升互通治理效能,完善系统高效的协同治理机制以构建联动治理格局。     

主辅结构与模糊化运作:城市社区的简约治理机制

社区治理实践中的多元主体并未出现"共治"格局,而是呈现主辅关系。主辅结构及其协作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基层治理中的简约主义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奠定了当下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的基础。社区简约治理运作机制可以概括为"模糊化运作",包括模糊化分工、人情化动员、梯度化资源配置与柔性化权力运用等主要策略,是社区主辅结构在简约治理中的主要运作逻辑。陌生人社会和去政治化动员是社区简约治理演变的主要特点,并由此形成社区风险规避、选择性应付和去群众化的困境。其根源在于基层组织脱嵌化,这将透支简约治理赖以维系的社会性资源,社区治理演变成少数人的游戏,简约治理最终解体。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形态与路径探索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具有坚定的逻辑理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根本体现，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治理思想的价值底蕴，是习近平基层治理观坚持党建引领的创新与发展。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各地形成以机制创新、资源协同、技术融合、群众路线等内容为核心的基层党建创新的实践形态与基本经验。回应基层社会中的现实问题与民生需求，需要从政治引领、组织引领、能力引领、机制引领等方面为重点，提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效能。     

链块结合: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北大核心CSSCISSCI

超大城市社区的出现在解决城市居住问题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城市发展悖论”迫切需要政社协同治理。基于公共服务链和模块化理论,构建了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治理机制创新分析框架。以北京市“回天地区三年行动计划”为例对该框架进行实证分析和比较,发现超大城市社区政社协同包含横向“链”和纵向“块”两种混合治理机制,其中,“链”有利于扩展公共服务分工,提高公共服务的敏捷响应能力,“块”有利于增加多元公共服务主体,提高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能力。两种机制之间的相融互补,对政社协同治理的有序运行与效能产出产生影响。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

正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韩正同志也表示,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只有基层基础实,工作才会实。可以说,摸清当前基层建设中的突出问题,大胆创新,锐意改革,扎实推进基层政权建设,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事关上海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改革和发展的全局。     

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与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势必带来社会发展各方面的变化。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来审视当前的基层社会治理,可以清楚地看到,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治能力不足、依法治理理念不够深入、形式主义现象依然存在、行政化特征明显和多元共治机制不畅等问题。要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对基层社会治理提出的新要求,应该在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基层,充分发挥基层群众自治的积极作用,发挥法治保障功能和科技支撑作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协同各方治理主体,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商治理模式,构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整体智治:城市基层数字治理的理论逻辑与运行机制 ——基于杭州市S镇的考察

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结构性和功能性双重困境,整体性治理、多元协同治理、政策网络等解决思路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困境,但同时还存在诸多不足。大数据时代,将数字治理技术与整体性理念相结合进行基层治理创新,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新型路径。杭州市S镇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促进结构重组,充分融合基层现有一切可及的资源,并通过平台融合、数据融合、业务融合,对原有治理功能进行重塑,形成既具有整体性又兼具智慧性的整体智治治理模式,解决了基层治理困境,提升了基层治理绩效。整体智治的主要运行机制包括功能替代机制、资源融合机制以及多元互动机制等。基层数字化治理改革中,需要通过建设统一平台,促进数据互通;整合基层力量,理顺协同机制;坚持需求导向,增强基层协商;完善治理网络,吸纳多元参与,以整体智治机制实现城市基层治理现代化。     

“后扶贫时代”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的协同逻辑及政策选择

2020年脱贫攻坚取得胜利以后，我国治贫阶段进入“后扶贫时代”,扶贫工作重心也由消除绝对贫困进而转向相对贫困治理。当下，乡村振兴仍然聚焦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总目标，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突出最首要的问题便是相对贫困治理。从政策协同理论的视角看，相对贫困治理与乡村振兴在协同主体、协同内容与协同机制三个维度具有内在逻辑关联。为此，可通过主体协同共治、内容衔接共通和机制协同互促的方法来促进其有效协同，并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多维识别标准、统筹城乡相对贫困治理、转换“输血”扶贫模式等四个层面的政策选择来提升贫困治理效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