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扶比处罚更有价值 地方检察机关在“法外”下功夫

<正>2022年4月,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地方检察机关在实务中积极探索。中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发端于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下称“最高检”）开始部署相关改革试点。经过三年探索,地方检察机关在实践中通过“简式合规”模式、多方共建、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及行业合规治理等搭建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机制。     

检察机关主导企业合规：正当性与有限性

检察机关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依法开展企业犯罪相对不诉适用机制改革有着绝对的正当性,但在企业合规改革中,检察权的边界必须清晰。检察权的公益性是检察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理论依据,法律监督权是检察机关主导涉案企业合规之法理基础。主导涉案企业合规,检察机关需有机融合运用现有的刑事司法制度,充分发挥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等监督手段。检察权是公权力,检察机关要时刻关注职权的有限性,认识到刑事合规只是企业合规的内容之一,刑事合规第三方考察评估与监管务必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方”,保持独立性与专业性,以维护司法公正,捍卫司法公信力。检察机关在主导企业合规的实践中罪刑不能违背法定的基本原则,保护企业的同时不纵容犯罪;同时需加强与公安机关、法院的沟通配合,使企业犯罪得到社会治理和源头治理。     

把握好涉案企业合规中检察建议制发的关键点

检察建议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何持续发挥其优势,有效解决实践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一、涉案企业合规中检察建议适用存在的问题(一)合规检察建议内容的精准度、深入度和专业度仍有不足。公司治理、企业管理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性、专业性工作,涉及多个学科、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     

涉案企业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实践与发展

自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开展以来，检察机关将涉案企业合规案件与检察听证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合规+听证”的多种实践模式。目前，此类实践模式的优势未能充分发挥，其致因主要包括与合规材料审查相适应的专门规则缺失、第三方机制专业人员能否成为听证员的规定模糊、听证员组成标准难适应合规案件办理需要、有利害关系的人参与听证机制不明等。对此，着眼于涉案企业合规立法化趋向，应当转变检察听证体系设计理念，完善合规案件听证员制度，建立合规材料审查听证规则，保护利害关系人合法权利，针对性地健全合规案件适用检察听证制度的方案。     

行政检察视域下的企业行政合规问题

企业合规治理在我国法治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以行政检察切入企业合规建设工作机制尚未得以构建,企业合规制度在行政监管领域的正向作用亦未充分展现。契约行政理论、行政处罚“目的论”、现代国家与现代企业治理理论为企业行政合规提供了理论依据,检察机关“合规成果行刑互认机制”“首违不罚”的行政检察监督、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为该项工作提供了可行性参照。针对目前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工作的机制缺失,应从明确检察机关在企业行政合规中的监督角色定位,推动行政、刑事领域企业合规的一体贯通以及以检察建议助力社会治理三方面积极探索构建有效的检察机关参与企业行政合规的工作体系,进而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与刑事一体化涉案企业合规检察工作机制。     

涉案企业合规应深化刑行衔接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的全面推开,检察机关急需加强制度建设,尤其是规范涉案企业合规程序的刑行衔接,以充分释放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红利,依法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涉案企业合规中的刑行衔接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3款,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检察机关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合规司法制度的检察样本——评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展示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鲜活实践，反映了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检察思维。第四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对企业合规整改情况及效果的描述更为细致和全面，基本按照案件办理的流程完整介绍了企业合规整改的酝酿、启动、开展和验收等环节，通过实例诠释了相关规范，对推进改革有较强的指引作用。从这些典型案例可以发现,当下的企业合规程序具有检察主导、专业适配、程序透明、行刑协同、延伸治理等特征。未来选取合规典型案例应向大型企业拓展，向侦查阶段延伸，并注重厘清合规整改与刑事责任的关系，明确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管委会的定位。     

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联盟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因部分国内企业缺乏合规经营意识及合规风险防控能力,导致其所面临的法律风险急剧增加。晋江市人民检察院根据本地民营经济发达、企业合规建设需求大的实际,从源头治理的角度牵头辖区25家单位成立民营企业合规建设服务联盟,构建"合规体检+涉案企业刑事合规+合规人才培训+专家论坛+法治教育"五位一体服务格局,并注重解决合规报告的运用、保密原则的落实、第三方组织独立性的保障、行业合规指引内容的确定等问题。在实践中,将进一步探索完善企业合规人才培养机制、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等,为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贡献检察力量。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立法完善与监督评估实践创新

推进立法完善与增强合规质效，是新阶段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纵深发展的基本维度。立法完善要综合考量刑事实体与刑事程序，渐次推进。单位犯罪归责要在法教义学下保持本质内容与外在形式辩证统一，保持主客观相统一，实现归责机制“合规调适”。刑事诉讼法中，应设立单位合规特别诉讼程序，建立合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明确案件适用范围、行刑衔接、合规考察期设定等；法律的修改既需要理论支撑，更需要实践的证成，这与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成效直接正相关。综合有效合规计划、检察主导作用发挥等重点环节的改革创新，数字化是监督评估质效的关键变量。通过探索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数据模型，推进第三方机制数字化监督评估平台、规则与机制建设，建构涉案企业合规监督评估算法治理范式，是提升单位犯罪治理效能，检验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成效的有效手段。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的制度建构

涉案企业合规行刑衔接主要包括“行政违法向刑事犯罪递进”的行刑衔接和“刑事犯罪向行政违法回转”的刑行衔接，实践中均面临一些运行困境。应当完善企业违法调查中的行刑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可以提前参与行政机关对企业违法行为的调查程序，落实行政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企业犯罪案件的立案衔接。应当拓展公安侦查程序中的企业合规治理，并加强执法司法合作。完善企业合规案件在审查起诉程序中的刑行衔接，联合开展企业合规考察评估等工作，合规整改并不免除涉案企业在法律上应受之行政处罚，提高行刑处罚结果互信互认及行业合规治理效果。     

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

我国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三年多以来，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的保护方向值得肯定，但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司法限度仍有待总结和反思。企业合规是企业风险管理的同义语，企业的合规动机是企业利益最大化；企业合规整改的永恒逐利性、检察合规监管的经济利益衡量，为合规激励的扩大化埋下了隐忧。基于单位犯罪混合意志论和责任分离论，涉案企业与涉案人员在刑罚层面可实现责任个别化，企业合规刑事激励的对象只能是企业而非涉案人员，合规监管的适用范围只能是企业犯罪而非自然人犯罪。基于实体法的量刑原理，在从宽范围上，事后合规换取的“相对不起诉”仅针对企业轻罪而不适用于企业重罪；事前合规难以成为企业犯罪的实体出罪事由，不能夸大组织体责任论的教义学功能。在未来合规改革的实践深入及立法推进中，应优先注重罪刑法定的追诉限缩意义、“企业合规从宽”与“特定犯罪从严”的刑事政策协调、企业合规整改实效的长期验证，避免落入“合规陷阱”。     

合规改革背景下企业犯罪行刑平行执法程序构建

在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中，传统行刑衔接程序以检察监督职能为纽带，在合规互认、合规监管接力等方面陷入困境。企业犯罪的双重违法性和行刑机关的权属分立使企业竞合责任的处理程序成为固有难题，“先刑后行”和“先行后刑”都会降低办案效率，无法合理落实“一事不二罚”原则推动形成的“一体化处罚观”。域外国家在面临相似问题时改先后执法模式为平行执法模式，鼓励行刑机关配合执法，以“捆绑式和解”处理企业犯罪案件。我国应将企业犯罪的主要办案顺序由“行刑衔接”改为“行刑平行”，结合第三方机制的本土经验，由行刑机关联合成立委员会，指导办案人员在保障执法和司法独立性的前提下，在调查取证、协商和解、合规激励等方面形成配合。     

这些案例意义非凡 最高检负责人解读第三批合规典型案例

<正>2022年8月1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第三批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这是当年4月最高检部署在全国范围全面推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工作之后,首次发布涉案企业合规典型案例。该批典型案例从检察机关近期办理完结的案件中选出,充分考虑大中小微不同企业类型合规特点,既有针对大中型企业开展的专项合规,也有对小微企业开展的简式合规,典型案例更具代表性。     

小微企业简式合规程序的检察探索

司法实践中，我国企业合规案件主体多为中小型企业。小微企业适用刑事合规，具有合规基础薄弱、合规风险相对集中、合规激励对其效果有限等特点，因此探索适合小微企业合规特点的合规程序就有了紧迫性。通过简化程序，注重实质考察，探索差异化的简式合规审查模式与考察标准，构建一条适合小微企业“治罪”与“治理”并重的简式合规道路，是拓宽检察机关服务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渠道途径，更是创新企业犯罪司法治理模式的重要举措。     

涉案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的体系化建构

对涉案企业合规承诺与整改有效性的评估与确认,是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中的关键环节与核心内容。一份有效的合规计划必须表征出涉案企业经过合规整改而减轻已然之罪的违法性和有责性,消除未然之罪的再犯可能。在建构涉案企业合规计划有效性标准时,应从“技术一文化”二元视角、“实体一程序”双重维度、合规整改负面清单制度等方面着力,以打造兼具原则性价值引领与规范性操作指南的立体式合规有效性评价体系,使合规计划有效发挥减轻涉案企业之罪责及犯罪免疫的功能。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空间与路径

在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中,并非每个涉案企业的财产性利益均遭受侵害,且本罪保护法益应为公平竞争机会,保护的直接对象是市场潜在竞争主体,企业非该罪中纯粹的“被害人”,因而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对这类案件应当是有适用空间的。企业对促进本罪法益恢复的优势与对自身所创设风险的管控义务,为在本罪案件中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提供了正当性基础。为实现积极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促进企业规范发展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目标,对这类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应当坚守企业自愿原则、明确损益平衡、聚焦专门整改。只有经过对适用基本条件、利益损失、自愿性、企业过错等关键要素分步骤、层次化的判断,才可以分别对符合“合规激励”类型的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案件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并对符合“积极引导”类型的案件适用非涉案企业合规。新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十二)》进一步加强了对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的防范治理,对该类犯罪积极探索适用涉案企业合规制度,有助于促进企业高质量成长,从而真正实现保护民营企业、民营经济的合法权益,助其行稳致远的目标。     

美国合规监管人监督涉案企业的实践、制度及借鉴

基于维护自身职业声誉的需要和协议、制度的约束,美国合规监管人根据合规监督协议实质性履行监督职责。合规监督范围与涉案企业的非法行为及相关的合规缺陷相匹配。由合规监管人、美国司法部和涉案企业共同协商确定审查工作计划,减少后期分歧,防范合规监管人怠于或者越权监督。合规监管人按照工作计划开展审查并接受检察官的动态监督,在审查结束后撰写包含合规监管人的履职情况、审查范围、合规计划的有效性、提出建议等内容的合规监督报告。建议借鉴美国的经验和制度,围绕涉案企业的非法行为及其机制缺陷设计合规计划,多方参与制定详细可行的合规评估工作方案,完善机制督促“第三方组织”实质性履行监督职责。     

涉案企业合规的价值、理念及审查适用

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全面推开以来,合规机制初步建立,案件量持续增长,改革效果逐步显现。但要持续深入推进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还需加强对涉案企业合规的价值、理念和审查适用的研究。检察机关作为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提出者和倡导者,应明确定位涉案企业合规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运用实质审查的方法,从企业自身和国家司法公权力两个视角严格把握企业合规的适用标准,保障涉案企业合规考察程序规范化运行。     

来自合规改革“深水区”的思考

<正>“在涉案企业合规中，感受到了司法的进步！”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企业合规司法适用的办案标准体系”研讨会上，一位参会者如是说。时间推回到2020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上海、江苏、山东、广东等地6家基层检察院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2022年4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面试点改革。如今，社会各方已逐步形成共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是经济的细胞，企业有活力，经济才能健康发展。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既要防止“办了一个案件垮了一个企业”，又要通过办好每一个案件，促进企业乃至行业规范发展。     

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的实践样态与建构路径

企业合规不起诉是推动检察机关深入参与社会治理和主动延伸检察职能的重要创新举措。最高人民检察院在试点地区推行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既是优化营商环境，保护民营企业的政策要求，也是主动延伸检察职能，激活不起诉裁量权的应有之义，还是现代刑事司法模式转换，犯罪惩罚轻缓化的时代趋势。目前，我国企业合规不起诉主要内嵌于相对不起诉制度之中，具有放过“企业和企业家”之双重效果，其主要适用于中小微型企业实施的轻微犯罪，并与听证制度、第三方机制以及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结合紧密。实践中，其还存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滥用、涉案企业合规考察期限过短、企业有效合规标准不明确以及合规监督管理机制失灵等问题。在未来发展中，应当及时修改法律建构独立的企业合规不起诉制度，确定一定幅度的合规期限并设定科学的监管体制和合理规制检察机关的自由裁量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