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寅、胡宏为湖湘学奠基

湖湘学的奠基者是胡安国的儿子胡寅、胡宏。胡寅儒佛邪正之辨，是从道学家道统论立论而辟佛的，他守儒家三纲五常而辟佛不忠不孝，违背伦理道德；不穷理尽性而至于命，而以万物皆空；反对佛教三世轮回说等。胡宏思想路线，是其对父兄胡安国、胡寅“心与理一”思想路线的继承和阐扬。正由于胡宏的道性形上学的本体学的哲学个性和特色，而为湖湘学奠基，并为湖湘学与程朱道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三奠定基础，与其学生张拭哲学思想发展开出新的精神路向。     

《成唯识论》对阿赖耶识存有之教证

瑜伽行派所依的许多经论如《阿毗达磨大乘经》、《解深密经》,及《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等都曾论及阿赖耶识之存有问题。作为新义唯识经典的《成唯识论》更是广引大小乘经藏佛陀圣言量,以"教证"方式集上述阿赖耶识证有思想之大成,深刻诠释了阿赖耶识在唯识学乃至整个佛教哲学中的建构逻辑、核心地位和重要意义。     

唯识哲学对说一切有部法执思想之批判——以《成唯识论》为中心

说一切有部是《成唯识论》重点批判的小乘部派。此派尽管在佛教史上影响深远,但其"法有"见却不符合"三界唯心"这一根本的非实在论佛教哲学精神。护法等论师从大乘唯识哲学出发,缜密批判了有部妄执"法有"的邪见,深刻体现出中期大乘佛教对小乘部派的超越精神。     

外来佛教文化对我国传统哲学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初年传人中国，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漫长岁月。它对于中国思想、政治、文化、艺术、科学，及中国土生的宗教——道教以至于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传人东土之始，与玄学结合，逐步形成不少派别的般若学和“涅架佛性”学说，后来又逐步发展成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和禅宗等。隋唐时期，佛与儒、道三派鼎立，并曾取得一定的支配地位。后来虽然逐步削弱，但禅宗一派在宋及以后思想界和社会上一直具有重大的影响。所以说在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上，佛学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如果想弄清楚汉魏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脉络，而不懂佛学，那就不大可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佛学思想是汉唐以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论佛教唯识学的对象理论

对象理论集中体现了唯识学的理论特色。本文从现代哲学的视野，通过对万法唯识所变、相分、所缘缘、三类境等命题的解析，系统阐述了唯识学的对象理论。唯识家一方面坚持万法唯识的理论原则，同时对现实世界的实在性和价值也没有简单地否定，唯识学力图在意识范围内解决表象如何与生活实践相符合的问题，具有融汇、超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倾向。     

礼学——朱子学研究的新方向

朱子的天理论思想,向来是中国哲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理学的哲学化对于呈现朱子思想内容做出了很多贡献,不过,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始终没有对其学问标准进行过反思。在这种情况之下,朱子学的研究随着中国哲学学科发展,呈现了碎片化的面貌,丧失了对其内在一惯性及学问一体化之研究方向,无法呈现朱子学对于儒学及哲学发展所应当有的贡献。当反观朱子自己对"理一分殊"思想的运用时,我们发现它被朱子用来说明礼仪的起源,作为廓清儒者经学研究、议论南宋国家层面礼制推行的依据,推动着儒者礼仪实践活动。在"理一分殊"的理念之下,礼仪是礼的经验形式,礼经是礼的文字形式,皆是礼的一理分殊。如果我们能够先放下现有的哲学学科标准及经学知识框架,对朱子的礼学作品进行更加内在的研究,那么无论对于哲学还是经学的发展将会有更大的启发。     

真知与道德:章太炎的宗教思想逻辑

以民族革命需要发起国民道德为最初目的,以"不失真"的佛教唯识理论为论证资源,最终在"理"与"势"的对立中,回到对现实所需的坚持,章太炎宗教思想的内部逻辑由多条线索发展交织而成,呈现出错综复杂、甚至不乏矛盾、断裂的形象。然而,正是通过这理论的断裂与矛盾之处,我们得以窥见,晚清的知识分子在新与旧之间、西方与东方的不同思想体系与传统之间、现实与理想之间挣扎徘徊的痕迹。     

试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

试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关系●方光华天人之学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它的内涵非常复杂。天人之学中的天，并非完全等同于自然，天人之学也不止是自然与人类关系的学说。本文选择其中三个问题试作论述。我认为在所述三个问题中，中国古代哲学有儒、道、佛三种理...     

佛教的财富现及其实现意义

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一直有所谓的“义利之辨”，传统的儒家哲学往往将义和利对．立，因此大多耻于言利。佛教在传人中国的历史过程中，出于弘化的目的，自然要随顺这种财富观念，所以，从表面上看，佛教似乎更强调世俗财富与出世修行之间的对立性。另外，佛教是一种宗教，最终指向出世的彼岸世界，必然要强调超越世间与克服世俗的欲念，而财富经常被理解为欲望的象征，这更强化了财富与佛法的对立。     

梁漱溟文化思想的演变

梁漱溟是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的著名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现代新儒家学派的开山人物。对中西文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与重建以及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憧憬与探求，几乎成为他一生的事业。梁漱溟的文化思想集中体现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和《人心与人生》等著作中，其文化思想的理论建构是以哲学为基础的。前期文化思想以佛教唯识学和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等为基础，后期文化思想则主要以他自己形成的道德哲学为基础。梁漱溟一生的文化思想多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其思想的转变过程…     

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和传统哲学的终结

毛泽东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毛泽东哲学体系就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在中国传统智慧中提炼出来的“实事求是之学”,它终结了中国传统哲学,同时开辟了中国哲学从方法论讨论事和理的关系的新路。     

胡适与佛教

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反对的是宗教迷信,对于宗教哲学和宗教信仰并不完全反对。他的容忍思想体现了科学主义信仰中的准宗教音调;他的新宗教观援自儒家＂三不朽＂;＂管取佛欢喜＂体现了胡适对佛教奉献精神的吸收;胡适对佛教由神秘体悟到科学研究对佛教转型起到一定作用;他选择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研究佛教。     

从古印度宗教观念的发展看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人类的一切文明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着追寻终极无限、力图超越现象之有限的丰富内容,宗教哲学是这种追寻的集中体现。古印度宗教文明的发展,正是古代雅利安人从《吠陀》时代起,经过《奥义书》时代再到佛教时代,追求终极无限的结果。信仰和理性是推进印度宗教终极观念演进的两大工具,人们的理性思考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完备,佛教的产生不仅是这种理性思考发展的顶峰,同时,还最终完成了对理性与信仰二者的超越。佛教的这种哲学方法对现今困境多多的主流文明无疑可提供重大的借鉴。     

论两种语言哲学观的研究基源、目的和走向

不同的地缘及政治文化环境塑造了两种迥然的语言哲学观。刻求"至知"的西方哲学家坚持"言尽意"论,致力于语言的精确明晰以及围绕其建立完备周密的逻辑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近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却也令其身深陷语言割裂性的囹圄而无法自拔。中国哲学家较早认识到"言不尽意",跳脱了语言的固有局限,而其树立道德伦理的哲学本质和实用主义思想使中国语言哲学更早地转向了对语言价值伦理和语用功能的探讨,却致使中国科学长期"重技轻理",裹足不前。辩证看待两种语言哲学观在研究基源、研究目的和研究走向的交集和相异性,扬长避短,将对中国语言哲学之复兴与弘扬大有裨益。     

诠释学的方法和哲学观的转变——哲学本性的历史考察、理论反思与现代理解

"什么是哲学"问题的症结,在于通过什么方式如何理解和怎样把握"哲学是什么";哲学诠释学的理论和方法,为正确理解和理论把握哲学本性及其规定提供了一种有效途径和现代方式.任何对哲学本性的理解和解释都不具有终极性质.在现代理解意义上,哲学,是一门研究问题既确定又不确定、问题性质既终极又普遍、其产生领域既前沿又尖端、其解决方式既逻辑又非逻辑的特殊学说;它是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而又同时兼具科学与宗教双重属性和功能的一门特殊综合学科;哲学是时代内容要求的理论表达,是时代精神精华的思想表现,是主体价值追求的自我意识,是社会文明活的灵魂的观念展现.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

公共行政学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题中之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公共行政学,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尤其是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导向;必须做到古为今用,不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治国理政的精华思想,全面科学地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行政改革取得的成功经验,从而建立起中国化的公共行政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必须做到洋为中用,学习借鉴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紧跟世界公共行政研究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从而不断推进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     

澄清宗教问题的五点偏见

长期以来,宗教问题有五个认识偏见,一是认为宗教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这是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本质论述的片面理解。二是认为宗教是唯心主义的世界观。问题不在于宗教是不是唯心主义,而在于用唯物唯心来划分哲学派别本身是对恩格斯论述的误解。三是将宗教等同于迷信。宗教虽然包含迷信,但并不是盲目信仰崇拜神仙鬼怪,如佛教强调的是破迷开悟,佛教有佛学,道教有道学,都是理论论证。四是认为宗教反对科学。其实宗教和科学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层次,满足人的不同需要。宗教使人的精神达到一种新的境界,科学使人的生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五是认为宗教给社会传递的是负能量。从宗教的主旨来看,是教人要有爱心,要止恶行善,是努力向社会提供正能量的。宗教正能量发挥出来,其意义不可低估。     

科学、哲学及其它

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最后支撑点的追求 ,这种追求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人们思想中的一些根本信念、最高原则和一般方法 ,表现为人们对待整个世界的总的态度。这就决定了哲学的方法不能局限于某种实证的或纯粹直觉的方法范围内 ,而应是实证与思辨、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因此 ,那种企图依照某种具体的科学方法来建构哲学体系的做法 ,是不足取的。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不加区别已经是很远的事情了。在哲学发展的初期 ,它是包罗万象的智慧之学的总称 ,这时的哲学与其说是哲学 ,还不如说是哲学、科学、甚至还有宗教在内的三者的混沌统一体。因为从文化人类学…     

雪窦山名山建设初见成效

正"应梦名山"雪窦山的弥勒文化与民国文化有着深厚渊源。1932年,太虚大师应邀出任雪窦寺方丈,精研弥勒唯识学,致力于雪窦山弥勒道场建设,倡议雪窦山为中国佛教第五大名山。太虚大师在任雪窦寺方丈期间,编纂《雪窦小志》,积极倡导"人生佛教",重视佛教教育,大力推行佛教革新,对中国现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雪窦寺进行重建,受到了台湾佛教界和信众的大力支持,弥勒宝殿前还有石碑记录了这段佳话。名山建设工作     

学术性哲学批判与科学创新

科学史上的哲学批判可分为信仰性哲学批判和学术性哲学批判两种类型.信仰性哲学批判往往是一种以哲学批判的形式出现的对自然科学的政治压制或宗教迫害.学术性哲学批判作为追求知识、探索真理的创造性活动,有助于科学家更新思想观念,筑牢科学创新的信念支撑;有助于科学家拨开理论迷雾,找到科学创新的有效路径;有助于科学家强化责任意识,把握科学创新的正确方向.学术性哲学批判是以批判者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规范为前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