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完善

长期以来,由于立法和司法实践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存在较大缺陷。证人不愿或拒绝出庭作证、证人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等现象普遍存在。本文指出为了推进我国司法制度改革,实现正当的刑事诉讼请求,体现司法公正,必须重视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建设。要在正视现存的证人制度诸多缺陷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并借鉴外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具体措施完善证人制度。     

论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地位

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关于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地位属非诉讼主体地位等观点存在明显的理论上的缺陷。辩护律师在现代刑事诉讼中具有诉讼主体地位是由辩护律师的辩护职能、控辩平衡等因素所决定的。     

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的缺陷与规制

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设定告知程序，有利于保障诉讼当事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目前，刑事诉讼审查起诉阶段对于告知程序的规定相对简单并存在一定缺陷，司法实践中未予告知、难以告知、迟滞告知和敷衍告知等现象较为普遍，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因此，亟需对我国审查起诉阶段告知程序进行重构和完善。     

刑事诉讼目的新论

“惩罚犯罪”作为我国刑事诉讼的两大目的之一,存在六大缺陷。刑事诉讼的目的应当是“发现真实、保障人权”。“发现真实”的“真实”是一种法律真实。“发现真实”作为刑事诉讼的目的,有助于实现我国诉讼认识论和刑事诉讼构造的转变,在证明标准等问题上促进我国证据制度的发展。     

浅论我国刑事审级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实行的是两审终审制度。经过多年的司法实践,其暴露出了不少缺陷。一方面,它影响了我国刑事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影响了我国法院刑事判决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法学理论界、司法界中,越来越多的人都设想过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度为三审终审制。本文将浅析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审级制度及其缺陷的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两审终审制为三审终审制的设想,并进一步阐释三身终审制的优越性。     

论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的缺陷及完善

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在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刑讯逼供、超期羁押、非法取证、冤假错案等都表征了中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之缺陷。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机制之内外关系、实践中提出了机制问题性、程序正义信仰之制度基础三个方面看,在追究犯罪与保障人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中,人权保障的实现需要以一种整体的、系统的方式调控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构建起有力的人权保障机制。     

论刑事诉讼中的重新鉴定

重新鉴定是鉴定救济的一种重要途径,它在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综观我国刑事诉讼相关法律,有关重新鉴定的规定甚少,可操作性不强,甚至存在众多缺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重新鉴定程序的启动频率较高,造成了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损害了司法的尊严。鉴于此,有必要找出刑事诉讼法律对重新鉴定问题规定存在的缺陷,并针对缺陷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从而完善我国重新鉴定制度。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方向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司法公正呼唤证人出庭作证——浅谈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制度的完善

证人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彰显公正的需求,证人出庭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的现状,新刑事诉讼法对证人出庭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规定和完善,有一定的进步,但还存在缺陷和不足.     

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而刑事诉讼监督是其中一重要监督部份,本文现分析其内涵和现状、缺陷和设想,并对完善刑事诉讼监督的实际工作提出相应建议。     

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保持刑法与市民感觉、国民规范意识之间的一致性 ,以保持刑法的亲和力 ,并使之获得公众对刑法的认同感 ,在我国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刑法理论在因果关系、不作为犯、违法论、故意、共犯、责任论等问题上都充分考虑了公众认同感问题。公众对刑法的认同包括对“生活利益的重要性”和“规范有效性”的认同两个方面。作者进一步指出 ,今后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要更多地考虑公众认同 ,就必须注意三方面的问题 :理论总体思路的调整 ;在具体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和反思 ;鼓励市民介入刑事司法裁判过程。     

论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

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是我国刑事证据制度问题研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法官对某特定的勘验、检查笔录是否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依据,是勘验、检查人员制作勘验、检查笔录的“行动指南”,也是刑事诉讼参与人质疑其能否作为“定案根据”的依据。从关联性、客观性和合法性三个方面探讨勘验、检查笔录的采用标准,以期为刑事诉讼实践,尤其是勘验、检查主体制作笔录提供理论方面指导。     

暂缓起诉制度在中国的展开——以能动检察为背景的分析

检察机关能动地运用检察权,可以适应社会情势的不断变化,更好地解决刑事纠纷,实现实质的公平正义。暂缓起诉制度作为能动检察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基本目的和自由裁量权方面,和能动检察有着相当的耦合。目的刑论和起诉便宜主义是暂缓起诉制度的正当基础。总结司法实践,可以从适用条件和附加条件两方面对中国的暂缓起诉制度加以构建。为了防范权力滥用,有必要从决定程序和救济程序的角度对暂缓起诉制度加以制约。     

侦查基本原则新探

本文从分析侦查的基本原则与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决定侦查基本原则的两个关键因素——侦查目的和侦查价值,从侦查的程序法治性原则和技术性原则两个层面阐述了侦查的基本原则。     

刑事诉讼谦抑论

刑事诉讼谦抑具有历史规律、思想理念、法律制定等三个层面的含义,包括萎缩性、最后性、克制性、妥协性、宽容性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刑事诉讼谦抑化的过程以及谦抑理念的形成,具有广泛而坚实的刑事法一体化基础:刑法学基础、犯罪学基础、刑事政策学基础。应当考虑我国的制约因素,结合刑事诉讼谦抑的价值与限度,有意识地把谦抑理念逐渐融入到刑事诉讼立法与司法当中,以期形成较系统的谦抑制度。     

论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的救济

阐述刑事赔偿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科学内涵,阐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具体范畴,并对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责任免除作了阐述。认为刑事诉讼的动态平衡被打破符合刑事追诉的认识论规律,刑事赔偿是对刑事诉讼进行救济的重要途径。指出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遭受侵害是刑事诉讼动态平衡被打破的标志,对遭受侵害的合法权益本身进行救济,实质是对动态平衡被破坏的刑事诉讼程序的间接的救济。刑事赔偿救济刑事诉讼的范畴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的救济、侵犯生命健康权的救济以及侵犯财产权的救济等。     

刑法信仰的根基

刑法作为一种规范,不论是立法、司法都深深植根于某种特定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中。它自身会受到该文化和制度的制约。但是,刑法必须体现人的一定欲求。因为,只有刑法的价值真正体现出对公民作为人的本身的价值关怀,才能得到公民的信仰,刑法自身才具有生命力。于是,我们看到刑法的信仰获得就是这样一个互动过程:刑法是保障和发展公民人权的大宪章,寻找到了公民信仰刑法的根基;同时,公民通过遵守刑法和维护刑法的价值坚定对刑法的信仰。刑法信仰的根基就在于刑法必须植根于人的欲求中,体现出人的欲求,不得违背"常情、常识、常理"。因此,我国现行刑法要想获得信仰至少必须做到:刑法价值真正的转变;刑事解释的公正;刑事普法的观念转变。     

法理视野中的刑事诉讼效率和期间:及时性原则研究

公正和效率是现代司法的两大价值目标。司法效率的实现有赖于刑事诉讼法对诉讼期间的科学规范和司法实践对法定期间的严格遵守。为此 ,及时性原则已成为各国指导诉讼效率和期间的基本准则 ,它要求控制诉讼时间、提升诉讼节奏、简化诉讼程序。我国的刑事诉讼在诸多方面贯彻了及时性原则的精神 ,但也存在着检察院单方面决定延长羁押期限、对集中审理缺乏规定、简易审判程序类型单一和功能受限等问题 ,有待完善。     

试论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混淆了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在证明标准和证据规则方面的差别 ,以刑事诉讼程序取代了民事诉讼程序 ,异化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 ,不利于维护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 ,违背了程序正义的要求。由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存在与生俱来的不可克服的内在制度性缺陷 ,无法通过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立法来消除其弊端 ,未来应当彻底取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法律文化差异与中美侦查制度

中美两国的法律文化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以及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等层面的取向上存在明 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深刻地反映在两国侦查制度在侦查组织制度、侦查行为、侦查程序结构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之中。比较研究表明， 美国为其侦查制度在法律文化中政府权力向个人权利的妥协的价值取向而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同时，我国在借鉴与吸收某些西方的 诉讼理念与制度的过程中，不应忽视中西方在法律文化上存在的差异。